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 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影响因素

由Dunning（1977,1993）提出的折中理论为FDI活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该理论表明一个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由该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共同决定。区位优势与这个国家的特定条件相关，而所有权优势及国际化优势与公司特有的条件相关。地理位置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商业环境，而区位条件决定了东道国经济体对于外国公司的吸引力。折中理论表明跨国公司具有探索东道国的特定区位优势的动机，怀着不同动机的公司会寻求不同的区位优势。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有四个不同的基本的动机，包括市场寻求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

东道国的市场经常被当作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evan和Estrin（2004）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流向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较大的市场使得投资者通过本地生产获得成本效益及规模效益（Braunerhjelm and Svenson,1996; Venables,1999）。因此，大的市场对于投资者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另外，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企业意味着更多的获益机会，东道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会对产品产生巨大的需求，这使得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该经济体。因此，经济增长越快会吸引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东道国。

自然资源是跨国公司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重要的考虑因素（Dunning,1993）。资源寻求型外国直接投资的投资目的是为投资公司下游企业的运行提供保障。国际化理论指出当在进行稀有自然资源开发时，保持公平开发的原则极为重要（Buckley and Casson,197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

经济效率是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活动时考虑的另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在一个极具挑战的环境中进行投资时，制度环境被认为是企业能否生存并且成功的关键因素（Kostova and Zaheer,2008）。折中理论认为经济效率被认为是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否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Hoskisson et al.,2000）。制度理论表明组织必须镶嵌在并且适应国家的宏观制度环境（Zukin and DiMaggio,1990）。因此，跨国公司应该适应东道国环境进而寻求东道国带来的经济效益（Yiu andMakino,2002）。

战略资产寻求动机意味着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是为了满足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战略需求（Deng,2007）。通过这种形式的投资，跨国公司可以在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时弥补它们在垄断技术、管理知识、产品品牌及生产网络分布方面的不足（Buckley et al.,2008; Luo and Tung,2007）。

二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

Dunning（1981,1986,1988）的IDP 理论是其折中理论的拓展，这一理论是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Stoian and Filippaios,2008）。根据IDP理论，一国的外向及内向外国直接投资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一般用人均GDP 指代。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分为五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在欠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内向及外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在第二个阶段，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区位优势吸引了一定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其对外投资数量相当有限。在第三阶段，随着该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内市场的不断拓展，将会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基于国内的创新及其某方面的专长，会同时进行海外投资。在这个阶段，外商对本国的投资的量要高于本国对海外投资的量。在第四阶段，本国对海外的投资将超过吸引外资的规模。在第五个阶段，随着经济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吸引的外国投资与本国进行的海外投资都达到峰值。

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关的变量都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外向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基于 IDP 理论（Dunning,1981,1986,1988），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这一推论被后续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所证实（Barry et al.,2003; Bellak,2001; Buckley and Castro,1998），并且也被一些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放到一起的混合样本所证实（Tolentino,1993）。Andreff（2002）也指出对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Stoian（2013）和Saad等（2013）用人均GDP指代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发现其对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

其次，IDP理论指出技术要素是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先进的技术使得本土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具有竞争优势（Durán and Ubeda,2001; Lall,1996; Narula,1996）。这一影响关系被进一步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所证实（Cantwell,1981,1987; Dunning,1993; Kogut and Chang,1991;Lall,1980; Pearce,1989），尤其对于发达国家这一影响更为显著。另外，Salehizadeh（2007）发现新兴经济体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投资到技术水平相近的经济体。Stoian（2013）以研发指代技术水平，发现中东欧国家的研发投入与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的影响关系。

最后，IDP理论也表明内向外国直接投资与该国的对外投资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通过FDI的技术转移效应，提高本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并进一步通过海外投资发展其所有权优势（Dunning,1981,1986,1988; Durán and Ubeda,2001; Stoian and Filippaios,2008）。而且，Stoian（2013）和Saad等（2013）使用实证数据验证了它们之间的这一相关关系。

汇率是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决定因素。研究表明，来自强势货币国家企业的公司比弱势货币国家的对外投资更具有优势（Kohlhagen,1997）。另 外，Kyrkillis和Pantelidis（2003）指出货币的升值会降低该国名义上的出口量，而该国会以投资来进行弥补。因此，一个国家的汇率应当与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出口的收益会形成公司进一步海外投资的基础。另外，根据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外向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具有互补的关系；出口产品在前期渗透国外市场，投资活动随后跟进（Vernon,1966）。然而，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断缩小，现在出口活动与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同时发生。这使得出口迅速地对海外投资产生支撑。因此，我们认为高水平的出口活动会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正面影响。

三 知识产权保护与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中，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也是争论的热点。一些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被南北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检验。比如，Lai（1998）和Glass（2002）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Lai（1998）使用一个拓展的创新模型，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吸引外资。然而，Glass和Saggi（2002）运用质量改进的创新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进一步，Glass和Wu（2007）将无成本的模仿引入质量改进创新模型，得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及吸引外资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跨国公司在选择技术转移方式时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授权。跨国公司的选择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一些其他的研究者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Chin and Grossman,1990; Helpman,1993）。发展中国家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本地公司的模仿行为，从而会吸引外资。限制本地公司的模仿行为可以更好地保障跨国公司的利益。相反，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可能因为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从而使得外国直接投资的量减少。当来自本地公司的模仿行为受到限制后，跨国公司可能会通过降低产出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Maskus and Penubarti,1995; Smith,1999）。并且，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可能使得国际技术转移从外国直接投资转向授权。一些学者运用重力引力模型来探索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Awokuse和Yin（2010）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吸引的外资具有重要影响。Hsu和Tiao（2015）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亚洲国家对外资的吸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的一些研究利用不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Lee andMans♩eld,1996; Lesser,2002; Nunnenkamp and Spatz,2004;Du et a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