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帝四经》中的心观念的基本线索

马王堆出土文献《黄帝四经》[1]目前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就其成书时代而言，李学勤认为其应在《管子》“四篇”之前[2]，而陈鼓应将其定为“战国中期之前”的作品：“帛书《黄帝四经》应是黄老学派的最早著作……成书的年代相当早，应在战国中期之前。”[3]至于此书和《管子》的先后关系，他同样“以为《黄帝四经》要早于《管子》”[4]，就此断定，许抗生、王博等论者也均已经提出过许多证据[5]。对此时代问题，白奚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关于成书年代，本书认为其（《黄帝四经》）成书较早，当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先于管、慎、孟、庄诸书。……笔者认为，该书最有可能是稷下学宫中佚名的早期黄老学者所作，它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奠基之作。”[6]他还进一步“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分四个方面……论证《黄帝四经》之早出”[7]。无须重复上述学者的具体论证，这种对于《黄帝四经》成书时代的断定对我们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此《黄帝四经》论心，必然反映出道家谱系中相关思想在老子与《管子》之间的演变状况。

从《黄帝四经》的整体思想风格来看，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群治的问题，而对个人修养层面的内容涉及较少。治国与治身的问题在老子那里基本上是并重的，但在其后学向黄老学发展的过程中，有的继承者偏重以道治国的问题，也就是与“道法”有关的内容，另外一些继承者则偏重个体修养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更多关注心灵的内容。前一方面大概以《黄帝四经》的趣味较为典型，《经法》开篇便明说“道生法”，而其通篇所言，几乎都以群治问题为主；至于后一方面，无疑便是《管子》“四篇”所谈论的核心话题了。无论之前的《老子》还是《黄帝四经》，均以道为起点进而思考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事，如专就人事而言，将他们的思路置于先秦哲学“天人有分”的大的理论背景中，已经很容易地看出道家整体上（绝不仅仅是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缺点。实际上无论对于荀子本人还是对于《易传》而言，从根本的理论思路来看，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假如我们认可《黄帝四经》表现出的那种典型的从“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模式本于道家”[8]，则这种本来不为孔子所接受的由天而人，混淆基本的天人之分的思路之所以会在汉代成为儒家主流，一定与战国时期儒家后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荀子曾游学稷下大约是史实，而其后学似乎与《易》在南方的传播有关，由此可推测，在论证思路上看《易传》[9]与道家所具有的联系，很可能就来自这一线索。

由于侧重点不同，《黄帝四经》总体而言在与心有关的话题方面并没有太多新的思想上的突破，这使得心及相关观念在其中的理论表现较为单纯。白奚曾对出现在《黄帝四经》中的心进行过总结：“《四经》中的‘心’字，据笔者初步统计，共出现十六次，含义比较单一，尚未成为独立的哲学概念，与《论语》和早期墨家中的‘心’字处于同一层次，亦未与人的认识活动发生联系。《四经》多在日常用语的层次上使用‘心’字，如‘俗者，顺民心也’（《经法·君正》）,‘壹道同心，上下不’（同上）,‘诈伪不生，民无邪心’（同上）,‘所谓行忿者，心唯（虽）忿，不能徒怒’（《十大经·本伐》）等。另有含义略复杂些的两条：‘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十大经·行守》）‘心之所欲则志归之，志之所欲则力归之。'（《称》）前一条之‘心’犹今所谓‘内心’，是说‘言’（言辞）、‘色’（表情）、‘气’（气质）都是内心活动的表露。后一条之‘心’同‘志’（意念、目的）与‘力’（行动）相联系，它是‘志’的发出者，实际上亦指‘内心’而言，并无什么特殊意义。可见《四经》所谓‘心’都是在其初始意义上使用的，并没有超出《老子》《论语》和墨子，尚不具备认识论方面的意义。”[10]这个总结，除了认为“《四经》所谓‘心’……尚不具备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之判断外，大体而言是可以接受的。

从可以接受的内容来看，就心观念本身在文本中的意义形态而言，出现在《黄帝四经》中的心，均延续了春秋以来的主要义项。如《经法·国次》中所谓“心欲是行，身危有[殃]”;《经法·君正》中所谓“壹道同心”“号令合于民心”;《经法·六分》中所谓“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荒，饮食喜乐而不湎康，玩好嬛好而不惑心”;《十大经·本伐》中所谓“心虽忿，不能徒怒”;《十大经·行守》中所谓“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称》中所谓“心之所欲则志归之”等，均在将心作为人的内在意识的意义上，仍不外从意志、欲望、情绪或者认识的角度来谈论它。这种角度与长久以来的传统并无不同，《黄帝四经》在这方面没有超出当时的普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