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义修辞学理论

广义修辞学，以学术文本《广义修辞学》为标志，以《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为延续建构的理论体系，[1]与学界论述“广义修辞”不同，[2]请注意区分。

我们还选取广义修辞学系列著作的“自序/前言/导言”“编者按、主持人话语”“阅读札记”等副文本语言形式与著作、论文进行互文性对读，引导阅读路线，探寻其学术思想形成轨迹。

（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成果与理论体系

成果作为能够观察到的显性形式，可以大致勾勒出所属领域的研究面貌，客观呈现学术事实。对强调用研究成果说话的学者来说，广义修辞学的学术成果可以从个人、团队、学科三个方面观察。

以《广义修辞学》初版为检索时间的起点，启用知网中文学术期刊搜索引擎，在检索项“作者”栏，输入关键词“谭学纯”（搜索时间：2020年4月6日），查到相关条目107个，输入关键词“朱玲”，排除同名干扰因素，查到相关条目39个。《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两位作者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中，近90篇见于《文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南大语言学》《外语与外语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学术界》《东方丛刊》《湖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古籍研究》《辞书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

以上统计，排除了作者在三种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成果30多篇。

1.谭学纯、林大津主持的教育部全国高校哲学社科名栏“修辞学大视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谭学纯、朱玲的论文。

2.谭学纯、朱玲所在福建本省的其他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两位作者的论文。

3.谭学纯、朱玲所属修辞学科的CSSCI来源期刊《当代修辞学》及其前身《修辞学习》发表的两位作者的论文。

排除1—3，出于四重考虑。

其一，作者主持的话语平台、作者的近水楼台发表成果受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其二，作者成果流向本学科唯一的专业刊物，受阻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其三，作者的广义修辞观，包含一个理念：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在学理上要求修辞学研究成果接受其所交叉的多学科审视。

其四，鉴于国内语言学主流期刊不刊发或少刊发修辞学成果，造成了修辞学研究者被迫不投稿或少投稿。负性循环强化了修辞学研究无成果、少成果的误解，为此谭学纯2003年提出“修辞学研究突围”：主张修辞学研究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向更为开阔的公共学术空间突围[3]。

排除1—3之后的统计，也许更能体现作者成果进入国内主流学术视野的情况和影响力，同时也是广义修辞学研究“成功突围的实际先行”[4]。

除《广义修辞学》外，作者的其他著作有《接受修辞学》《人与人的对话》《修辞：审美与文化》《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文学文体建构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此外还主编了《艺术符号词典》《修辞学大视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5]。

研究成果使得倡导并践行打通学科界限的广义修辞学研究落在了实处。如同《广义修辞学演讲录》所言：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6]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成果。只有成果，实实在在地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理论架构、前瞻性和实现上述前提的执行力。

从《接受修辞学》到《广义修辞学》，再到《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创新思维体现为理论架构，也体现于支撑理论架构的概念、定义、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学理。

1.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范畴

接受语境及其下位概念：文内接受语境/文外接受语境 主观接受语境/客观接受语境 偶然接受语境/必然接受语境 真实接受语境/虚拟接受语境 历史接受语境/当下接受语境 语境迁移

接受渠道及其下位概念：口头接受渠道/书面接受渠道 单一接受渠道/复合接受语境 官方接受渠道/民间接受渠道

接受类型及其下位概念：信息等值接受 信息减值接受 信息增值接受 信息改值接受

接受方法及其下位概念：正向接受/逆向接受 积极接受/消极接受 离心接受/向心接受 静态接受/动态接受

修辞诗学 修辞原型 亚义位 空义位 自设义位 话语不作为

2.作者重新定义了修辞学的一些新、老概念

修辞活动 修辞过程 修辞信息 修辞幻象

3.作者充分阐释了一些理论问题

修辞认知 修辞参与认知主体的精神建构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 从广义修辞学视角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4.作者形成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

从学理上强调完整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应该覆盖表达和接受两极，建立“修辞活动两个主体”和“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修辞功能三层面”的理论框架，推动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向文艺美学、文化哲学延伸。

