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自然主义文学的观念逻辑

如果将话语理解为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想、意义、价值的言说规则和范式，以及在思想传播和意义制造中对自身建构的具体方式和形态。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实质则是一种由诸多不同元素构成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不同，言说方式自然就会不同。对于相同的现象，言说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社会文化语境是其言说方式选择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话语受时代话语的影响也会引起小说观念的演变，而小说观念的演变则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对小说的总体认识和看法，体现着特定时代各种话语的复杂关系。具体来说，小说观念包括“小说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所恪守的艺术方法、原则等许多复杂内容”[28]。左拉作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自然主义理论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一部著作中系统提出的，而是在断断续续的理论探索和文学实践中，以及与他人论战的过程中在不同篇章中提出的，这使自然主义理论时常存在矛盾和裂隙。正因如此，大多数论者对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理解往往断章取义，特别是对左拉自然主义观念的内在逻辑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明晰的认识，由此对自然主义理论缺乏准确全面的解读。

小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体裁形式，也是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重心所在。左拉在明确“自然”“客观性”“真实”“实验小说”等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真实感、客观性、科学性等诗学原则，并在二者的关系中建立了自然主义理论。一般来说，诗学原则是一种诗学成立的根本，范畴则是诗学观念的体现。从自然主义的形成来看，诗学原则和范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紧密的内部关系和逻辑。一定程度上，内部逻辑是一种诗学理论存在的根本和灵魂，也是把握该理论的关键。那么，如何把握自然主义小说观念的内部逻辑呢？在此，借助左拉小说创作理论核心观念的考察，通过对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核心观念如“自然”“客观性”，“真实”“真实感”，“实验”“实验小说”内在关系演变的考察，宏观地分析左拉自然主义小说观念的内在逻辑，以求准确地理解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诗学内涵和审美追求。

一 “自然”与“客观性”

自然主义遵循模仿自然的传统，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模仿自然，而如何模仿自然的根本在于如何理解自然。以往人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如何模仿上，而对自然本身却不求甚解。不同时代的人对自然的理解各不相同。那么，左拉自然主义文学观念中的“自然”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自然”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是同根词，是左拉自然主义理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对自然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对自然主义的理解。然而，在实际的论述中，作为“自然主义”之“自然”与自然主义的意义本身却亦难相提并论。“自然”历来是个比较含混的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具有最初的生成物、自然物的内在形式等含义。假古典派学者认为“自然”就是“真理”或者“人性”。蒲柏则说研究“古人”就是研究“自然”，而现代人认为“自然”在狭义上指自然环境和感官自然，在广义上指现实世界。与上不同，左拉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常常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自然”：la nature，la création。这两个词在法语中意思是有区别的。la nature来源于拉丁语，有两个意思：一是性质，二是自然（客观世界）。la création来源于法语动词“créer”（创造），与创造是同根词，基本的词义是“创造物”或“创造”，左拉用它指代被创造的自然。左拉在早期文章中常常将二者交替使用，在词义上没有区别。但在后期的文章中，左拉很少用“la création”，一般只用“la nature”来表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也就是客观世界。“自然”一词的含义也逐渐明朗化。根据左拉的理论阐述和文学创作来看，左拉的“自然”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外在世界，指的是自在和人为的客观之物，即所谓的“自然世界”。二是内在特性，指的是与生俱来的内在性情，侧重人的生理特征，即所谓的“自然状态”。

左拉指出，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就是要从自然出发，为何要从“自然”出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自然是由物体、行动和受某种原因支配的力量构成的”[29]。正是在这一点上，左拉声称自然主义作家的全部工作就是“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构成，研究环境与场合的变化对其的影响，永远不脱离自然的法则”[30]。可见，左拉将“自然”作为其文学理论的逻辑基础，以“自然”为出发点，对“自然”赋予相应的内涵，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形成的本源。

