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从古越国走来：绍兴历史与人文

绍兴，古称山阴、会稽，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古称于越，亦称百越，是古代南方百越文化中心。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今，绍兴已有8000年的历史。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2500年。大禹在会稽成立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把天下分成九州，中心即在会稽。《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禹帝死于会稽，葬于会稽。为纪念禹的功绩，诸侯将禹主持会盟的茅山更名为会稽。会稽，即会计，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会稽”的记载。会稽山，因此成为中国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名山。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海，李斯刻石颂秦德，由此为后世留下“会稽刻石”的文化遗产。因开创了中国王朝的历史，会稽山不仅后世扬名，而且由此形成山神信仰。《吕氏春秋·有始》和《淮南子·地形训》皆尊会稽为中华九大名山之首。公祭大禹陵作为国家级祭奠，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春秋时期，于越部族以绍兴为中心建立越国，称越、大越，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越争霸，阖闾阵亡，夫差报仇，勾践卧薪尝胆，灭吴拓地，直达江淮，势力范围一度北达齐鲁，西达皖淮、赣鄱，雄踞东南。公元前306年，越王无疆北上伐齐，为齐国田姓说客所误，率军攻楚，兵败身亡。越国从此分崩离析，各族子弟竞争权位。东越、闽越，皆为其后人所建国。秦统一，施行郡县制，以越地置会稽郡，辖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分地区，治吴（今苏州），置山阴县。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始称会稽。隋统一，置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此后，越州与会稽郡名称交替使用。北宋设两浙路，越州大都督府，驻山阴。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驻跸越州，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并沿用至今。府治设山阴，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元改称绍兴路。明清复为绍兴府。民国24年设绍兴行政督察区。1949年设绍兴专区，1983年设绍兴市。

绍兴作为东南沿海地区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历史上商贸繁荣。东汉时期，绍兴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手工业中心。魏晋时期，作为繁华的商业城市，一度改郡为国，晋元帝赞誉绍兴有“关河之重”，是东晋王朝所依赖的“泱泱大邦”。此际绍兴，贵族庄园星罗棋布，“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天下名士在会稽竞逐风流，会稽成为全国第一大郡。作为南方商贸中心，绍兴以越窑瓷器名扬天下。同时绍兴造纸业、制盐业、造船业也兴盛一时，许多地方形成了自由集市，城中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富商大贾云集城中。会稽世家大族的豪奢和富有盛况空前，出则千骑簇拥高牙，入则列鼎锦衣玉食。同时由于会稽的军事政治地位，“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栖居会稽的贵族士人，在政治上极具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绍兴城娱乐文化的发展。东晋咸和四年（329），首都建康在经历“苏峻之乱”后，逐渐凋零。当时即有官员主张迁都会稽，虽最终未能成行，却证明了会稽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朝刘宋年间，朝廷设置“扬州”，治在山阴。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会稽郡成为世家大族的移民聚居地，王谢家族纷纷定居会稽，极大地推动了绍兴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如东床快婿、曲水流觞、东山再起、乘兴而来等许多与会稽相关的典故，成为后世耳熟能详的文人雅事。作为六朝文化中心，会稽玄学、佛经翻译、山水文化等领域的成就主导了数百年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文学、艺术、宗教的繁荣旷古未有，并延续到唐宋时期，推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

“会稽天下本无俦”（元稹《再酬复言和夸州宅》）。绍兴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隋唐时期，绍兴雄踞东南，衣食半天下，是东南沿海地区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唐代绍兴被称为“雄剧之藩”。白居易即云“因思在越，官重事殷”（《咸淳临安志》），杜牧在《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中盛赞会稽：“西界浙河，东淹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樊川文集》卷一八）由此可知，绍兴是唐朝后期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和经济中心。作为综合性大都会，绍兴的繁荣奢华，强烈地吸引了天下才俊，绍兴诞生了唐诗中数量最多的诗歌和最多的诗人。同时，绍兴也逐渐发展为宗教中心之一，回纥的摩尼寺在绍兴建立、日本高僧数度来绍兴求佛法，唐代后期为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核发路证、过所的官府机构——越州都督府即设于绍兴。