作为理论资源，这些概念范畴、重新定义、问题意识、解决问题的学理和探索精神，不同程度地为一个团队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注入了创新动能。

在《广义修辞学》作者所在学位授权点接受修辞学科训练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谭善明、潘红、钟晓文等18人近十年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本，对于熟悉修辞学研究成果流向状况的学科同人来说，如何将提升修辞学研究成果解释力和影响力的意识转化为学术关注度较高的文本，成果富有启发性。

笔者参与收集编撰的《1977—2009年国内修辞格研究成果篇目索引》[7]，汇集汉语界和外语界辞格研究成果篇目4万余种，其中见于主流刊物的成果流量和层次与上述团队成果参照观察，约略可见广义修辞学的学术显示度。

此外，包括《广义修辞学》作者在内的团队，2003年以来主持或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福建、湖南、辽宁、安徽等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7项，作为第一合作者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同一时间段，团队学术成果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6项。

（二）广义修辞学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就像电影《盗梦空间》所表现的，最困难的事是在别人脑中植入一种想法。文本发表到被接受者邂逅，再到被认可，对其学术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过程无异在别人脑中植入一种想法。最佳效果是这一想法能枝繁叶茂，成为新想法的起点。

广义修辞学副文本与文本相互印证，建构广义修辞学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广义修辞学的独立之思始于《接受修辞学》，延续为四本主要专著《广义修辞学》《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相关系列论文以及“修辞学大视野”学术专栏。如果说学派成立需要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团队跟进为标志，经过二十年的求索与发展，广义修辞学派似乎初见雏形。

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既有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又强调形而下处理实际问题的操作路径，具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色。理论如下所述。

修辞学学科性质：交叉学科。广义修辞学汲取狭义修辞学的理论养料，发掘与中国诗学同源的文献宝藏，在修辞学传统资源中探索新的理论生长点。借鉴域外修辞学研究成果，把修辞学放到全球语境中观察，界定修辞学学科性质属于交叉学科。

修辞学研究路径：跨学科。在技术操作层面，注重跨学科训练。起点：立足语言的观察；终点：超越语言技巧的分析，挖掘语言推动文本叙事、建构人精神世界的多种功能。

修辞学学科生态和成果流向：多学科。强调修辞学成果流向多个学科领域，在该学科前沿与该学科成果对话。此时的对话，才不被忽视、不能忽视。

广义修辞学理论关注修辞接受，强调接受与表达地位平等。理论突破语言局部的修辞技巧研究范围，注重从语篇层面观察语言推动叙述的功能，扩展了语言参与人的精神建构功能。以此区别于其他理论重表达、轻接受，偏重于单纯语言分析的研究格局。[8]

谭学纯、朱玲用系列文本验证了修辞诗学功能，发掘出修辞义素、关键词、身份符号、特定句式、焦点语句、叙述长度、叙述节奏等推动语篇叙述的修辞因素作用；讨论了“郎才女貌”/“郎财女貌”以话语形式进入抽象表达，体现出不同时代语境与社会婚恋观互为因果的话语权力；分析了“家—国”修辞关联，演绎出中国传统社会运作模式。正如作者所言：“当一种语言事实凝定为超时空的民族表情，呈现出对社会公众生活、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体制的干预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始于语言观察的解释空间应同步延伸。”[9]

广义修辞学强调对语言现象的关注，在对鲜活的个性化语言的研究中，尊重研究者的独特体验与发现。“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研究需要借助创造性思维，寻找可能性答案和最佳答案，并发现答案之间的关联与背后深藏的动因。广义修辞学探索的规律，不属于学术描红之类可以模仿的格式，更注重启迪人们的心智，在“大象无形”中，体悟“形”的存在。

