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肯尼迪总统的伯克利演讲和耶鲁演讲说起

1960年11月，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怀揣着新边疆（New Frontier）构想，肯尼迪带着庞大的、思想分歧的团队入主白宫。为了解决竞选时的承诺“致力于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西奥多·索伦森，1981: 74-75），在执政一百天内，就提出了经济复苏、税收、预算、医疗、住宅、教育、资源保护、农业、国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建议。具体内容主要包括：采纳了赫勒以及托宾等为首的新经济学派的减税建议，大幅减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同时承诺联邦支出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上限，以致力于经济复苏；针对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推进民权立法，先后成立了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住房机会均等委员会；提出了联邦教育法案和医疗保健法案，倡导教育公平、政治远离医疗；在预防贫困、促进脱贫、缓解不能脱贫人口的困难等方面扩展反贫困计划。从就任到遇刺，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在他的伯克利演讲和耶鲁演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62年3月23日，肯尼迪出席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九十四周年校庆，并发表演讲。他盛赞美苏在太空探索上达成的合作：“就空间科学而言，我们的共同知识和努力能使各国全体人民受益：联合气象卫星提供更充足的预警来抵御毁灭性的风暴，联合通信系统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在太空医学研究和空间探测作业的合作将会加速人类登上月球以及其他星球的那一天的到来。”“美苏在空间科学和探索中的合作，将凸显那些使彼此靠近的利益，而不是那些使双方疏远的利益。它为我们开辟了一片空间，陈腐的、枯燥的 ‘冷战’教条在这里被远远抛到脑后。”“知识，而不是仇恨，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这种知识超越了国家的对抗，它陈述一种普适的话语，它不是单一阶级或单一国家或单一意识形态的财产，而是全人类的财富。”肯尼迪借用美国参议员韦伯斯特的名言“知识是天宇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它的光芒洒向了所有的生命和力量”，呼吁在知识光芒的普照下“我们必须思考和行动，不仅为了此时此刻，而且为了我们的时代……一个知识的世界、一个合作的世界、一个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世界可能还要假以时年。但是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此时此刻，我们就开始培育和平和合作之苗吧”![2]

1962年6月11日，时隔三个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再次发表演讲。他借喻耶鲁大学毕业的总统塔夫脱以及副总统卡尔霍恩的当政时代，并指出：“1804年的卡尔霍恩和1878年的塔夫脱毕业后进入的世界与我们当今的世界截然不同。他们和他们的同辈人毕生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努力解决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美国陷入了尖锐的、情感的分裂，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吸引了一代人的注意力：国家银行、公共土地的处置、州废除或执行联邦法令、自由或奴役、金本位制或银本位制。如今这些横扫一切的传统问题基本上已经消失。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的国内问题越来越微妙，也越来越复杂。虽然它们无关乎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关系到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也关系到探究解决各种复杂和棘手难题的成熟解决方案。卡尔霍恩的世界和塔夫脱的世界有他们自身的难题和值得关注的挑战。但那些难题不是我们的难题。他们的时代也不是我们的时代。正因为每代人都不得不从陈词滥调和墨守成规的遗产中解放出来，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从令人宽慰的、重复陈腐的只言片语转向全新的、艰难的且与现实进行实质性抗争的话语。”[3]

肯尼迪在演讲中谴责，真相的大敌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矫揉造作的、尔虞我诈的谎言，而是刚愎自用的、巧言令色的和异想天开的神话。他认为，美国当下国内事务的三个重大领域分别是政府的规模和结构、公共财政政策以及信心即商业信心或者公众信心，简言之就是对美国的信心问题。他逐一分析了这三个领域的神话。首先，“大政府”是一个神话。“联邦政府的扩张比国计民生的其他任何一个主要部门都要小——小于工业部门、小于商业部门、小于农业部门、小于高等教育部门，而且远远逊色于关于 ‘大政府’的杂音。”每个政府部门的活动都必须根据自身优劣和特定国家需求而开展。其次，公共债务正在以危险速度增长是一种神话。“自‘二战’以来，人均债务和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事实上都已经急剧下降。自 ‘二战’结束以来，按绝对值计算的国家债务仅增加了8%，但私人债务却增加了305%，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378%。”无论是公共债务还是私人债务，既不好，也不坏。借贷既可能会导致过度扩张和崩溃，又可能会导致扩张和繁荣。在这个领域，没有我们可以信赖的单一的简单原则。最后，信心既是一种神话，也是一种现实。真正的信心危机来自工商界忽视其应尽的公共义务，劳工界对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视而不见，以及政府的渎职。“相互信任的坚实基础是政府与社会各部门在不断追求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结成所必需的伙伴关系。”国内事务的每个领域都存在一种危险，即神话妨碍了有效的行动。肯尼迪指出：“今天，在我们的经济决策中所存在的危险，并不在于某些以激情席卷全国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在于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形形色色的标签和陈词滥调，我们需要的是更脚踏实地地讨论那些涉及让庞大经济机器持续前进的、复杂的技术问题。”

肯尼迪是一位多元包容、毫不妥协的总统。不幸的是，1963年11月21日，当他赴得克萨斯州腹地达拉斯调解民主党内斗，以避免得克萨斯州在来年秋天竞选连任中成为孤星之州时遭遇死亡。“达拉斯存在着一些无关乎传统政治的东西：不谐之音、诡异气氛以及令人深思这个城市病根所在的歇斯底里的状态。在达拉斯出现这样的情况格外让人沮丧，这座城市曾一直最为珍视的良好形象已经被暴力玷污。娼妓和骗子虽然走了，但杀手却变多了。得克萨斯州是全美发生凶杀案最多的州，而达拉斯在得克萨斯州范围内又遥遥领先。在达拉斯，每个月的凶杀案数量比整个英国还多。”（威廉·曼彻斯特，2014: 51-52）肯尼迪总统离去之际，整个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急诊室，等候在外面的，是悲痛的全世界。然而，正是在这种悲痛、沮丧、混乱和迷惘中，伴随肯尼迪出行、返回其家乡得克萨斯的副总统约翰逊急不可耐地在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在当地主教的鉴证下继任了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