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澳门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其报刊公告也开始得很早，是我国近代报刊公告的源头之一。中国近代报刊始于19世纪的澳门。1822年9月在澳门创刊的葡萄牙文报纸A Abelha da China（中文译为《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纸，也是我国新闻学界公认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报纸。在此之后，由澳门一系列近代报刊所衍生出来的各类中文报刊公告于19世纪上半叶兴起和发达，成为澳门报业繁荣发展的时期。一些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报刊也迁到澳门，使澳门成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基地，进而使“澳门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与桥梁的同时，亦成为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公告的发源地之一”。[2]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澳门出版的报纸，除了《蜜蜂华报》，还有《依径杂说》（1827）、《澳门月报》（1832）、《澳门钞报》（1834）、《澳门帝国人报》（1836）、《澳门宪报》（1838）、《商报》（1838）、《澳门邮报》（1838）、《澳门新闻纸》（1839）、《澳门灯塔报》（1841）、《澳门曙光报》（1843）等20余份葡、中、英文报刊。但是这些报刊中的大多数都很短命，如创办最早的《蜜蜂华报》在1823年12月26日就因葡萄牙立宪政府被推翻而停刊了，总共才发行了67期；澳门最早的中文报纸《依径杂说》因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出版后不久即被查封。而《澳门宪报》却是其中唯一的例外，该报1838年5月9日创刊，中间虽经几次停刊，却坚持下来，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停刊。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宪报》是澳门近代报刊中历史最悠久、出版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

总体来看，澳门地区早期的报业发展影响并带动了中国报刊传播近代化的历程：报刊史普遍认为，中国报刊的近代化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沿海口岸城市洞开，在外国资本输入和影响下才开启的。在1757年清政府确立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及广东地方政府也限制外国人居留广州的政策，使得广州门户——澳门直到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前均都是西方来华商人、传道士聚集的落脚之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消息不断地传播至此，为近代报刊萌芽准备了思想和咨询方面的条件。与此同时，澳门葡人社会同时附庸于清朝政府与葡萄牙管制，又比两个政治统治下的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治权，这种稍宽松的夹缝状态，为居澳葡人开办近代报刊挑战葡萄牙专制王权提供了必要政治空间。如：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英文报刊——1820—1838年创刊于广州的《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世界最早的一批中文报刊，包括诞生于马六甲的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和中国境内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报》《各国消息》，中国戊戌维新人士的喉舌——《知新报》，中国境内最早的官报《澳门宪报》都诞生在澳门。这些报刊，都是鸦片战争后澳门特殊地位的产物。鸦片战争后，随着邻近的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并且迅速崛起，澳门作为来华外国人落脚的地位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各国媒体纷纷转至香港出版，但澳门本埠报刊仍如战前一样继续涌现。

综观19世纪内孕育或者诞生或者避难于澳门的种种早期近代报刊的事实，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信息与思想汇集到澳门之后，且以澳门为中心向外传播路线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蜜蜂华报》《广州纪事报》等在华外文媒体由外国人向外国人传播，到《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报》等早期中文媒体由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播，发展到《知新报》等中文报刊由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播、中国人向全球华人传播，最终《澳门宪报》外国人向外国人传播又向中国人传播。澳门见证了西风东渐步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澳门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报纸《蜜蜂华报》开始，澳门、广州乃至中国内地的办报传统绵延不绝，葡人、华人共同上阵，最终以《知新报》的诞生与营销，集中展示了澳门汇集东西方资讯与思想的包容性，以及向全球华人世界进行资讯与思想传播的辐射性、向后世中国人展现近代报刊舆论威力的示范性。19世纪早期澳门报纸显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华通商的经济目的取代传教的政治目的，出于满足在华外国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需要，一大批外资的商业报刊大量涌现，欧美公司在这些报刊大量刊登了面向欧美商人的公告。随着中国商人阶层的兴起，这些外报随之创办了中文版，并最终独立成中文报纸，大量的中文公告应运而生”。[3]在这一发展主线上，澳门地区的报刊公告发展作为中国报刊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分支既有典型性也有特殊性。

一是因为澳门在明末即成为西方殖民性质的“租借地”，近代化的开启时间较早，成为中国近代中文报刊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公告刊载的信息媒体率先迈入大众传播时代；二是以西方化特征为主的近代报刊公告形式较之中国古代张榜式公告更加适合于逐步半殖民地化的市场经济需求，而澳门官报上的各类公告具有强烈的半殖民地化色彩，对于内地报刊公告的近代化有很强的参照意义和可借鉴性。因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非主要缘于自身经济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相联系”[4]，所以近代中国的公告也并不完全是按照自然发展的常规而诞生的，而经历了断层式、跨越式的近代化过程，各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也极不平衡，大部分的偏远落后地区仍处于古代传统公告阶段，而少数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则一下进入到近代阶段，这其中澳门无疑是最早的典型代表之一。

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地方的报刊史时，应从历史和空间维度上进行长跨度、多地区的综合性比对，才能得出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评价。而澳门地区作为最早的殖民性质的“租借地”，其市场环境包括报刊发展环境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无疑也是较为激烈而显著的。这对于研究“西风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地方报刊的发展与变迁也具有一定的样本价值。

当前，对澳门地区报纸研究的国外学者以葡萄牙的萨安东（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和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为代表，但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澳门宪报》有关澳门葡萄牙人的特定群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国内代表性学者有汤开建、程曼丽、程美宝、吴志良、吴义雄、查灿长、胡雪莲、姚金楠等。

