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

一 关于最早中国的研究

最早的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是个什么样子？这或许是现在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在近几年才成为热点，但开始的时间却至少要早到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严文明提出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现代中国的基础，已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格局[1]。1987年，张光直提出约公元前4000年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2]。前者揭示了最早中国的圈层结构，后者指明其形成时间，各有侧重。

20世纪末期，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共识的中国”[3]。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和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4]。2004—2005年，我提出“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5]，2009年进一步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类型时期[6]。2011年，为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我组织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李新伟提出中国的史前基础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7]，何驽提出最初“中国”应该是陶寺文化[8]。

以上诸观点，都是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史前时期已有雏形或者已经形成，但具体仍有差异。比如严文明、赵辉和我都认为史前的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苏秉琦、张光直和李新伟则更强调各区域的“平等”地位。再比如何驽所说最初的“中国”局限在晋南，实际上只是先秦时期“地中”或“中土”的含义，而其他学者所说的中国，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所谓“天下”[9]，或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应该是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至少应该出现于夏商周三代。2005年李零指出，西周时期出现的“禹迹”传说，“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概念”，暗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西周[10]。2009年，许宏提出二里头时代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大幅度扩张而形成最早的中国[11]。

西周或者二里头时代当然已经形成早期中国，但不见得是最早的中国。我认为最早的中国，只是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就是和现代中国传统上绵长接续、地理上大体吻合的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见得非要进入国家阶段或晚到夏商周时期。

二 最早中国的形成

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在中国大部地区看到一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了较长时间交流融合的结果，而这个交融过程从200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尽管在中国内部存在文化差异，也不时和西方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表现出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12]。

约距今2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融加速进行。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而且不排除这些文化陶器的产生都受到华南最早制陶技术启发的可能性[13]（图一）。约公元前6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交流显著加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中原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地位凸显并对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图二）。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大幅扩张（图三）。

图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区系（前18000—前7000）
Ⅰ.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 Ⅱ.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 Ⅲ.深腹罐文化系统 Ⅳ.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 Ⅴ.筒形罐文化系统
1—3.釜（甑皮岩DT6(28)∶072、玉蟾岩95DMT9∶26、顶蛳山T2206④∶1） 4.盆（上山H301∶1） 5、16.豆（上山H193∶1、双塔ⅡT130②∶2） 6.双耳罐（上山H226∶5） 7.圈足盘（小黄山M2∶2） 8、9.深腹罐（李家沟09XLL∶612、738） 10.素面釜（扁扁洞） 11—15.筒形罐（东胡林T9⑤∶20，转年，双塔ⅡT406②∶4、ⅡC2∶1、ⅡT117②∶11）（均为陶器）

图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文化区系（前6200—前5500）
Ⅰ.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 Ⅲ.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 Ⅳ.筒形罐文化系统
1—4.筒形罐（盂）（磁山T96②∶38、25，兴隆洼F171④∶10、F180④∶8） 5、10.深腹罐（白家T309③∶4、裴李岗M37∶3） 6—9、13、14、16、18、20、25.钵（白家T204H25∶1、T116H4∶2、T117③∶4、T121③∶8，裴李岗M38∶11、M56∶4，彭头山T5⑤∶4、F2∶1，后李H1546∶1，跨湖桥T0410湖Ⅲ∶17） 11、22.壶（裴李岗M100∶10、后李H1677∶1） 12.鼎（贾湖H104∶6） 15、17、19、21、23.釜（罐）（彭头山H2∶47、H1∶6，后李H3827∶1、H3832∶1，跨湖桥T0411⑧A∶132） 24.双耳罐（跨湖桥T0411⑧A∶24） 26.圈足盘（跨湖桥T0513⑨C∶2）（均为陶器）

