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诚信价值观及其现实意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六处提及“诚信”，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理论力度。诚信价值观是道德主体对诚信的道德功能、实践诉求、影响变量、具体特征、建构路径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毛泽东诚信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当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诚信思想的研究尚薄弱，本文试论之，以期能够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提供借鉴。
一 价值取向：较早认识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功能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价值，而且从多角度进行了阐释。1912年6月，中学时期的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深刻论述了政务诚信的重要性[1]。传统诚信文化奠定了毛泽东对诚信的认知基础，1913年11月，他在《讲堂录》“修身”中记录了一段名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12月，在“国文”中又写道：“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2]”。在传统诚信文化的哺育下，毛泽东认识到，诚是指真诚、诚实，信是指讲信用、有诺必践；诚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规范，事关良好社会信用和人际互信；讲诚信就是对人对事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毛泽东身体力行讲诚信，1915年2月，他在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里诚实地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3]他极为推崇人际交友要真诚、守信用，1916年6月24日，他致信好友萧子升说“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诚恳地说：“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他批评说：“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4]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改造中国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思想道德建设，认为“思想道德必真必实”。[5]
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诚信价值的认识。1917年10月，他创办了公益性质的夜学，在首卷日志中总结道：“任事者为两部职教员，日中事繁，夜上精力或有□□，间因风两〈雨〉作辍，不免有失信用之处。”[6]并提出“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生信仰”。1917—1918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交际将受其障害。”[7]毛泽东的诚信思想还源自家庭环境，1919年10月，他在《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逛言，不存欺心。”[8]受良好家风影响，他极为关注社会诚信问题，11月，湖南赵五贞女士因包办婚姻而自杀，他认为媒婆制度是始作俑者，主张打破说谎的媒人制度。12月，他严词批评湖南矿务局局长向帝国主义出卖矿权：“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9]表达了对政务失信的强烈不满。1920年1月，在其签名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中，揭露了湖南督军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减成”发放却要学校出具收到“十成”的收据，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他奔走呼号开展“驱张运动”。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十分重视国人的思想文化建设。同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销售新书籍、传播新思想的文化书社。10月，他在第一次营业报告中谈到经营11家出版社书籍时，阐述了信用至上、诚信经营的思想：“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10]这是毛泽东平生唯一一次直接涉足商业活动。
以上文献表明，青年毛泽东对诚信价值的认识涉及个人品德、政治活动、人际交友、学校教育、男女婚姻、商业经营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高尚的道德修养情怀、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这不仅为他投身于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诚信道德认知基础，也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二 价值诉求：以诚信的态度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诚信的哲学基础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基本要求是诚实无欺，真实不伪，以真表诚，以诚认信。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理论原则、鲜明的实践观点以及对人民群众的终极关怀，显示了真理的强大魅力，具有“诚”的品质，其理论的效用，必须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开辟成功的道路，才能体现出来，才能被人们所信赖、信仰。毛泽东以诚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坚定、实事求是，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框架。
1.自觉追求真理，始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较早自觉追求真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员，他在批注《伦理学原理》时读到社会主义，1919年7月21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谈到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在同日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和1920年10月11日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均谈到了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0日，他在《文化书社通告诸君》中列出了经销的有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书籍[11]，25日，他回复罗章龙强调，改造中国，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2]。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对“主义”的“信守”。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
2.以诚实的态度，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和大众化理论信仰。如何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理论的效用，事关实践成败和理想信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大声疾呼：“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14]。他呼吁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彰显了求真务实的态度。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15]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1939年，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17]此后，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经典著作，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从实际出发，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2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18]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切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坚持与发展、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56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9]因此，毛泽东以求真求实“有的放矢”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理论和事业的新发展建构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信心和信仰。
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诚信风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和大众化理论信仰的经验，后来被邓小平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新时期开辟新道路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对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谱写新的美好篇章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三 价值理念：始终以全新的利益观破解影响诚信的核心变量
政党的理论信仰、指导思想决定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利益至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利益是影响诚信的核心变量，利益观是评判诚信的风向标和价值尺度。以诚实的态度，正确对待人民利益，不断建构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阐明了党的群众观、利益观，要求党员干部坚持集体主义，先人后己、真诚为民，不断建构社会信用。
1.实事求是承认个人利益，兼顾个人利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人民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毛泽东客观地指出，个人利益是个人生存的基础，利己本身无可厚非，他在早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指出：“人莫不以自存为鹄。”[2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要承认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利益，共产党人也食人间烟火，要尊重党员合理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他更强调满足群众的个人利益。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耕者有其田”，“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23]。1952年12月，他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号召“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4]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两次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25]