从“自然”出发，左拉强调自然的客观之维，即客观性。“自然即是一切需要；必须按本来的面目去接受自然，既不对它作任何改变，也不对它作任何缩减”[31]。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客观性”是一种态度，代表着一种中立的立场，一种如何使模仿达到客观的观念或者效果。如何在自然的模仿中实现客观性？针对这一问题，左拉提出了自然主义“非个人化”的叙事主张，认为“自然主义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非个人化”[32]。在左拉看来，小说家就好比一名记录员，在创作时应仅仅陈述他的所见，将真实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隐匿自己的情感，对事物不做任何评判和结论。一些评论者认为，“非个人化”削弱了文本的价值倾向，消解了作家的个性。若细读左拉的论述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非个人化”是左拉对自然主义小说叙事立场的指称，与指称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一脉相承，目的在于保持一种中立的客观叙事态度，即摒弃传统作家的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实现文本叙事的客观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摒弃道德说教并不是放弃文本的道德元素，坚持价值中立也不是否认作家本人的道德判断，而是文本叙事客观效果（客观性）的自觉追求。

如果说“自然”代表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性”代表的是一种“准确”的事实呈现。那么，“非个人化”则是实现客观与客观性的主观意愿。不过，作为左拉自然主义的主观追求，“非个人化”并不是绝对的，经过主观处理的客观性自然也不纯粹。正如罗兰·斯特龙伯格所指出得那样，“尽管口口声声要达成科学的客观性，但事实上，……在各种神话、原型以及价值判断的运用上，左拉与其他小说家并无根本区别”[33]。尽管如此，“非个人化”还是架起了“自然”与“客观性”的桥梁，打通了文本客观效果和作家中立立场的两极。之所以坚持比现实主义更彻底的客观性，是因为自然主义作家对文学创作在功能和态度上有了新的认识。

二 “真实”与“真实感”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模仿的真实还是不够真实（即模仿的效果如何）？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讨论的话题。可以说，从古希腊起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历来的文学思潮都在标榜自己的“真实”论。自然主义从产生起，备受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真实论，即“真实”“真实感（性）”的问题。非议者常常将自然主义小说中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成功之处归为现实主义的胜利，而将所谓的对人物的生理、生物、遗传性等描写归罪于自然主义的真实论。如何认识真实、真实感？同样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针对模仿与真实的问题，左拉在《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一文中提出了独特的“屏幕说”。左拉根据艺术原则将文学史上的屏幕分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三类屏幕，并以比喻的方式从成像机制到影像差别对三类屏幕做了描述和区别：古典主义的屏幕是“一个具有增大特性的玻璃体，它扩张线条，阻挡颜色通过”[34]。浪漫主义的屏幕是“一个折射力很强的棱镜，它能击碎一切光线，变幻成耀人眼目的光闪闪的幽灵”[35]。现实主义的屏幕是“一块完整的玻璃，十分透明而不太清晰，映出一块屏幕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出来的影像”[36]。依据屏幕的功能，左拉指出三种屏幕都是对现实的变形或折射，功能基本一致。因为在艺术中“绝对不能证明有必要的理由去抬高古典屏幕压倒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屏幕；反之亦然，因为这些屏幕全给我们传递虚假的影像”[37]。而从个人审美观念出发，左拉又声称，“我不会完全只单独接受其中一种；如果一定要说，那我的全部好感是在现实主义屏幕方面；它满足了我陈述的理由，我感到在现实主义屏幕中有坚实和真实的无限的美”[38]。也就是说，喜欢这一屏幕而不喜欢那一屏幕，仅仅是个人兴趣和气质的问题。然而，左拉笔锋一转，紧接着又强调：“不过，我重复一遍，我不能接受它想显现于我的样子；我拒绝承认它给我们提供真实的影像；我断言，它本身应当具有扭曲影像，并因此把这些影像变成艺术作品的特性。”[39]显然，若从屏幕的功能和个人的兴趣角度来看，左拉对屏幕的认识又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其表述很容易使我们认为其“屏幕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左拉说三种屏幕的价值是一样的，不能一方压倒一方，另一方面左拉又强调在现实主义屏幕上的优越感。左拉的屏幕说是否有矛盾？实际上，左拉对“屏幕说”的阐述在根本上并不矛盾。因为从模仿的效果和价值来看，不同的屏幕尽管有不同的特性，每个作家的偏爱也各有不同，但三种屏幕在功能上都是对现实不同程度的折射，在价值上都是对现实与模仿之间关系的表述，皆源于对真实的理解和追求，折射出对真实的三种不同理解：古典主义的“真实”是理性的真实，浪漫主义的“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自然主义（左拉）的“真实”则是“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40]。由此可看出，若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看，左拉自然主义的“真实”实际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让人物在真实环境里得到真实的展现，二是作品应该反映作家的真实个性和情感，三是让读者感受生活片段的真实。