图三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区系（前5000—前4200）
Ⅰ.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 Ⅲ.筒形罐文化系统
1、15.筒形罐（赵宝沟F105②∶28、新乐） 2.尊（赵宝沟F7②∶15） 3、16.圈足钵（赵宝沟F105②∶11、新乐） 4、17.鼎（后岗H5∶6、北辛H706∶7） 5、8、19.瓶（壶）（后岗、姜寨T181F46∶11、北辛H1002∶12） 6、9、24.罐（后岗H2∶2、姜寨T276M159∶4、河姆渡T33（4）∶109） 7、10、14.钵（后岗H2∶1、姜寨T276W222∶1、划城岗T28⑥∶1） 11、22.盆（姜寨T16W63∶1、罗家角T129④∶3） 12、18、20、23.釜（划城岗T13⑦B∶5、北辛M702∶1、罗家角T128③∶20、河姆渡T26（4）∶34） 13、27、28.圈足盘（划城岗M156∶1、咸头岭T9⑤∶1、T1⑧∶2） 21.盉（罗家角T107①∶2） 25.豆（河姆渡T211（4B）∶447） 26.杯（咸头岭T1⑤∶2）（均为陶器）

新石器时代之末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个关键点。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由此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和黄河上中游文化的空前趋同局势，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遍及大江南北，以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图四）。这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14]，堪称最早的中国！之后从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周“王国”时代，都只是在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最早中国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图四 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最早中国（前4200—前3500）
Ⅰ.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早期中国文化圈 Ⅲ.筒形罐文化系统
A.核心区 B.主体区 C.边缘区
1、7、12、13.盆（章毛乌素F1∶4，庙底沟H11∶75，胡李家T1②∶1、H14∶2） 2、8、20.罐（章毛乌素F1∶2、庙底沟H322∶66、蜘蛛山T1③∶47） 3、10、14、16、22.钵（章毛乌素F1∶6、大地湾T1③∶1、胡李家T1004②B∶3、城头山H210∶3、西水泉H4∶2） 4、9、11.瓶（庙底沟T203∶43、大地湾F2∶14、QD0∶19） 5.釜（庙底沟H12∶112） 6.灶（庙底沟H47∶34） 15、23、27.鼎（城头山M665∶2、大汶口M1013∶5、崧泽M10∶3） 17、24、28.豆（城头山M678∶4、大汶口M2005∶49、崧泽M30∶4） 18、25.杯（城头山M679∶3、大汶口M2002∶8） 19.筒形罐（西水泉F13∶31） 21、26、29.壶（西水泉H2∶21、大汶口M1013∶2、崧泽M30∶3）（均为陶器）

庙底沟时代恰好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分化的时代，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15]。中原核心区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陕西华县泉护遗址已经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或许是公共“殿堂”兼首领人物的居所，意味着中原已经率先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而首领人物地位的凸显，极可能就与领导战争有关。专门武器穿孔石钺或许已经具有军权象征意义，如汝州阎村“鹳鱼钺图”所昭示的那样[16]。庙底沟时代中原文化大幅度扩张影响，带动周围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渐次开始了文明化进程，可能既与其令人仰慕的“文明”成就有关，也当离不开战争的直接促进作用。

我们曾经推测东庄—庙底沟类型向陕甘地区的强烈影响，可能对应黄帝战败炎帝的“阪泉之战”，“鹳鱼钺图”或许就是传说中黄帝打败炎帝的“纪念碑”；而庙底沟时代河北平原后岗类型的衰亡，可能对应黄帝战败蚩尤的“涿鹿之战”[17]。《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或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三 最早中国的范围和结构

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最早的中国文化圈，东达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湘，北逾燕山，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如果将全新世的亚欧大陆划分为三大文化圈[18]，那么最早中国这个稍小的文化圈，实际上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主体部分，在西、北两个方向则与早期西方文化圈和早期北方文化圈有所交错。

