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婚育模式和婚姻质量的理论研究

国外发达国家少有“农民工”现象，但关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大多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与人口学科对移民或流动人口的婚恋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若干规律，形成了相关理论[33]，其中最值得本书借鉴的有以下几个理论。

（一）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或称资源交换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双赢。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也是交换行为的一种，人们往往希望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来促进双方个人或者双方家庭资源的互补，因而，选择谁成为配偶是由对方所能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所决定的。该理论认为，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个体是理性的个体，彼此都会考虑到付出与回报，希望能够与提供丰富资源的配偶保持稳定的关系，希望能实现“双赢互惠”，而这样的“双赢互惠”则是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达成的。[34]最早把交换理论运用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他认为从择偶时的各方面考察与要求，到婚后的情爱需求、家庭分工，以及婚姻解体的成本考虑、财产分割等整个婚姻过程都是婚姻双方进行各方面条件与资源的交换过程。交换理论中的投资模式认为，满意度（Satisfaction）、投资量（Investments）及替代性（Alternatives）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男女亲密关系中的承诺（Commitment）。当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对亲密关系有较高的满意度、投资了较重要或较多的资源、感知可替代性较差时，便会做出较强的承诺。做出决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对在这份关系中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能得到的报酬的评估过程。因此，做出承诺，代表了亲密关系中的个体要维持这份关系并且要依附于它，进而促成了彼此维持这份关系的行为的发生。在择偶过程中，理性的双方将自身的资源与对方进行相互交换，如果择偶的双方都认为缔结婚姻关系的收益大于单身，那么择偶行为就会发生。在交换理论中，许多条件可能成为交换的资本，比如相貌身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村的经济社会，尤其是打工经济的快速与深入的发展引发了农村婚育模式的巨大变革，诸多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交换理论认为，择偶过程是当事人彼此之间将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理性交换的结果。在流动人口的婚姻市场中，形成了许多非社会经济优点与社会经济长处相交换而形成的婚配，这主要是由流动人口异地就业的压力与不稳定性促进了其婚姻交换意识的强化所引起的。

（二）社会（结构）同化理论

同化理论（Assimilation Theory）最早由米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将婚姻同化视为族群体间同化的最终结果。米尔顿·M.戈登认为，相同群体的成员更有可能在朋友圈子、邻里、工作等方面建立的稳固的关系网络中寻觅配偶。社会同化理论认为流动迁移人口在城市中有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化适应，可能经历几代人，流迁人口才会逐渐接近城市人口的婚姻观念与行为。这一理论将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婚姻家庭意识与行为的差异归因为他们在社会经济特征上的差异，流动人口的择偶观念虽然相异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随着迁移的时间不断变长，流动人口的生活开始变得稳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这一重要的特征上与城市居民趋于接近，那么婚恋观念和婚育模式上的差异也将逐渐消失，婚姻会趋于稳定，婚姻质量会逐渐提高。另外，现有研究通过对流动者聚居社区功能的探讨来考察流动者的婚姻家庭观念与行为，结果显示流动者聚居有利于其对新环境的适应，使其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其婚姻家庭观念与行为更容易趋同于流入地的婚姻家庭的模式。[35]不过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流动者因为其所依赖的社会资本障碍，不利于其婚姻家庭行为的改变。[36]总之，社会同化理论认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之间虽然存在择偶观念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环境的适应，婚恋观念和婚育模式上的差异也将逐渐消失。[37]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流动到城市中可能从事更高薪的工作，在经济能力方面也逐渐趋于当地居民，当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观念意识例如择偶观念、生育观念等自然也会受到当地原有文化的影响。

（三）资源理论

资源理论认为，个体的资源可以分为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婚姻中的稀缺资源主要包括身材、相貌、职业、学历、地位、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男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很难拥有全部资源，选择配偶的行为就意味着选择资源配置的形式。[38]就婚姻状况来看，流动有利于增加家庭的经济资源，因而对婚姻有益。[39]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能为其带来丰富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扩大其婚姻市场，机会的增多有利于择偶的方便[40]，但人口流动也会对婚姻的稳定也造成一定的威胁，以往研究表明，女性进入就业市场是对中国传统父权文化思想的挑战，她们一方面促进了家庭经济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对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权的需求的增强。[41]也有学者认为流动的弱势地位使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增大了不确定性，因而对其婚姻造成影响。资源理论认为，婚姻关系中的男女，谁拥有较多的资源，谁就具有更多的支配与控制的权力。而流动女性在择偶时注重对方的家庭背景、物质条件、社会关系等功利性资源条件对婚姻质量将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对婚姻失望的感觉、对婚姻生活的自主权等的影响更为显著。[42]

（四）同类匹配理论

同类匹配理论，又称为“同类婚”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种族、教育、宗教、居住地、社会阶级、角色认同以及价值观等相近或相似的异性为配偶。[43]该理论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也容易和其他理论相通。因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反映到婚恋择偶方面主要就体现了该理论。有学者认为，基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收益的目的，同类人的婚配是最优的选择。而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类的或条件相当的异性形成婚姻关系。因此，同质结合是婚配的主要方式。[44]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门当户对”的婚配制度也可以说是该理论的体现。从交换论的视角来看，拥有相近资源的人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公平交易；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个性的相似性有利于减少沟通冲突的发生，并且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据此，宏观的婚姻市场常常被人们以个人社会属性（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个人受教育程度等）、价值观或先赋因素（如种族、民族）为划分婚姻市场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的人群中即相似的人之间进行择偶，跨边界的婚姻属于少数现象。有研究发现，配偶之间的年龄、民族、教育、智力等诸多特征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45]

（五）婚姻选择梯度理论

巴纳德（Barnard）通过研究发现，实行“一夫一妻”制后，在婚姻问题上普遍存在“男高女低”的现象，巴纳德把这种现象称为“婚姻梯度”（marriage gradient）。该理论认为，男性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社会地位等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稍差的女性作为伴侣，而女性则倾向于选择上述条件与自己相当甚至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也就是常说的婚姻中“男高女低”模式。[46]这一理论的形成，与男尊女卑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男尊女卑现象的出现是基于传统社会中的性别文化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位。男娶女嫁的传统婚姻模式通常体现了男性在婚姻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而女性则通常运用身材、长相、持家能力等资本来换取男性所具有的资本，即成就、家世与向上流动的潜力。婚姻梯度选择理论与同类匹配理论对择偶现象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它们所持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反。一般而言，在相似性的前提条件下，女性倾向于选择文化程度、社会地位与年龄略高于自己的男性，而男性则与之相反[47]，男性在选择自己的配偶时，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要优于女性，至少不比女性差。[48]现有的研究也表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将择偶看作改变命运的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以后，一些样貌姣好的女性以美貌为资本，嫁给了城市市民，获得了阶层的向上流动；而一些男性则由于自身收入的不稳定与社会地位较低，陷入了择偶难的困境。[49]

（六）分离理论

分离理论认为，流动人口是处于游离状态。[50]一方面，他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原本所熟悉的农村环境中脱离出来，农村的习俗观念和社会环境对其影响与控制日趋薄弱；另一方面，尽管他们在城市中受到了先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影响，但由于尚处于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并未完全地融入其中，与城市居民的观念与行为并不是完全一致，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没有受到城市居民观念与行为的深刻影响，他们处于一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状态。因此，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会比农村居民更具现代性，但比城市居民更为传统。[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