左拉之所以将“真实”看成文学的生命，主要目的是想要求小说创作应该摒弃毫无事实依据的虚构和人为的胡编乱造，返回自然，返回事物本身。左拉指出，“如果这印象离奇古怪，如果这幅画没有立体感，如果这作品流于漫画的夸张，那么，无论它是雄伟的还是凡俗的，都不免是一部流产的作品，注定要很快被人遗忘。它不是建立在真实之上，就没有存在的理由。”[41]为了体现真实，自然主义作家首先就要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事实数据作为小说创作的参照。如左拉在创作《卢贡-马卡尔家族》时，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卢贡家族的起源作了详尽的考证。其次是事无巨细的观察和详尽无遗的细节描写。如《萌芽》详细记述了矿工在矿区的洗澡、吃饭等生活细节，展示了工人集体罢工、示威等诸多具体场景。最后是大胆地描写人的生理性和生物性。如左拉在《戴蕾丝·拉甘》中用生理解剖刀详尽地剖析了女主人公戴蕾丝人性中的情欲和病态心理。

左拉时常强调，“真实”是自然主义的最高原则，“真实感”是小说家的最高品格。那么，何为“真实感”？左拉认为，“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42]虽然“真实”与“真实感”的交集在于“真（真实）”，但写真实和真实感并不一样。所谓“写真实”，就是“客观”的书写，就是忠实地模仿现实。所谓“真实感”就是“可信”，就是如实地感受或表现自然。写真实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艺术要求或艺术标杆，而真实感或真实性是艺术的美学效果和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真实”与“真实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左拉认为，浪漫主义时代的想象一词已经不再是小说家的最高品格，现在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什么也不能代替真实感，“当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作家缺乏真实感，我便否定这作品”[43]。德尼丝·勒布隆-左拉在传记《我的父亲左拉》一书中这样写道：“这就是左拉的理想，这就是他的生活目的：文学的真实，人类的真理，全部的真相。”[44]从真实到真实感，“真”是贯穿左拉艺术追求的灵魂所在，客观性、科学性都建立在“真”的基础上。

那么，怎样如实地表现自然进而实现“真实感”呢？左拉指出：“你要去描绘生活，首先就请如实地认识它，然后再传达出它的准确印象。”[45]左拉主张以科学的分析和观察，以细节和现象的写实取代对生活本质的解释，将真实的历史背景与客观的文本叙事相结合，对社会现象和生活作记录式的描写，让所有的真实都起源于“第一个思考着的头脑”。换言之，左拉自然主义的“真实”是一种实证性的真实，它要求小说家应该像科学研究那样细致观察和验证，考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景物、社会的叙述和描写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科学事实，由此而获得“真实感”。这表明，自然主义的真实也是一种科学的真实，要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来检验。

依据自然主义的真实观来看，文学的真实感总是与科学的真实交织在一起，对自然主义文学真实的思考总是包含着对科学性的思考，就要考虑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景物、社会的叙述和描写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科学事实。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把生活中的现象用语言加以再现，把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由此，绝对的真实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现象与艺术真实也不能随意画等号，文学的真实性应该看作对生活印象的直接概括和逻辑简化，其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印象与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和印象，来源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交叉关系。因此，从客观实在经由真实到主体实感，从真实到真实感是一种内在规定性与外在感受性的艺术呈现，并由此从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靠拢和过渡。

三 “实验”与“实验小说”

如果将自然主义的真实看作客观实在（“第一真实”），真实感看作主体实感（“第二真实”），自然主义的创作就会在“第一真实”和“第二真实”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以求达到二者之间的最大平衡与和谐。那么，如何在“第一真实”和“第二真实”中实现平衡呢？针对这一问题，左拉大胆借用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导论》的“实验”概念，提出了“实验小说”的理论。

