第一节 古人关于小说原初之事理喻说

对某些一时难以说得清辨得明的问题，人们往往会采取“喻说”方式阐释之。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关于语言特殊表达形态以及思想意识的普遍模式的喻说理论^[2]，但也常常对认知对象加以深入浅出地喻说。在小说原初问题上，我们的先人曾采取过这种喻说智慧。按其话语体系可以一分为二：即子书祖述喻说与史乘源流喻说。

一 以子书为小说之祖的喻说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特别看重宗法关系，讲究血脉传承，故而凡事总惯于按照“寻祖觅宗”的谱系思路进行认知。所谓的“祖述”喻说即认为后来的小说文体是传袭此前小说文体的结果，既强调后起小说与此前小说之间的血脉关联，又强调二者之间的血亲性遗传变异。在关于小说原初问题的探索上，这种喻说方式一度非常风行。

历史地看，“祖述”喻说出现较晚。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读诸子·庄子》开始强调：“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3]将想象放诞、善于写不必有之事物的庄子视为诙谐小说之祖。

明代人在以“祖述”话语来探索小说原初问题时，时而讲源自作者，时而讲源自作品。如谢肇淛《五杂组》曾说：“《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俱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4]乃是以《夷坚》《齐谐》两部作品为小说之祖，并通过数落小说历程，奉“叙事”为小说行文之规范。《夷坚》是上古时期的博物贤者夷坚所记之书，《齐谐》是《庄子·逍遥游》提到的一部志怪之书。谢肇淛等人将小说之祖追踪到《夷坚》或《齐谐》，是为凸显其虚幻怪诞的文类性质。绿天馆主人（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叙》也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5]不仅将小说起始时间锁定在先秦周代，而且把史统之消散视为小说得以兴起的前提，此说未必允当，但将韩非、列子等诸子视为中国小说之祖，却也看到了小说的虚妄本质。可见，前人谈论小说本质所针对的多是《韩非子》中的《储说》《说林》与《列子》中的《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说符》等带有虚幻性质的叙事文本。总之，以诸子为小说之祖的“祖述”喻说，侧重于强调小说的虚妄血脉，有助于人们认识小说的虚幻性质。

在以“祖”喻说小说原初过程中，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开始通盘性地分类论之，讲得更为全面具体。其《四部正讹下》重申：“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与其同时代的谢肇淛等人持论大体一致，即认为志怪小说祖述《夷坚》《齐谐》，而这二书又从诙谐诡谲的《列子》《庄子》脱胎而来。沿着这种思路上推下索，胡应麟还一一为其所划分的小说类别分别找到了一两个始祖：“《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束晳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盖古今小说之祖，惜今不传，《太平广记》有其目而引用殊寡。”“《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6]分门别类地为各类小说找到了“祖”“先”或者“源”，将小说的谱系关系以及血脉传承关联进行了大致的梳理。

直至晚清，庄子、韩非子、列子等诸子或其著作常被追为小说之“祖”。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某门类小说之“祖”说。如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云：“《拾遗记》，艳异之祖，诙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予少时之论如此。”^[7]将东晋王嘉诙谐怪诞的杂史小说《拾遗记》确定为艳异小说之祖。

由此可见，各种追宗认祖的“祖述”喻说在一定程度上从遗传变异的角度为探索小说原初问题理出了一定的头绪，也对小说的虚幻性给予了较大程度的认可。

二 以史乘为小说源流的喻说体系

“沿波讨源”“观澜索源”“考镜源流”本是一套中国古老的学术理路。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曾提出“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8]论文之道；章学诚《校雠通义》也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9]的为学之路。在关于小说原初问题的探索中，相对于“祖述”喻说，“源流”喻说更具影响力。

早在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指出：“小说者流，其源盖出于稗官。”^[10]将小说之源推断为稗官所撰稗史。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于“稗官”“稗官野史”几乎成为“小说”的同义语。除了“稗官说”，在从作者身份探讨小说起源问题时，汉代人还提出过一种“方士说”。东汉张衡《西京赋》有言：“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11]此“虞初”乃汉武帝时的方士侍郎，曾以小说著作《周说》出名。所谓“小说九百”指的是《汉书》“小说家”所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在其影响之下，后人依然乐于以“虞初”命名各种小说选集。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小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乡村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可弹可唱者，通谓之小说。”^[12]是将小说之源归结为“子部”的。

