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

财务报告信息从上市公司内部向资本市场流动的过程中经历了信息的制作（即报表编制）、信息的控制（内部控制系统）、信息的鉴证（注册会计师审计）和信息的接受（资本市场反应）四个过程。在整个会计信息链条中，上市公司管理层、注册会计师、投资者、监管部门、证券分析师等在其中扮演了相互联系但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角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上市公司重大错报风险影响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或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特征（即信息鉴证层面）；对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对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反应等（即信息披露层面）。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发现，证券分析师的关注行为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流动的整个链条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于研究如何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相关领域具有一定贡献。本书的具体研究目标如下。

第一，基于会计信息的流动链条，识别企业内部会计信息在制作、控制、鉴证、披露或接收的过程中，受到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及资本市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机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信息流动的各层面作用主体，包括政府监管、上市公司管理层、注册会计师等，在流动的各个层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首先，信息的制作由管理层进行，在信息生产的过程中，管理层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或监督。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分析师对跟踪的企业发布的盈利预测点已基本取代上市公司原有的盈余亏损点，成为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衡量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最重要的阈值标准。市场参与人在投资决策前，会比较上市公司业绩与同一期的分析师预测判断，看企业是否达到或超过了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再考虑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因此，管理层在进行财务报告编制时，会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从而对盈余信息进行操纵，严重可能导致舞弊。其次，在信息控制的过程中，公司内部控制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薄弱的内控会降低信息质量，而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则能够降低管理层进行舞弊或其他会计造假行为的“合理化”理由。再次，在信息的鉴证方面，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提供外部审计服务的主要职责是对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性进行合理的保证。最后，当会计信息最终被报表使用者接收时，将会相应地反映在公司的股票价值及资本成本上。

第二，基于分析师行业的特征，构建分析师关注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对行业特征及性质的制度背景介绍中，认为以往研究使用的盈余预测和评级报告等分析师跟踪特征，可能会因为分析师不情愿披露负面信息的原因而受到影响。因此，本书选择分析师关注或跟踪来衡量其对上市公司投资前景及经营状况的客观态度。根据前述对信息流动链的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分析师关注在信息从内向外的流动中对各层面的影响机理和经验证据。借鉴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关系分别从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委托代理理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青木昌彦（2001）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Deci和Ryan（1985）的认知评价理论，以及Cressey（1953）的舞弊三角形理论进行了理论分析，找到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流动各层面影响的理论支持，并提出相应假设。

第三，比较分析现有文献中重大错报风险衡量指标的适用性，以期在未来研究中找到更有效的衡量方式。以往文献主要采用以“结果”和“原因”的表征变量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衡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财务报告舞弊违规公告和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这些变量存在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因此本书基于会计信息传递链的各个层面，应用多个衡量变量对核心研究问题进行验证，以期在未来研究中为相关领域提供支持和研究方向。

第四，明确加强行业监管及资本市场法制环境对于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我国法制环境整体对中介机构的监管较弱已经成为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本书的核心问题是针对证券分析师的关注能否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但是分析师的监督效应依赖于整体的监管环境和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肩负起提高对资本市场各参与者监管的职责，使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者能够更有效地识别企业披露信息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建立起信息畅通、协调有序的资本市场。

二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思路整体上遵循了“文献搜集—梳理评述—理论研究—假设优化—实证检验—政策建议”这样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实践与认知紧密联系的研究逻辑。

（一）理论演绎与逻辑归纳

首先，本书采用档案研究方法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并分别围绕分析师关注与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进行总结、评述，找到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机会。其次，在理论分析部分采用了规范分析方法，参考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包括，利用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在资本市场中分析师所担任的信息中介角色作用；采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分别为上市公司管理层与监管层、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分析师之间的行为建立了博弈模型；利用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经济分析理论，指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情境下，会计信息的传递受资本市场多方参与者的影响，在其中找到分析师关注在信息传递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采用心理学的认知评价理论，指出上市公司管理层面对证券分析师关注时，可能受到的压力或动机；采用犯罪心理学的舞弊三角形理论，从动机、压力、合理化三个方面，分别对管理层面对分析师关注可能作出的行为对策进行分析。最后，基于会计信息传递链的各个层面，分别针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对信息自内向外流动的各个阶段影响进行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研究假设。

（二）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

在实证方法方面，本书采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和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其中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加权最小二乘法、Logistic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自然实验与安慰剂测试、Heckman（1979）二阶段模型等。在研究设计方面，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会计信息流动的各个层面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衡量，其中包括：①基于信息的“制作（生产）”层面，认为舞弊违规公告和财务报告重述分别代表了重大错报风险存在的“舞弊”和“错报”两方面，因此将这两者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离散变量；另外，盈余管理的水平并不一定代表管理层的会计舞弊动机，因此将盈余管理信息风险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连续变量。②在信息“生产流程”的控制层面，内部控制是否有效严重影响着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发生的概率，因此本书在此层面选取“内控评价报告”是否存在缺陷作为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变量。③在信息“产品”的鉴证层面，前两个阶段的信息传递过程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产品鉴证”阶段的所需成本，即注册会计师对于财务报告信息鉴证时所投入的审计成本，因此采用审计费用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变量；同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不清洁”审计意见也是作为企业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直接变量。本书的实证部分对于分析师关注可能因自选择问题存在的内生性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控制。根据以往的文献，主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控制分析师在选择上市公司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①取分析师跟踪的滞后变量作为研究变量（Degeorge等，2013；袁知柱等，2016），以控制分析师关注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②以分析师跟踪人数为因变量、公司其他特征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取残值为超额关注度作为主模型回归中的主要解释变量（Yu，2008；李晓玲等，2012；周冬华、赵玉洁，2015；Sun和Liu，2016）。③使用自然实验和安慰剂检验方法（如Irani和Oesch，2013；Chen等，2015；李春涛等，2016），利用券商关闭和券商合并为导致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关注度减少的外生冲击，之后找到受影响公司的对照匹配样本进行检验，以此找到分析师关注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④借鉴以往文献（Hu和Han，2015；Chen等，2016）的方法并选择Heckman（1979）二阶段回归控制分析师在跟踪上市公司时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同时，本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下文简称PSM）找到财务报告舞弊、内控存在缺陷公司的匹配样本与舞弊（缺陷）样本进行回归，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