理论解释力越强、可信度越高，被认可的可能性越大。广义修辞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修辞学研究中的新问题，还可以解释老问题。谭学纯等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关注修辞学老牌问题——辞格研究，从结构、语义、语篇三维视角给狭义修辞学核心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探索，指导的博士论文《通感研究》《夸张研究：结构·语义·语篇》《拈连结构、语义及生成机制的认知阐释》是研究个案实证。高群运用广义修辞学理论的修辞幻象、亚义位、自设义位等概念，解释了夸张语义特征。[10]

广义修辞学理论被运用到中西语言文学领域，正行进在被更多人认知、运用的进程中。福建师范大学英语语言学专业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方向的郑春婷基于中西广义修辞观的梳理，探讨了广义修辞的特征，着重评析了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及其局限，写出了以《广义修辞学》[11]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罗渊的《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认为“广义修辞学”是修辞学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型。[12]这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丰富。

（三）广义修辞学学术意识形成溯源

作家著书，学者立说，异曲同工的媒介是文本。文本凭借各种形式传播，显性的存在，隐性的影响，在不同语境中浮现。福尔摩斯的推理立足于对事实的缜密勘察，我们的学术溯源依靠对文本语言的领悟。

热奈特提出“副文本”概念，认为副文本指的是：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副文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13]我们借助副文本理论资源，选择“自序/前言/导言”“编者按、主持人话语”“阅读札记”等副文本表现形式为观察对象，尝试一种走进广义修辞学学术空间的新路径，读出文本背后的学术关怀。虽说对学术关怀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述不一，但核心趋同，即肯定学术和学术的价值，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学术关怀的内驱力。

序言，既有作者自己所写，用以说明写书宗旨和经过，也有别人所写，介绍或评论本书的内容。如果以同一作者为观察点，为自己写的可称为“自序”，为别人写的可称为“他序”。至于前言，多指写在书前或文章前面类似序言或导言的短文。从作者“自序/前言/导言”，领悟漫长求索历程中学者的学术心迹、学术目标，以及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不失为一种学术考察路径。

1.《接受修辞学·初版前言》：国内修辞学研究的理论转向

作为副文本的前言，以“本书的探索，是对长期以来国内修辞学研究的一种补正”，[14]低调地指向此前的修辞学研究现状，以及正文将要“补正”的内容：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实的言语活动。但是相当多的汉语教材和修辞学著作，都认为修辞活动就是对言语进行加工、修饰和调整，以获取最佳交际效果的活动。或者说，是表达者的修辞活动，然而没有接受者介入的修辞活动是不完整的。不仅接受者“缺席”会造成“零交际”，接受增值、减值、改值，同样影响修辞接受的现实。1992年初版的《接受修辞学》推动并践行国内修辞学研究的学术思路转换：从长期以来侧重修辞表达的研究，转向从修辞表达到修辞接受的系统思路。初版《接受修辞学》为《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之一，“出版者前言”称“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学术著作是否能代表“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应该交给时间检验，刘坚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第五卷，鲁国尧的《语言学与接受学》[15]等涉及该书的评判，传递了某种学术认同的信息。或如《接受修辞学》（增订本）前言所称“为促进汉语修辞学研究总体格局的平衡发展进行了投石问路的探索”[16]，同时也孕育了一年后初版《广义修辞学》表达与接受两个主体理论的萌芽。

2.《人与人的对话·前言》：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

“人在语言的世界里对话，也在超语言的世界里对话。因为，对话不仅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诉求；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同时还是一种感觉交换；对话不仅是语言、思想的馈赠，同时也包括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互参照。这决定了本书的写作定位：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17]本书自定义的“对话”，挖掘对话的信息交换、价值交换、感觉交换意义，以及对话作为生命诉求和人类生存方式的价值，接受者如果认可作者观点“对话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注”，那么就会理解“人在语言的世界里对话，也在超语言的世界里对话”的含义。这种来自21世纪之初的探索，隐约可见广义修辞学理论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的前期开发。