“遥闻会稽美，且度若耶水。”（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仙李白一生四入会稽，百余首诗赞美绍兴。其他四百多位唐代诗人如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崔颢、刘禹锡等，先后在绍兴留下数以千计的诗篇，建构了浙江的“唐诗之路”。“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大明一统志·绍兴府》），虽写的是明朝初年的绍兴，事实上是对绍兴史的概括。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赵构建都越州，越州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绍兴元年（1131），越州升为绍兴府，以绍兴为行都。作为帝王的陵寝所在，皇家大族的重要聚居地，大理寺、六宫和宫学均在绍兴，城中亦有天庆宫、天长观等皇室重要建筑。南宋时期，绍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城市立交桥。每当元宵佳节，周围郡邑及海外商贾齐聚绍兴从事贸易，玉帛、珠犀、名香、珍药，山积云委，炫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陈列于肆。

明清时期，绍兴文化蓬勃发展。明弘治间，韩国学者崔溥《漂海录》记载其时绍兴府城“其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诸城”。崔溥认为，绍兴的繁华已超过杭州等大城市。乾隆五十五年（1790），御制大运河全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详尽绘制了从绍兴经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沿线船闸、河坝、支流水系等情形，并将从两湖经江西到江苏镇江的长江漕运也纳入了运河水系，为今日研究运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该图显示，绍兴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这表明绍兴在全国城市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在漕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康熙、乾隆都曾沿大运河来绍兴祭拜大禹、游访绍兴。画家王翚、杨晋奉命绘制《康熙南巡图》，其第九卷（杭州至绍兴段）反映了康熙一行从杭州出发，渡钱塘，经萧山，抵绍兴府大禹陵的行程。画面显示，龙舟驶抵绍兴，城市繁华，街市、古塔、校场、府山、望越亭、镇东阁等细致逼真，栩栩如生。出绍兴府，穿过阡陌田垅，到达大禹庙和大禹陵，举行盛大祭祀。

繁荣的商业贸易，豪门望族的次第登场，促进了明清时期绍兴文化的空前繁荣，诞生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徐渭、陈洪绶、王守仁、祁彪佳、刘宗周等，他们的文化成就，构成了明清时期绍兴文化的主线，在曲艺、绘画、诗词、文学等领域都独领风骚。晚清近代，绍兴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家的反清事迹，证明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鲁迅、蔡元培、马寅初、陈建功、竺可桢等不仅成为近代绍兴的骄傲，而且使得绍兴拥有了“大师迭出”的文化自豪感。

二 统一后的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肇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时期。在这一漫长动荡的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中原人南下进入吴越。早期的吴越权势之家不复存在，如富春孙氏，本是齐国孙武之后。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改称田完。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齐国内乱，孙武带携《兵书》13篇来到江南，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孙武的后辈子孙遂定居江南。孙武之孙孙膑在“田氏代齐”后返回齐国，而孙武之子孙明仍居于富春江一带，遂为富春孙氏，后此地遂发展成孙姓的主要郡望。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绍兴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过程也是南北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过程。