为何“实验”？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把‘医生’两字换成‘小说家’，就可以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并让它带有科学真理的严密性。”[46]之所以如此，首先，左拉试图把自己的文学理念都建立在贝尔纳的论点上，将实验方法用于小说，但左拉此举并不是要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改造成文学理论，也并不是将已有的创作方法进行完善，而是将科学的实验方法照搬到小说创作上。其次，左拉将“医生”换作“小说家”，认为新的文学可以用“实验方法”得到解释，其出发点在于借用实验医学来阐明作家的思想，使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阐述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最后，左拉不是简单地将小说家变成医生，而是小说家在贝尔纳理论中取出“所需之处”来作为自然主义理论“无可辩驳的依据”，借助科学使小说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也就是逐渐将人类智慧的各种表现形式推上科学的道路。可见，在科学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左拉使用“实验”的目的在于以类比的方式，以构建自己的小说理论。

如何“实验”？在左拉看来，“实验”就是依凭观察和记录，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进行一种检验和审视。小说家既是一位观察家，同时也是一位实验家。观察家把已经观察到的事实原样摆出来，制定实验，将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发展置于一个具体的环境，然后，实验家出现并介绍一套实验方法，即“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构成，以环境和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永远不脱离自然的法则。”[47]概括起来，实验步骤可以归纳为：“观察—实验—观察—记录”。在此过程中，小说家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的姿态，精确地观察，忠实地记录，冷静地判断，以此来判定实验结果是否与小说家的预期目标一致。当然，左拉的小说实验将科学实验与文学创作的机械对应，也引起了人们对小说“实验”可靠性的质疑。如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科学实验室里的实验这种含义上的‘实验’小说显然是不存在的”[48]。事实上，左拉对“实验”的强调，目的并不在于在小说创作中遵循一套简单的创作程序，而在于追求和践行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的真实就是要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而文学的真实感总是与科学的真实交织在一起，对自然主义文学真实的思考自然也就包含着对科学性的思考。循着这一思路，左拉指出，“实验方法既然能导致对物质生活的认识，它也应当导致对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认识。从化学而至生理学，再从生理学而至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不过只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的问题。实验小说则位于这条道路的终端。”[49]显而易见，左拉通过对科学“实验”和小说“实验”的简单推理和转换，同时以科学方法对情感或者精神进行“实验”，用科学的方式将实验和小说联结起来，便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实验小说”。

何为“实验小说”？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描述道：“实验小说是本世纪科学进步的结果，它继续并补充了生理学，而生理学本身又是建基于化学和物理学的；它以服从物理化学定律并由环境影响所决定的自然人的研究来代替抽象人的研究，代替形而上学的人的研究，一句话，它是我们科学时代的文学，正如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是相应于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时代一样。”[50]左拉提出“实验小说”的概念，一方面强调了在科学化时代实现文学科学化的观念；另一方面则将“实验小说”看作一种可靠的叙述方式，以此对客观未知世界进行探究。这里的问题在于，科学在文学创作中是否具有纯粹性？毫无疑问，科学既然不能等同于文学，那么，强调文学中的科学因素和文学科学化也并非等同。况且，左拉小说理论中的科学观念并不纯粹。之所以按照科学的方式来创作小说，是因为左拉想对小说预设的人与自然及其关系进行验证。而实验小说不能与自然主义理论画等号，是因为“实验小说”所提倡的“科学”与“实验”仅仅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个维度，正如韦勒克所言，“即使左拉，这种最科学的理论阐述者，实际上也是一个采用最极端的情节剧和象征主义手法的小说家”[51]。确切地说，左拉对小说所做的“实验”，通过科学的方式架起了文学诗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桥梁，实验小说应该是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相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实验小说”的方法论要义就在于“实验”的话，那么左拉的“实验小说”实际上是“小说的实验”，因为实验的方法“不论在文学还是在科学中，正在决定着自然的现象——个人和社会的现象，而形而上学对这些现象至今只能给出些不合理的，超自然的解释”[52]。由此，“实验小说”的方法论目标就在于依照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在环境和遗传等因素的影响下，把握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环境中人体的内在机理及其变化。不过，问题和质疑也由此而生，“实验小说”是否具有可实践性？这一问题其实在《实验小说论》的开篇就有所解答，即“只有还在幼稚时期的实验医学才能够实验文学以精确的观念，而后者还只处于胚胎状态，甚至还没有到牙牙学语的时候呢”[53]。很明显，左拉的这一表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实验小说”理论在左拉小说理论中的地位问题，也表明自己的“实验小说”理论仅仅是一种设想或者诗学理想，还需要在创作中去检验。由此可判断，一些学者将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看作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核心或者本质、抑或理论总结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左拉的“实验小说”对小说创作理念、叙事方式、审美追求等方面的实验，其精神内核在于传统中的不断创新。进而言之，左拉实验小说的“实验”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和观念，因为实验的观念和方法及其本身就包含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已知中探索未知，发现新质并开拓新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验既在传统中注入新的血液和引入新的视角，对客观自然进行重新组合和审视，也对文本形式的革新和读者审美趣味进行调和，由此对时代文艺观念作出的回应。纵观西方文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文艺复兴莎士比亚的“镜子说”，到布瓦洛的《诗艺》，到黑格尔的《美学》，到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再到福楼拜、巴尔扎克的理论，无疑不是在进行文学实验。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明确地标榜文学就是一种实验。可以说，在每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都对原有的文学传统不同程度地有所颠覆，在文体形态和叙事艺术方面对小说的革新都可以说带有实验的性质，只是有些作家或评论家有意无意地冠以实验之名，而有些以其他名称代之，这些不同于以往文学传统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无论是新颖还是守旧，褒扬还是诟病，都无一例外地在实验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并且相对于后继的小说观念来说都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从文学观念的更新来说，实验的本质就是试验和尝试，每一次实验都是对文学本质论、认识论、创作论、目的论等进行的一次新的审视，其实验的过程则是对某一时期某种文学类型与时代政治、文化、宗教等不断糅合和超越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实验的观念和方法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时，那么小说家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科学复杂的最新进展，以充实实验方法。当实验作为对探究对象的认知方式时，那么小说观念和文本实践之间在实验中的不断磨合，使小说家和读者的传统关系和期待视野就会有所调整，而在此基础上小说内部进行的话语资源整合，则以寻求小说创作和客观现实新的契合点为旨归。