3.《广义修辞学·自序》：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

建立“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两个主体”的理论框架，从学理上强调完整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应该覆盖表达和接受两极，探讨“话语权和表达策略”“解释权和接受策略”等理论命题及其双向互动的运作机制，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下，按照“总—分—合”的逻辑路径，将修辞研究纳入“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理论框架，推动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向文艺美学、文化哲学延伸，这种学术延伸在修辞学介入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并为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研究的修辞学转向提供了“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展开”的学术生产类型。[18]

4.《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自序》：从文学和语言的不同维度聚焦广义修辞学视野

作者持续研究文学语言，学术目标既不是解决单纯的语言问题，也不是单纯解决文学问题，而是在文学和语言之间设定文学语言学的最小研究半径，因此没有淹没在同类成果中，这也许部分地归结为“走出技巧论”的广义修辞学视野。学术研究的延伸是学科生长点的培育，2003年起，文学语言研究和文学语言学分别成为福建师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一个主要专业方向，2011年在一级学科框架内自主设置文学语言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将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由学术拓展转化为学科生长。

5.《广义修辞学演讲录·自序》：尽量不向读者重述在别处可以见到的内容

这其实是《广义修辞学·后记》中作者自我设定的写作规则，这一规则支配着作者此后“广义修辞学”系列论著的创作，也是支配《广义修辞学演讲录》的编选原则，“选入本书的演讲内容，侧重问题驱动和话题提炼过程中贯穿的学科意识，以及对修辞学科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分析，审视学科生态环境，修复学科信心，重建学科形象，希望为推动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提供个人的观察、思考与探索实践”。[19]围绕这些力避重复性研究的内容，收入作者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术交流，演讲录将听众/读者设定为学术创新的接受主体，减少听众/读者接受已知信息付出的听读成本。事实上，学术演讲的现场感和气场，是接受者的创新期待和演讲者的创新思维共同营造的场域。

6.《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导言》：学科之问和学术之问

作者由问题意识驱动，在复杂的学科背景和关系中，聚焦修辞学的学科身份这个核心问题，透视学科生态；围绕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三个关键词与修辞学的关联挖掘派生问题；结合理论与应用探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20]

广义修辞学理论主张和学术实践为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建构了新的范式，为提振学科形象、推动学科发展，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野。

（四）广义修辞学作者的角色身份和学术召唤

当学者以栏目主持人身份出现时，往往突破个体研究者界限，承担着搭建学术平台、繁荣学科建设的重任，学术栏目蕴含更深层的学术关怀。

我们选取“修辞学大视野”编者按、主持人话语，以及《当代修辞学》专题研究的主持人话语为考察对象，探索学术栏目传递的学术召唤与学术关怀。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从2003年第6期始，设立“修辞学大视野”栏目，构筑了修辞学安身立命的栖居之地。主持人话语触及学术多维空间，正如高群所言：

学术胸襟：“大视野”之“大”，指向广大的心灵空间，也指向“有容乃大”的学术胸怀；

学术理念：在更为开阔的思想背景中，以新的研究态势面对多学科的当代目光，吸纳多元语境中的他者智慧；

学术追求：关注学科前沿，尊重学术自由，强调原创性研究，希望象牙塔之内的学术话语链接象牙塔之外的当下现实。[21]

栏目内容精彩纷呈，主持人话语关涉学科重建、学理思考和学术领域等方面。

学科重建讨论了“学科重建和理论开发”“术有专攻和学科对话”“修辞观：学科定位和学术操作”“修辞学·语用学·诠释学”等问题。

学理思考讨论了“多元语境中的话语场”“已知的研究领域和未知的阐释空间”“修辞学：语言活动和语言思维”“全球视野中的修辞学研究”“修辞研究：再思考与再开发”“修辞研究：学术观察和阐释路径”“修辞学研究的外部空间和内部学理”“中国文化传统与修辞研究”等问题。

学术领域讨论了“汉语修辞史：缺席和出场”“闽籍海外学者郑子瑜的修辞学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学”“文学修辞研究”“文学修辞和意识形态”“文体建构和文体批评”“文体建构的传统资源与改造”“修辞和历史叙事”“词句修辞和叙事修辞”“修辞阅读：文学文本和学术文本”“言语风格研究”“辞格研究”等问题。