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郡两郡。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西汉时辖境扩大到福建全省。各郡县官员基本上由中原人担任。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江南地区尚是平静的乐土，大批北方中原士族避难江南，遂成为江南富室，如东汉时山阴郑弘，官至大司农，《后汉书》载：“郑弘，字巨君，会稽人也。”但郑弘的祖籍并非会稽，其曾祖本齐国临淄人，汉武帝强徙中原豪族时由齐国临淄迁到会稽山阴。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大户积聚力量，谋反抗上，强徙中原大姓到异地。在这次遣散中，郑弘的曾祖父带着三个儿子迁到山阴，并在此安家立业。长子郑吉，即郑弘的从祖，汉宣帝时为首任西域都护；次子任兖州刺史。迁徙山阴的郑氏，不久发展成为会稽大姓。至郑弘则官至蜀郡属国都尉。东汉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后世子孙兴旺。王充《论衡·自纪》：“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塘县，以商贾为事。”可知，王充家族也是北方南迁的豪门。后起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也是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任吴县令，遂定居，后辈子孙发展为“江东大族”。汉更始元年（23），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云：（任延）“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落籍江南的中原名士拥有北方先进的文化资本，很快在江南地区繁衍发展。江南人口迅速增长，荒地得到开垦。到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汉代以前江南“无积聚而多贫”，但到东汉时期，“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状况已不复现，江南逐渐发展为天下粮仓。左思《吴都赋》：“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其中所言“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即指江南虞、魏、顾、陆四大望族。可知，至迟至魏晋时期，江南世家豪门已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社会力量。两汉时期，江南本土大族最为显耀的是顾氏。顾氏是由越族后裔发展起来的江东土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士传》：“（顾）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顾氏出自己姓。顾伯，夏、商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初居会稽。”可知，顾氏自见诸史籍即为江南著姓，在会稽发展壮大。郑樵《通志·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居会稽，发展为江南四大姓之一。顾综，东汉明帝时任御史大夫、尚书令；顾雍任东吴丞相十九年；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时号“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间道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辅佐东晋，成为东晋立国的功臣。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门第显赫，荣耀不衰。到明清，江南顾氏再度发展为影响一方的豪门望族。贺氏，山阴著姓，祖上由中原南迁定居会稽。《元和姓纂》卷九“贺氏”：“姜姓，齐公族庆氏之后。庆克生庆封，以罪奔吴。汉末，徙会稽山阴。后汉庆仪为汝阴令，庆普之后也。曾孙纯，避汉安帝父讳，始改贺氏。”可知，会稽贺氏祖上为齐国开国国君姜太公的后裔。战国时期，因罪逃离齐国，南下投奔吴国，依附孙吴。西汉末，举族徙会稽。《晋书》卷六八《贺循传》：“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可知，贺氏在北方中原时即以礼传家，两汉之际南迁会稽，因早于晋永嘉南渡，遂成为江南土著。不仅中原世家豪门避难江东，许多中原大将也先后南下。东汉末年，孙坚平定许昌暴乱，显示了东吴雄厚的军事实力。孙坚遂即北上，逐鹿中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鲁肃率其军部投奔东吴，提出鼎足江东的战略规划，得到孙权的赏识，任大都督。这说明，汉末中原大乱的局势为英雄豪杰大显身手提供了机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的孙吴成为天下士趋之若鹜的理想国。

伴随着迁徙江南的北方士族日益增多，江南得到开发。至三国鼎立时，一批新的士族因此诞生。陈寅恪将东晋初的孙吴旧族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士族。如吴郡的朱、张、顾、陆，会稽郡的孔、贺等。另一类是武力豪族。由于会稽的孔氏、贺氏的强大地位，陈寅恪将二姓作为一个独立的士族集团进行专门研究。伴随着生活的稳定，南下的武力豪族在江南富足的环境中也逐渐由武转文，发展为文化家族，沈约《宋书·自纪》载，沈氏先祖靖，西汉末为济阴太守，避新莽之祸隐居桐柏山，其子戎徙居会稽郡乌程。移居江南的沈氏传承家族文化，崇尚武力。直到南朝沈约，研讨诗律，成为南朝文坛领袖，沈氏家族才逐渐转化为文化家族。由此，学界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这些中原士族南迁之际，为稳固在江南的地位，他们首先致力于在经济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恢复其往日的家族声望则需要教育。因此，南迁的中原世家都极为重视对子孙后辈的培养，使他们能够顺利步入仕途，提升家族地位。东汉中后期，这些新文化世族的崛起促成了江南地域社会风气的改变。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论述这一现象云：