2.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集体主义。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精辟分析了由利己到利他的可能性：“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26]毛泽东始终以求“大真”“大善”的理念强调，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1921年11月，他提出“要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27]。大革命时期，他认为革命是要使“民族得到解放”“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28]。土地革命时期，他强调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9]。抗战时期，他反复阐明了党的群众观和利益观。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私自利是可鄙的，克己奉公是可敬的。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坦诚地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30]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1]12月，他又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2]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在1957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33]
毛泽东始终强调真心实意为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的优秀品质和政治诚信的先进理念。毛泽东承认个人利益、兼顾个人利益，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思想，不仅是共产党人永恒的政治理念，而且对当代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 价值表征：准确阐明党员干部讲诚信的形象特征
组织形象是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形象就是影响力、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早在1920年冬，毛泽东在长沙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就谈到“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34]，“真同志”区别于“假同志”，实质是组织成员的诚信问题。毛泽东准确阐明了党员干部讲诚信的基本特征。
1.个体形象：坦白忠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求真务实。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讲诚信，在个体形象方面表现为讲真话、言为心声，干实事、不务虚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阐明了党员对党组织要诚实、坦白、忠诚，对革命理想和党的纪律要有坚定性和自觉性。1937年9月，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35]1939年5月，他批评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36]1943年6月，他提出干部的标准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37]。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讲真话、求真务实。1957年3月，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呼吁：“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38]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中强调要讲真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39]这既从反面阐明了党员干部诚信缺失的个体表现，又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诚信缺失的组织原因。随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这种实事求是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诚信品德。
2.组织形象：言而有信、有诺必践、上下一致、内外一致。首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格外强调党员要坚决落实党的决定，破除关门主义、去掉孤傲习气，以诚待人，开诚布公，言必信、行必果。1936年10月，他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提出国共双方“互矢最大诚信与决心”。[40]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首先，共产党员“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41]其次，在外交工作中，他多次阐明了外交诚信的思想，认为必须言行一致、履行诺言。1954年，他会见尼赫鲁时说：“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42]1955年，他在接见泰国客人时指出：“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43]由此，新中国外交树立了诚信外交的崭新形象。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讲诚信组织形象的阐释，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可以为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诚信风尚的引领者”，解决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 价值实现：积极探索多措并举推进诚信建设的有效路径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关键在党内，基础在社会，积极探索推进诚信建设的具体路径。第一，毛泽东格外强调思想教育、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井冈山时期，他率先提出思想建党问题，高度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活人的精神力量。1941年，他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44]1942年，他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5]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在全党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共识。1956年11月，他强调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46]通过思想教育、精神鼓励，唤醒人的精神力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加强诚信建设的根本基础。第二，毛泽东探索通过制度设计推进党内诚信建设。井冈山时期，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重要制度。1943年6月，他阐明了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彻底粉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948年1月，他提出建立报告制度，以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9月20日又提出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避免党委委员等同虚设、会议决定流于形式。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详细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三，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树立典型加强诚信建设。他亲自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牢记宗旨、引领诚信的先进英模典型，也亲手处理了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等背信弃义、漠视法纪的反面教员。总之，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制度设计、树立典型，规范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党员干部诚信建设引领与培育社会诚信风尚，不断净化社会环境，由此，成功开辟了多措并举推进诚信建设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继承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广视野认真审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维度、立体式的诚信思想，极大地提升了党和国家的诚信道德水平。深人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诚信思想，对于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公民诚信意识，加强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刊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2]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540页。
[3]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5]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6]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7]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8]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9]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5页。
[10]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
[1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314、335、363、628、486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13]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22]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5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6]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865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34]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3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40]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513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