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听闻王超准备将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消息，非常高兴，为之作序，为师欣然同意。认识王超是在2004年，当时我正在给四川大学的博士生讲《文心雕龙》，对此类元典著作的重要篇目，我要求学生必须人人背诵。当轮到他背的时候，我看他有点腼腆，就疑惑地问：“你能背吗？”他很坚定地说：“能！”结果，他像打机关枪一样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大家都很诧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我的著述几乎都认真读过，我给博士生开设的全部课程，他都来旁听，我布置的学习任务，他都高标准完成，那种渴求知识的眼神，让我记忆犹新。

缘是天意，分在人为。200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川大脱颖而出，获得硕士提前毕业资格，免试保送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在随后的三年里，我经常给他安排一些论文题目，简要地廓清主题，让他主动去思考，他每次都很快交出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通过几年努力，他在《文艺研究》等CSSCI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充分展示了这个年轻人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博士毕业以后，他去基层从事多年行政工作，积累了较多社会经验，但是仍然没有忘记学术之初心，2017年回到高校，凭借较好的基础，短时间内就迎头赶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出了几本专著，很勤奋。

这本书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弗朗索瓦·于连研究》，2009年完成后，获得了一些认可，例如2011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博士论文”，2013年还被四川省推荐参与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引起注意，在于他通过研究于连的文本，创新阐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和比较文学阐释学两个重要学科理论问题。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我在2005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学》中正式提出的，2013年还出版了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王超不仅参与撰写了这些著述，还于2019年出版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思考。变异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既肯定同源性、类同性的可比性价值，又强调异质性、变异性的可比性创新，这个观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反响。虽然王超在《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这本专著中，分析了于连的研究策略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逻辑关联，但他认为比较文学变异学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于连的研究实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超在我的指导下，探索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理论，对变异学进行了再深化、再拓展，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和学术敏感性。

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探构了比较文学阐释学。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比较文学？为什么钱锺书《管锥编》、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是比较诗学？从标题和内容上看，它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比较”，但我们却一直视之为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这就说明我们的学科理论还有问题。进一步说，他们的研究既不属于影响研究，也不属于平行研究，与我提出的变异研究也有差异。他们主要采用“阐释”，但他们的“阐释”同台湾学派阐发研究又有所不同，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也有差异，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学界并没有从学理上予以澄清，更何况，为什么阐释能成为一种比较范式呢？它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呢？为了回应这些问题，王超展开了深入思考，每次开学术会，他都拿个本子来问我。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不仅在本书中分析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以于连为例，指明了其具体的实践路径。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的基础上，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探构了比较文学阐释学话语体系，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探索方向和思维模式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凡事怕认真。他没有为职称、项目而急于将论文出版，而是扎实修改了12年。我始终认为，做学术研究，要有悟性，更要认真，两者缺一不可，这样就算没有很好的成就，至少也能在某一个问题上思考得比较深入，不至于浪费时间和生命。这本书是他20多岁时完成的，一字一句都铭刻了他的青春岁月，对他思考不成熟或表述欠妥的地方，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给予他无私的批评帮助。为师写下这篇序言，期望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执着沉潜、厚积薄发，在人生的道路上无怨无悔、幸福安康！

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曹顺庆

2020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