东汉二百年来培养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名士，这些名士多半是由社会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姓中产生的。会稽虞氏自零陵太守光至玄孙翻五世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学，有名的党人名士，被列为八俊之一的魏朗是会稽人。^[2]

北方移民的南下，带动了江南地区尚文的社会风气，江南社会习俗也渐趋渐变。《汉书·地理志下》：“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所记至汉代，吴越民风仍如东周一样，尚武骁悍。而伴随着西汉末年北方士人南下，吴越尚武的文化习俗在东汉时期即大为改观。南迁的中原大户，拥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凭借雄厚的地方实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直接影响了孙吴政权的稳定，成为孙吴政权所依赖的重要支柱，后世称这一历史时期为“江南大族的兴起”。“江南大族”主要由会稽大族构成。《世说新语·赏誉》：“会稽孔沈、魏觊、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3]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探讨了东汉时期的江南著姓云：“大约在东汉时期，南北各郡正在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族……吴郡有顾、陆、朱、张，会稽有虞、魏、孔、贺，更为世所知。”^[4]形成了以朱、张、顾、陆为中心的江东四大姓和以虞、贺、孔、魏为核心的会稽著姓。

会稽豪门世族在孙吴时期形成巨大势力，尽管孙氏政权坐镇江南主要依赖的是吴郡士族，但会稽士族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东吴政权之所以能与魏、蜀鼎立，得益于东吴政权赢得了江南豪族尤其是会稽豪族的支持。当孙策军队进入会稽，即得到会稽士族的热烈拥戴。据《三国志·董袭传》记载，会稽董袭率先迎孙策于高迁亭。会稽都尉钱塘人全柔举兵归附孙策。孙策努力笼络会稽士人，起用才智卓荦之士。如虞翻，原为会稽太守王朗功曹，孙策征会稽，王朗兵败，虞翻追随至福建侯官，旋归会稽，衷心仕吴。会稽骆统，孙权重其才干，用为骠骑将军。孙氏兄弟守会稽期间，凡不合作的会稽士人，格杀勿论。魏晋时期东吴著姓陆、顾、朱、张直接扶持了孙氏政权。东吴四姓长期活跃于魏晋六朝的政治舞台，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政权与世族相互依存，东吴四姓的崛起亦仰赖于孙吴政权。朱、张、顾、陆四姓代表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核心与主体，在孙吴政权的创建、稳定、发展与衰落的全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世族官僚的共同支持下建立的，而东吴著姓中最强大的世族力量则来自会稽。

六朝时期，会稽最为著名的四大豪族为虞、魏、孔、谢。会稽四姓与吴郡四姓顾、陆、朱、张并为江南世家大族，历六朝传承不绝。《元和姓纂》卷二载虞氏云：“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魏氏，《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记载：“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迁尚书，屡陈便宜，有所补益。出为河内太守，政称三河表。尚书陈蕃荐朗公忠亮直，宜在机密，复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孔氏，东汉末由中原避乱会稽，《晋书·孔愉传》：“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太子太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5]至东晋，孔氏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成为东南豪强。

晋永嘉之乱，大批北方士人中的精英涌入会稽，为会稽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土著士人和南下士人在文化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出现了大批文化名士，如王羲之邀集四十一位文人雅士举行兰亭会即是例证。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时在会稽内史任上的王羲之，邀集谢安等，雅集山阴兰亭，参与集会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以王羲之、谢安为首的南下名士及其亲属。其中有王羲之的六个儿子、长孙及其他王氏族人，有出仕前寓居东山的谢安、谢万兄弟，有从祖辈南下定居山阴的庾友、庾蕴兄弟，有自幼相携过江的孙统、孙绰兄弟及其子孙，有已定居会稽的王羲之妻弟郗昙等；其二，以孔氏、虞氏为代表的本土士人，如有“江东士林领袖”之称的山阴贺循，并称“会稽三康”的孔愉（字敬康）、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有孙吴以来扬名江南的山阴孔、魏、虞、谢四大姓的子孙后辈；其三，在会稽任职的地方官吏。除王羲之外，有山阴县令丘髦，余姚县令孙统，上虞县令华茂以及郡功曹魏滂，郡五官佐谢绎，参军曹茂之，郡主簿任凝、后绵等，这说明在王羲之身边，集聚了一批海内知名的文士。为纪念这次有历史意义的集会，王羲之特撰《兰亭集序》，成为后世书林佳话。