相对于汉人以稗官或方士身份的作者为源的观念，唐代以来的“史乘”源流说影响更为深远。《隋书·杂传类序》指出：“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13]意思是说，古代的史官在扩展他们所记的内容时，自觉不自觉地夹杂了一些虚诞怪妄的故事。若追根溯源，那么这些被后人视为带有小说性质的虚诞怪妄故事，其实是史官附带叙述出来的。而后，刘知几《史通·杂述》更是提出了小说乃“史氏流别”说：“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14]认为各类“偏记小说”源自三皇五帝之列的神农炎帝和夏王朝的开创者君臣、益、夷坚以及周王室。《本草》《山经》《世本》《家语》等上古典籍，本来是与正史合流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流殊途。这种学说的思维逻辑是将上古各类杂书视为小说之源。继而，宋人撰写的《新唐书·艺文志序》亦云：“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15]也认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六大史官流派皆出于“史官之流”，而“史”理所当然是包括小说在内的六大文类之源头。

到了明代，史乘源流说得到发扬。如陈言《颍水遗编·说史》指出：“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16]此书一五一十地梳理了正史、杂史、类书与小说、家传之间的来龙去脉，指出“小说”是发自“正史”，而经由“杂史”而来的，其言外之意是，小说之“根源”在“正史”。又如，焦竑在其《国史经籍志》卷三“杂史类序”也指出，杂史“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其按语又云：“杂史、传说皆野史之流……若小说家与此二者易混，而实不同。”^[17]在辨析杂史、传说与小说的不同时，既强调杂史在记录琐细事件方面与小说相通，又将杂史、传说归属到“野史之流”。再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概括“小说”大类：“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18]此乃分门别类，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并对其流变踪迹有所概括。

尽管历代关于“小说”内涵外延的界定不一，但“史余”“补史”“史乘支流”“史稗同源”等“史氏流别”观念和说法与各种史乘源流说相伴俱生。基于此，现代学人既乘风破浪地发扬“观澜索源”“沿波讨源”传统，又乐此不疲地运用“起源学”“渊源学”等西方观念来解释小说原初问题。

三 祖述喻说与源流喻说之交互

相对于主要着眼于“子书”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虚幻”基因的“祖述”喻说而言，“源流”喻说重点落脚于“史乘”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元素。二者都重视有迹可循，且又都处于事理层次。况且，两种喻说也时常相互交叉、彼此浑融。如清代苕上野客《魏晋小说序》所说：“原其始，无论《左》《国》，梦卜妖祥，实古今小说之祖。”^[19]后来，陆亮成（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说：“夫往古小说以文言为宗，考其体例，学原诸子。”“文言小说源于诸子之学。”^[20]即以子学为小说渊源者，大意其实是混同于“祖述”喻说的。再如，邱炜薆《客云庐小说话·小说始于史迁》云：“史迁写留侯事，颇多怪迹，沧海、黄石、赤松、四皓，后之论者均断定都无此人。不过迁性好奇，特点缀神异，以为行文之别派。按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唐人虬髯、红拂盖本此义，以为无中生有者。”又引菽园语曰：“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21]既把“点缀神异”的《史记》视为小说滥觞，又将其作者司马迁奉为小说之祖。

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祖”还是“源”，都有“开始”“开头”“原初”之意。另外，“祖”还有“老祖”“少祖”之分，“源”亦有“远源”“近源”之别。古人在为小说寻祖探源过程中发现，小说除了文体驳杂，其秉持的观念还变化多端。经过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在清人看来，小说源流问题已经成为一笔糊涂账。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22]况且，中国小说的历史长河原本“烟涛微茫信难求”，因而欲求“正本清源”仍然只是一种奢望，各种争端在所难免。好在，探测某种源头活水并非小说原初形态研究的终极意义，其“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风景足以令人一饱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