与此同时，谭学纯在《当代修辞学》“文学语言与修辞”“广义修辞学研究”“广义修辞学与‘主体间性’研究”等专题研究[22]中，借助主持人话语发问：修辞研究如何介入文学语言研究的前沿领域？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逻辑是什么？能否在学术实践中验证？如何参与国际流行的“主体间性”理论建设？中国修辞学研究如何融入大生态？一连串的追问，凸显学术召唤的迫切与战略眼光。多元语境里的修辞学思考，修辞批评实践为修辞学学科积聚了学术能量。

修辞学史该如何看待“修辞学大视野”“《修辞学习》改版为《当代修辞学》”这样的修辞事件？修辞学史不该忘记这些走出象牙塔，把研究文本从纸上拓展到现实行动的人。

学术札记，因其篇幅短小，对作者智慧与语言的要求更高，属于圆润、精致的艺术品。学者实现了自己的写作预期“多一分自己的语言出场，少一分我性的思想缺席”。与同行者汇成学术的和弦，谱写出中国学术情。

（1）《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参与汉语界面对学术批评的自我反思，提醒大家不要对学派进行政治化误读，反对学派的帮派化运作，亮出自己观点：“学派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空间，学术创造的可能性在学派的觉醒和成熟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证。当一位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性成果的时候，这个成果，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作者断言“学派意识的觉醒，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条件。学派纷呈，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作者呼吁“中国学术界，需要挣脱对学派的负面想象。中国学术体制，需要重新为学派定位。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23]

（2）《学术期刊：学术话语的集散地》。作者意识到学术期刊及时追踪学科前沿、学术热点的影响力，认为“学者们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他所在学科的理论建构，学术期刊，是他们的话语集散地。在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研究学术史，没有理由忽视学术期刊对话语建构的参与。因为：自从有了学术期刊，学术史就是由学术期刊介入的学术文本、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和学术团体活动的历史延续体”。[24]学术期刊提供的版面可以看成一种话语权，隐含栏目定位的学术召唤。作者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阅读之思，才有后来思想与行动合二为一的“修辞学大视野”——修辞学学科家园的诞生。

（3）《学术传播和话语权》。在全球化的“话语—权利”图景中，作者认为“学术传播的亮点往往就是新术语如何为解读新的学术现实，提供新的思维框架的认知激活点”。[25]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学术传播中，承载重要信息的关键词和基本的概念术语，话语权属于谁？就是这份忧思，激励着作者实践专业术语的创新。从“接受修辞学”“广义修辞学”的提出到“修辞幻象”“亚义位、自设义位、空义位”的界定，以及对“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无不带有作者的自定义痕迹。有的术语属于作者原创，有的术语经过作者阐释，为原初术语注入了新能量，为拥有自我话语权的学术传播扩容。

（4）《语言学研究和公共阅读》。语言学研究进入公共阅读视野，不是“去学科化”，而是在坚持本体研究的同时，关注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打开公共阅读空间，刺激更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在“通识”教育和“高、精、尖”人才培养模式之间重建平衡的支点。[26]从专业阅读到公共阅读，变化的不仅是阅读人群，更是思想能量辐射后的加倍释放。学术创意与人才培养如同持续的产品深度开发，将是新一轮学术创新的保证。

我们把“自序/前言/导言”“编者按、主持人话语”“阅读札记”等语言形式与著作、论文进行互文性对读，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作者对修辞民生的关怀，对修辞学学科建设的关怀，对修辞学成果的关怀。

谭学纯作为一位作者，用副文本、文本与读者对话；作为“修辞学大视野”栏目的主持人，首先与被发表论文的作者对话，然后让其文本与读者对话。“广义修辞观”的存在，“突围”思想的引导，汇聚了多学科智慧，部分地转换为修辞学研究不同于传统格局的学术面貌。学术事实、学术行动包蕴的学术关怀，关注到人的智慧化生存，用文本“悟道”，用行动“弘道”，为修辞学科增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