四 “理论逻辑”与“创作裂隙”

通过对“自然”与“客观性”、“真实”与“真实感”、“实验”与“实验小说”内在关系的分析可见，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内部观念并非孤立分离，而是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左拉正是在“自然—客观性”“真实—真实感”“实验—实验小说”的内在逻辑关联中建立了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在此，如果我们将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将其核心观念依内在关系排列，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更加明晰，如图1-1所示：

图1-1

按图1-1所示，结合前面对“自然”“真实”“实验”的具体阐述，我们就可发现，“自然”“真实”“实验”（“自然—真实—实验”）实际上代表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基础和起点，即“自然”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出发点，“真实”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而“实验”则表明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而通过前面对“客观性”“真实感”“实验小说”的具体阐述也会发现，“客观性”“真实感”“实验小说”（“客观性—真实感—实验小说”）实际上明确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追求和目标，即“客观性”表明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中立立场，“真实感”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效果呈现，而“实验小说”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理想目标。整体地看，从“自然—客观性”到“真实—真实感”再到“实验—实验小说”的内在逻辑表明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纵向延伸联系，从“自然—真实—实验”到“客观性—真实感—实验小说”的内在逻辑则表明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横向演变关系，这种纵向延伸联系和横向演变关系共同显示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形成过程。循此逻辑，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内在逻辑的明晰紧密无可厚非。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左拉是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但左拉本人远非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家，其小说理论与创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裂隙，正如有学者指出，“自然主义的诗学确实不与文本一起开始，更不是与文本一起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因作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它是对历史的迎击”[54]。学界尽管对此有所共识，但在其原因探究上观点各异，甚至语焉不详。那么，怎样看待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创作裂隙之间的关系呢？

回顾左拉的整个创作轨迹，左拉早期创作的小说如《给妮侬的故事》《克洛德的忏悔》主要以浪漫主义手法为主，而后左拉以反对浪漫主义的姿态开始构建和践行自然主义理论，如左拉在《小酒店》《娜娜》的创作中明确主张与浪漫主义划清界限，却不经意地与现实主义交融。到了晚年，左拉的创作如《三名城》《四福音》又体现出对浪漫主义的回归。可见，左拉从创作伊始到晚年的创作，自然主义并非唯一的创作方式，其间的手法转化也并非彻底，并且作为自然主义理论建构者的左拉和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者的左拉之间并非同一。这表明，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多元变化的，鲜有哪一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都恪守一种创作理念，哪怕是自己所建构的理论原则。同时，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汲取新旧文学的精华，或者变换自己的创作手法，以使文学创作获得读者的认可，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成就与此不无关系。实际上，不单单在左拉的创作中，自然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国后，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对自然主义小说理论有所突破，如田山花袋的《棉被》介入了心理的维度，茅盾的《子夜》等则突出了“为人生”“文以载道”的社会主题，他们在创作中并没有将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教条，而是更多地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和艺术选择上对自然主义有所借鉴和改变。以此而言，自然主义为何在世界各国呈现的面目有所差别就不难理解了。诚然，若我们完全按照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内在逻辑去对应理解自然主义的创作逻辑，这样就会人为地夸大理论与创作之间的裂隙，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对自然主义产生诸多误解。