三 家族精神与文化传承

“江浙为人文渊薮”。^[6]秦汉以来，绍兴人文蔚然，“会稽最号富实”。^[7]汉末由中原迁会稽的孔氏，既具有尚忠义、崇礼典、厉节操等儒家风范，又有自己崇尚教化、爱好文学的独特家风。晋宋以降，孔氏素以博闻多识著称，以“政事”“文学”作为家学传统，保持了孔氏一门数百年间名士辈出和政治上的长盛不衰。《晋书》及南朝国史所记山阴孔氏子孙多达56人，其中单独列传者28人。他们当中，从孔愉为会稽内史起，孔安国、孔季恭、孔山士、孔灵符、孔觊等，相继成为会稽内史或会稽太守；孔坦、孔严、孔汪、孔琳之、孔欣、孔休源、孔稚、孔子祛、孔奂、孔灵产等皆有文名。孔氏家族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会稽尚文的社会风气。

黄澄量《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曰：“积财与子孙，不若楹书与子孙。”认为留给后世子孙最珍贵的财产即诗书。富而至于学，绍兴是江南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宋代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描写古代绍兴民间风俗曰“尚文学而喜功名”“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衣食饶洽，民风淳朴，家诗书而户笔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总结出“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习文已经成为江南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以至于非豪门望族的普通人家习文舞墨亦司空见惯。家传户诵，“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张岱《琅嬛文集》中追忆绍兴文风之盛云：“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践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

科举是由学到官的必由途径。世人审视望族也多以此为据。绍兴祁氏，明代以文学名天下，其后科第数传不绝，是一个以科举至贵的望族典范。望族尚文的首要目的在于科举。

首先，家规、族训中对“文”的重视。钱穆《国史大纲》云：“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的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盈持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护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8]在儒家始祖孔子那里，他更关注的是文学的教化作用。家谱中“士农与工商，读书为第一”“后世子孙众多，须宜立志读书”的家训处处可见，几乎成为每一家族保持门风的通则。望族的创始者或望族精英要求家族的每一代子孙都必须努力维持家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以保持望族的声望和不衰。

不仅家族重文，世人亦以文的标准审视望族。虞氏家族尽管家资巨万，衣冠甲第，以文望动公卿，但促使虞氏树立声望的依然是其“文”的成就。即使因各种原因凋零的落寞贵族，其后裔也多保存了尚文的贵族传统。

其次，书院的广布及私人藏书。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始于南唐升元四年（940），历经五代、宋、辽、金、元，至明代，书院在江南遍地而起，由于王阳明、湛若水诸子讲学，书院大为发展。王门弟子华亭徐阶继严嵩为嘉隆内阁首辅，大力提倡创办书院，因而书院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书院如繁星似锦。在全国书院发展史中，绍兴书院遥遥领先。绍兴最早的书院是建于唐开元十一年（723）的丽正书院，其后又有诸暨溪山书院，这两所书院以校书藏书为主，非正式讲学之所。到北宋，战乱渐平，但是州县官学未能恢复，绍兴士子求学心切，于是以定期讲学或集徒常住为主要授业形式的书院应运而生。山阴陆太傅书院、稽山书院和新昌鼓山书院，是绍兴境内最早的讲学书院。其中，稽山书院，由范仲淹创办，他聘请新昌学者石待旦为书院山长。由于南宋都城的原因，南宋时期，绍兴书院蓬勃发展。仅见诸方志的绍兴书院即达12处之多。乾道六年（1170），吕祖谦等长期在绍兴讲学，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使驻绍兴，即经常到稽山书院讲学。