程曼丽关于澳门《蜜蜂华报》的开创性专题研究，如《中国的第一份外报〈蜜蜂华报〉的历史坐标》《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等论文，以及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蜜蜂华报〉研究》专著。她认为《蜜蜂华报》“其特殊性就在于，首先，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其次，它是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读者对象是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最后，它是用葡萄牙文出版发行的”[5]。从澳门当地报刊在报刊史开先河之价值，以及启发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传播功能、路径上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从而大大地提升了澳门报业的报刊史地位：“这三个第一，奏响了中国近代报业这部雄浑壮阔的交响乐的序曲，并预示着（同时影响着）它的高潮的到来。”[6]

姚金楠《浅析译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也强调了澳门地区报业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启发与借鉴价值，他认为：“中国最早的译报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创办的《澳门新闻纸》，以《澳门新闻纸》为开端的译报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近代报纸的理念和方法吸收到中国报刊发展中来，尽管它像中国古代的邸报一样，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但译报借鉴了西方的报纸理念并客观上推动了国人自主办报的高潮。”[7]

胡雪莲对《知新报》《镜海丛报》都有长期关注，其《何廷光与〈知新报〉的诞生——兼及19世纪末年澳门华商的交往》[8]《整合“澳门人”：〈镜海丛报〉中文版的地方意识》[9]等文从研究澳门报人和报刊社会功能方面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历史梳理，为后续研究者深入了解当时的报业发展环境提供了翔实资料。

吴义雄的《〈镜海丛报〉反映的晚清澳门历史片段》[10]则更深入地梳理了澳门报业同当地社会变迁、历史演进的内在关系，特别关注了中西文化在该地区共存和交融的具体现象。但各位学者的研究均是在传统新闻史、报刊史视域下展开的，而对澳门近代报刊公告为对象的研究，尤其是澳葡政府如何利用官报为工具推动当地社会转型的发展上，尚未发现过专题性的关注和系统研究。

而研究《澳门宪报》的专题学术研究论文仅有3篇：汤开建的《进一步加强澳门近代史研究——以〈澳门宪报〉资料为中心展开》为该专题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奠基。汤先生认为：“研究澳门近代史，现存的近代澳门报刊应是一类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澳门宪报》又是这一类报刊中重要作用居于首位者。然而，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澳门报刊，学术界对其资料的开掘、使用及研究是极为不够的，除葡国学者萨安东（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施白蒂（Beatriz Baste da Silva）及中国学者吴志良等少数人外，可以说大多数涉及澳门近代史研究的人均未对这份报刊的资料进行较为充分的利用。其中除了时下某些研究者学风浮滥之外原因，该报深藏澳门历史档案馆而他处无从寻觅，也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1]这一论点明确指出了澳门地区诞生最早、发行时间最久的官方报刊研究的难度及其意义价值，也为本书选择对《澳门宪报》中文公告进行较为细致、全面、系统梳理提供了一个学术视野上的启发。

该书还发掘了大量《澳门宪报》中有关19世纪澳门华商的珍贵史料，重点探讨了澳门当时的八大华商家族，并梳理了《澳门宪报》在近代的刊发历史。作者对国内出版的部分涉及澳门近代史的著作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多空洞无物”，具体表现在“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均缺乏血肉饱满的史实及精确详尽的统计，其研究显得十分薄弱”。[12]作者分析了这种研究薄弱的根源在于缺少详尽、系统的史料支撑，而发行长达60余年、包含丰富史料的官方报刊媒体《澳门宪报》未被发掘和重视是一大遗憾：“未参阅《澳门宪报》中的相关资料，应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3]因为《澳门宪报》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各行各业的社会动态，史学研究价值极高，被作者视为研究澳门近代史的宝库。体现在“澳门之市政建设，澳门之邮政、交通、金融、教育、宗教、文化乃至澳门人的海外移民，每一项均有相当重要的资料公布。即使是那些不起眼的启事、告白，其中内含的史料信息亦不可低估，要考察澳门早期华人家族之传承兴衰，澳门下层社会的娼妓、乞丐，葡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不乏极佳素材”。[14]

胡雪莲在《整合“澳门人”：〈镜海丛报〉中文版的地方意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澳门宪报》的历史及其发行中文公告的目标：“为使自己的统治有效施行于华人社群，刚刚攫取了澳门主权的葡萄牙当局不得不在语言方面作出妥协……以刊登澳葡当局政令为主要内容、出版到 1999 年中国恢复行使对澳主权为止的政府公报——《澳门宪报》，率先将其中直接与华人社群相关的内容译成中文刊发，以使华人社群能够遵照执行……所发表的中文信息也大多局限于与华人直接相关的命令、公告等。《澳门宪报》所用语言发生变化的时间，与葡萄牙争夺对澳主权后必须同时管治华、葡社会的新局势高度吻合，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15]

而查灿长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探究——以〈澳门宪报〉为个案》一文，则进一步深化《澳门宪报》公告研究，他认为《澳门宪报》上的近代广告记载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澳门成为“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婚姻报、船期报和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发刊地的最直接物证”，[16]因此，它是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原始资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总的来看，学术论文中有关近代报刊研究已成为一个成果较为丰富的专题领域。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平台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进行关键词搜索，发现该领域以专题研究或个案研究为主，综合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受制于近代报刊公告的印刷媒体种类繁多、信息量巨大而学术论文的单篇容量有限，尤其是澳门近代报刊的系统研究尤为缺乏，在博士学位论文、专著中均未涉及公告这一关键概念，鉴于澳门报刊公告在中国报刊史中的重要地位，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上的缺憾。因此，本书基于《澳门宪报》发布的大量官方通告和新闻信息为依据，尝试从近代大众传播史的视角，分析社会转型进程中报刊媒体所承载的喉舌职能及其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乃至一带一路等文化传播建设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