综上可见，左拉在“自然—客观性”“真实—真实感”“实验—实验小说”的内在逻辑关联中建立了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其小说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彰显了左拉自然主义内部观念独特的诗学内涵和审美追求。正因为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我们在探究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理论时，就要避免对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主观夸大或贬低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某些方面的价值，避免将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中的逻辑演绎作为其文学实践的结论和价值判断，避免机械套用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唯其如此，才能有效避免对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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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吴岳添《左拉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74页。

[2] 吴岳添：《左拉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 柳鸣九：《自然主义文学巨匠左拉》，载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4] [法]左拉：《〈黛蕾丝·拉甘〉再版序》，毕修勺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5] [法]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6]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7] Emile Zola，“The Experimental Novel”，in George J. 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98.

[8] Emile Zola，“The Experimental Novel”，in George J. 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198-199.

[9] Lilian R. Furst & Peter N. Skrine，Naturalism，London：Methuen & Co. Ltd.，1978，p.5.

[10] 参见高建为《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页。

[11] Lilian R. Furst & Peter N. Skrine，Naturalism，London：Methuen & Co. Ltd.，1978，pp.5-6.

[12] Annette T. Rubinstein，American Literature：Root and Flower，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88，p.226.

[13] 在西方，巴赫金、哈贝马斯、罗兰·巴特、葛兰西、福柯、热奈特等都对话语有深刻各异的理解和阐述。在中国，大多数学者沿袭西方话语理论，话语的使用和理解比较宽泛，或认为话语就是语言和言语，或认为话语泛指一种思想观念，或认为话语是一种体系化的理论，或认为话语代表一种微观权力等。其中，曹顺庆教授对话语进行的界定具有典型性，“所谓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论辩、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参见曹顺庆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8页。

[14] Tzvetan Todorov，Intriduction to Poe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1，p.6.

[15] Auguste Comte，Social Statics & Social Dynamics，Leadership & Ambiguity：The American Classical College Press，1979，p.36.

[16] [苏]诺维科夫：《孔德“社会物理学”中的美学》，娄自良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17]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9]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3页。

[20]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21] [美]卡尔迪纳、普里勃：《他们研究了人》，孙恺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3页。

[22] 曾繁亭：《文学自然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页。

[23] [法]马克·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4] 转引自高建为《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25] 乐黛云等编：《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26] [俄]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27]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8] 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29] C. Hugh Holman，A Handbook to Literature，Indianaplis：The Odyssey Press，Inc.，1972，p.337.

[30] Emile Zola，“The Experimental Novel”，in George J. 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67.

[31] [法]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32]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 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208.

[33] Roland N. Stromberg，Realism，Naturalism，and Symbolism：Modes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Europe，1848-1914，London：Macmillan & Co Ltd.，1968，p.xvii.

[34]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35]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36]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37]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38]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39] [法]左拉：《给安托尼·瓦拉布雷格的信》，郑克鲁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40] [法]左拉：《论小说》，柳鸣九译，载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

[41] [法]左拉：《论小说》，柳鸣九译，载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2页。

[42] [法]左拉：《论小说》，柳鸣九译，载柳鸣九选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页。

[43] [法]左拉：《论小说》，柳鸣九译，载柳鸣九选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页。

[44] [法]德尼丝·勒布隆-左拉：《我的父亲左拉》，李焰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45] [法]左拉：《论小说》，柳鸣九译，载柳鸣九选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页。

[46]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47]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48]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四），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49]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50]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51] [美]雷纳·韦勒克：《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杨正润译，《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

[52]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53]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洪丕柱译，载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54] [法]伊夫·谢弗雷尔：《自然主义诗学》，载让·贝西埃等著《诗学史》（下），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