明中后期，王阳明创建阳明书院，盛极一时。王阳明官至兵部尚书，重视立言，从34岁开始讲学授徒，每到一处任职，都修建书院，前后长达25年之久。从嘉靖三年（1524）起，王阳明在会稽讲学，四方游学之士纷至沓来，学生多达三百余人。由于王阳明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从学弟子夜无卧所。由于稽山书院不能容纳众多弟子，王阳明特创立阳明书院。明末，理学家陶望龄和刘宗周都在此讲学。

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则创办了蕺山书院。刘宗周官至左都御史，弹劾魏忠贤，三次被革职为民，在家乡创办蕺山书院，被推为儒林泰斗。蕺山书院里的弟子许多发展为一代硕学，如经史家黄宗羲，文学家陈子龙，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画家陈洪绶，哲学家陈确、张履祥等皆长期就读于蕺山书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云：“江浙名人大半出于门下。”刘宗周开创了明末“蕺山学派”，在清代被誉为浙东学派的领袖，此外，刘宗周还创办了会稽证人书院。明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与陶奭龄在绍兴石篑书院会讲，二人同宗王阳明，但学术观点相左，刘宗周遂于崇祯十三年（1640）另起炉灶，创办证人书院。刘宗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学做圣人，教育就是完善人格，因此，读书应遵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个步骤。每月初三开讲，弟子可自由质疑。自由活泼的学风使得“证人之名为海内学者仰慕”。明清易代，刘宗周绝食而死，完成了一个儒家学者的道德承载，其书院也遂即解体。清廷恢复科举，学政仍沿袭明朝，据叶梦珠《阅世编》：“顺治乙酉（1645），江南初定，学政悉仍旧制。”可知，入关之际，清朝也未放松对学校的教育。清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和刘宗周的孙子刘茂林等重新恢复每月初三的讲学活动，证人书院再度为“天下所注目”。雍正、乾隆后书院不断增多。其后，全祖望、钱德洪、蒋士铨、李慈铭等皆宗阳明学说，设坛主讲，发扬“王学”。绍兴府书院最多时达到45处，名师开讲，学子云集，学术气氛浓厚，阳明学派由此形成，并远播至日本等国。此外，江南豪族多建有私家园林，在建造私家园林时，家用藏书楼多是其中亮丽的风景和身份的象征。由此，当园林凋零后，其藏书楼往往得到保护并进一步发挥功用，其中有些则被改造为官方书院。

再次，藏书家为天下最。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藏书与读书密切相关。绍兴府藏书之富，与常熟、金陵、维扬、吴县等四大藏书中心并驾齐驱，藏书家亦历代辈出。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全国共有藏书家800余人，浙江200余人，绍兴府则有50余人。而据范凤书统计，绍兴府共有藏书家100余人，且主要集中在山阴、会稽两县。

宋人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云绍兴“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这些饱读诗书的风流才俊自幼浸润在书山诗海中，他们的家族都有来自祖上的丰富藏书，家家筑有藏书楼。明清时期是绍兴传统藏书事业发展的顶峰，出现了以私人藏书为主，名家名楼迭出的局面。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史》、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杨立诚与金步瀛的《中国藏书家考略》等著作对绍兴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做了详细考证，如张天复的镜波馆、陶崇道的烟萝洞、张联芳的万玉山房、祁彪佳的八求楼、商廷试的西施山房、商周祚的质园、张元忭的不二斋、张岱的快园、祁理孙的奕庆楼、陶望龄的石篑山房、罗万化的康家湖园、朱赓的逍遥楼、胡天游的石笥山房、汪辉祖的环碧山庄、顾廷纶的玉笥山房等都声著江南。绍兴士人与江南和全国多数读书人一样，倾囊广搜天下珍本图书，明钮纬世学楼之藏书，商濬《稗海》云：“吾乡黄门钮石溪先生，锐情稽古，广购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之数千函百万卷。”祁承澹生堂藏书最盛时达 9000 余种 10 万卷，雄视浙东，为全国藏书大家，与宁波天一阁并驾齐驱。王宗炎因藏书丰富而命其藏书楼曰十万卷楼。黄澄量的五桂楼聚书 6 万余卷，章学诚的云山房藏书 2 万余卷，平步青的香雪崦藏书 2 万卷，姚振宗的师石山房藏书 6 万卷，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10万卷，徐友兰的八杉斋藏书10 万卷。除斥资搜书外，多数豪门之家皆有刻书坊，许多大型丛书由私家书坊所刻。许多官员晚年致仕，即满载一船古籍归里。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注重家学，挑选品学兼优的巨儒以为童子师。同时，他们也特别注重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与文化交往，子、孙辈往往为其祖先搜集诗文，付梓出版。因此，绍兴豪门望族整体的文化品位、文化素质即普遍地优于其他区域，诗文、辞赋、词曲等遍被华林。