就内部来说，最早的中国文化圈，是有中心有主体的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

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分布区，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双唇口小口尖底瓶、折腹釜形鼎等典型器造型规整大气。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相邻地区，包含诸多考古学文化，时见花瓣纹彩陶，但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统，常见在当地器物上装饰庙底沟类型式花纹。庙底沟时代三层次的早期中国结构长期延续，至商周时期甚至发展为四层结构，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与考古学上最早中国的范围何其相似！在《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所记载的古史体系中，五帝一脉且以黄帝为宗，传说中甚至连北狄也属于黄帝族系，正与东庄—庙底沟类型的深远影响吻合[19]。不管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基因”长期传承，黄帝作为人文共祖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持久的民族记忆。换一句话说，中华民族各区域关于黄帝的记忆，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历史背景的投影，而非如某些人所言只是后世编造、想象或者攀附的结果。

四 最早中国的文化特质

最早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就是因为她有独特的物质文化特征和文明特质。我曾论述过早期中国的特质有以农为本、稳定内敛、礼器礼制、整体思维、世俗观念、祖先崇拜等几项[20]，这当中最基本的特质是以农为本，最核心的观念是祖先崇拜。

早期中国处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地区，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占据适合耕种的广袤黄土地带，1万多年前即发明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形成互为补充的两大农业体系，至最早中国形成的庙底沟时代农业已成生业经济主体，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发展农业需要长远规划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规范节制功能的礼制应时而生。比如中原核心区庙底沟类型和西王类型之交的灵宝西坡大墓，墓室阔大且有二层台，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0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质[21]。一般庙底沟类型的墓葬则基本不见随葬品，也当并非都是“贫困”所致，更应与其朴实节制的观念相关。这样的以农为本和礼制观念，经夏商周三代放大，一直传承到近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发展道路，塑造了中国的基本社会格局。

早期中国罕见埃及、西亚那样的大型神庙、神祠、偶像等神祇崇拜遗存，尤其中原核心地区更是如此。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蕴含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祖先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早期中国墓葬基本都是土葬，讲究让先人“入土为安”，实质或许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继承祖先土地长期农耕的合理性。中原等地自裴李岗文化以来，墓地就分区分组，排列有序，其空间秩序应当主要依据血缘辈分，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长久历史记忆，也应当是现实中重视氏族社会秩序的反映。参照文献传说，早期中国不像西方有那么丰富的创世神话，有的只是祖先们一代代传承奋斗的传说，考古与传说基本可互相印证。发展农业需要较为精确的天文、地理知识和相应的宗教观念，考古上也确有可能与早期天文有关的遗存发现[22]，但在传说中这些天文知识的拥有者基本都还是先祖。这样的“聚族而葬”习俗和祖先崇拜观念，可能对应现实中“聚族而居”的社会模式，至西周以后形成强大的宗法制度和孝道观念，并延续至今。

（本文原载《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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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首次在198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翻译自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 Edition，Revised and Enlarged，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1—162页。

[4]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5] 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

[6]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7] 李新伟：《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8] 何驽：《最初“中国”的考古学探索简析》，《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3页。

[9]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一句所表述的周王名义上所拥有的“天下”，既包括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区或狭义的“中国”，也包括各诸侯国区域或“四方”。

[10] 李零：《禹步探原——从“大禹治水”想起的》，《书城》2005年第3期。

[11]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9页。

[12]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23页。

[13] 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韩建业：《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6页。

[14]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15] 苏秉琦早就指出，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16] 严文明认为所谓“鹳鱼石斧图”，是纪念白鹳氏族打败鲢鱼氏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只是图画中的“斧”穿孔并有装饰考究的柄，其实就是钺，且不明是石还是玉，故称“鹳鱼钺图”可能更贴切。参见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17] 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18] 我2015年提出的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小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

[19] 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语言谱系研究，认为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这与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和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的形成在时空上都正相吻合。Menghan Zhang，Shi Yan，Wuyun Pan & Li Jin，“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Nature，2019，DOI：10.1038/s41586-019-1153-z.

[20]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271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64页。

[22]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