绍兴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魏晋六朝，绍兴藏书已蔚然成风。腹有诗书气自华，谢氏家族、王氏家族都携巨册由中原南迁绍兴，王谢之所以“风流”即在于他们饱读诗书。南朝光禄大夫山阴人孔休源，家中“聚书千卷，手自校练”，以富有藏书而知名。宋代，绍兴是全国的造纸中心之一，（嘉泰）《会稽志》：“越州贡表纸千张，今独竹纸名天下。”^[9]绍兴所产纸张因质量优良而成为朝廷贡品。不仅如此，绍兴还出现了姚黄、学士、邵公三大造纸名牌。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宋代主要的造纸中心在今浙江省会稽及剡溪，安徽省的歙县、徽州及池州，江西省的抚州以及四川省的成都与广德等地。”可知，早在宋代，绍兴即成为天下的造纸中心。

造纸业的发达推动了刻书业的繁荣。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是记载绍兴地区雕版印刷最早的文献。雕版印刷的推广，为藏书家提供了极大便利。宋代已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等四大藏书系统。据赵任飞《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载，^[10]宋代，绍兴藏书家彬彬然而起，其中，新昌石氏家族的石待旦、石景衍、石公弼、石邦哲，山阴陆氏家族的陆佃、陆宰、陆游，会稽诸葛家族的诸葛行仁、诸葛行敏、诸葛千能、诸葛十朋，上虞的李光，会稽的莫子纯，剡川的姚宽等，他们的藏书名扬天下。据《嘉泰会稽志》载，兵部尚书石公弼搜罗天下珍本，藏书极富。卒后，其子不能守，书籍散出。其侄石邦哲闻知，斥巨资将书重新购回，并建“博古堂”用来珍藏这批珍籍。山阴豪族陆氏，从陆佃始即雇刀工刻书，经四代而不息。陆宰辞官归隐山阴后，筑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万卷。陆游秉承父亲陆宰的嗜好，不惜重金购置书籍。从四川辞官归里，便把在四川所购置的图书全部用船载回。绍兴十三年（1143），他的父亲陆宰，向朝廷秘书省所献的图书即有一万三千卷之多。明清时期，绍兴的藏书空前繁荣。吴晗《浙江藏书家》载明清绍兴府各县主要藏书家分布为：绍兴（山阴会稽）27人、萧山9人、余姚9人、上虞5人、诸暨2人、新昌2人、嵊县0人。重要的是，富有的藏书家广泛搜集珍本古籍，进行翻刻售卖，因此，书籍的经营也是世家望族重要的收入来源。钮清、钮纬的世学楼不仅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珍本，而且有大量抄录的稀世秘本，总计达上万卷之多。绍兴骆象贤、骆问礼的万一楼，祁承、祁彪佳的澹生堂，张元忭、张岱的不二斋，章学诚的翁云山房，姚振宗的师舟山房，沈复灿的鸣野山房，平步青的香雪庵，杜春生的小集园，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沈以庠的抱遗阁等都是天下知名的藏书楼。这些藏书楼分储经、史、子、集、稗官小说、佛经梵志，各置架格，装帙精严，除了自留传世子孙外，他们多大量刻印投向市场。

据赵任飞《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和藏书楼研究》^[11]所统计，绍兴地区藏书家与藏书楼的数量居全国之首，几乎稍有经济实力的读书人都建有自己的藏书楼。而藏书家的藏书亦筚路蓝缕，广搜博求，为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祁承游宦所至，率皆购书，“十余年来，馆谷之所得，饘粥之所余，无不归之书者”。^[12]这就是其澹生堂藏书达9000余种10万卷，为浙东藏书之首的原因。当澹生堂的藏书不慎被焚毁后，祁承“复约同志，相互搜集，广为搜罗”，再度复兴其澹生堂的典籍。李慈铭越缦堂藏书堪比澹生堂，也达9000余册，李慈铭于咸丰九年（1859）落魄京师之际，仍典质购书，“日来甚贫，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适问月携武进臧玉林《经义杂志》一书来，遂以购之”。^[13]

遍布绍兴各地的藏书楼、丰富的藏书、博学的藏书家，使得自幼在书海里成长的绍兴子弟耳濡目染，走上了读书科举的路途，这即是绍兴进士之多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绍兴文士结社游览、诗酒唱和的主题之一即是踏入园林中的私人藏书楼。会稽陶堰，历史上文风炽盛，科第相望，世代弥盛。陶堰陶氏深厚的家学渊源，一门风雅，成为绍兴人文地理学的一道风景。陶堰陶氏，源出江西浔阳，自宋末迁居浙江。始祖陶岳，为陶渊明长子陶俨之后，遂定居绍兴陶家堰，开启了陶氏家族以文传家的历程。此后，陶氏子孙，科第绵绵。至明代达到绍兴陶氏的巅峰时期。陶氏子弟不仅欣欣向学，而且家族内部结社唱和，其中，陶祖龄、陶崇谦、陶崇文、陶履中等十二人同族三代人的唱和诗札留传至今。

私人藏书则连楹充栋，富夸琳琅，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征献。正是绍兴藏书之富，铸就了绍兴文学的鼎盛。绍兴文化市场的发达和士人藏书的广博，极大地推动了绍兴文化的繁荣。

绍兴望族因对于建构自己家族的文化有足够的重视，绍兴府累累名阀，传世遥远，人物兴盛，代代相继。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兴盛。绍兴府豪门望族，科第连绵。家诗书而户笔墨，秀民贤士次第登科。绍兴陶氏，明、清两代共培养进士42人，举人111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会试，陶大顺与陶允淳父子同登科第。晚明，张岱家族，一时大僚，集于一门，直薄海外。

绍兴，江南巨郡，与邻郡杭州、苏州共同引领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传播。江南地区于明、清两朝的进士总数为全国其他省份所无以比拟。据统计，明、清两代全国进士51744人，^[14]进士最多的是浙江，6505人。而据章玉安《绍兴教育史》统计，明清时期绍兴县进士有1475人，加上余姚634人、萧山299人，共2408人，状元19人（含余姚5人），在浙江省各府的进士数量中，绍兴仅次于杭州府，高居第二。绍兴科第发达得益于绍兴地区尚文崇儒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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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页。

[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50页。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4]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51页。

[6] “江浙为人文渊薮”之誉始自南宋，《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传》五“尹榖传”：“宋以诗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康熙二十三年（1684），圣祖南巡，作《示江南大小诸吏》诗有“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上谕中有“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乾隆四十七年（1782），上谕：“江浙为人文渊薮。”

[7] （清）李亨特修，（清）平恕、徐嵩纂：（乾隆）《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8]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9页。

[9] （宋）施宿纂：（嘉泰）《会稽志》，嘉庆二十五年（1820）采鞠轩刻本。

[10] 赵任飞：《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绍兴晚报》2011年11月14日。

[11] 赵任飞：《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和藏书楼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2] （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3]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76页。

[14] 谢洪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