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与社会发展
拉美200年发展进程中的五大难题
自1810年爆发拉美独立战争以来，已有整整200年。在这200年的发展进程中，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发展。今天，巴西等国已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统计，2007年整个拉美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437美元，智利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已分别高达9872美元和9576美元。[1]美洲开发银行在2000年出版的题为《影响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如以联合国确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来衡量，拉美社会进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拉美这一指数仅次于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东欧相当接近。20世纪60年代，拉美33个国家的平均指数为0.47，发达国家为0.79；在进入21世纪时，拉美为0.76，发达国家为0.92。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55岁上升到90年代的约71岁。婴儿死亡率从同期的106‰下降到31‰。[2]
但是拉美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历史学家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其1986年出版的《简明拉丁美洲史》一书中指出：“独立后的新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之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所有问题。”[3]确实，在独立战争以来的两个世纪中，拉美国家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五大难题：如何维系政治稳定、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如何缓解贫富悬殊、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一 如何维系政治稳定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在拉美，“19世纪前半叶是以政治变动和不稳定为特征的”。[4]而政局动荡的主要根源在于“考迪罗”（Caudillo）。
“考迪罗”最初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自行组织武装力量、称雄一方的非正规军首领。他们曾为拉美的独立运动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考迪罗”并没有随独立战争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一方面，在中央掌权的“考迪罗”试图巩固和集中手中的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考迪罗”则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性，以反对中央集权为由，拒绝将一部分权力转移到政府。因此，在独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考迪罗之间、不同地区的考迪罗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墨西哥是拉美独立战争后最不稳定的拉美国家之一。在1824—1848年期间，墨西哥发生过200多次军事政变，更换了31个总统。军事独裁者桑塔·安纳在1833—1855年期间6次成为墨西哥总统。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流血冲突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
19世纪后期，随着“考迪罗”的隐退和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的政局渐趋稳定。与此同时，拉美的政党政治开始起步，中产阶级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重要变化为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实施工业化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拉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期，拉美却出现了军人干政的高潮。[5]1964年巴西发生的军事政变被认为是近代拉美军人干政的“前奏曲”。[6]在此后的20年时间中，一个又一个将军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掌权者。
直到80年代，拉美才实现了以军人“还政于民”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自那时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稳步发展。虽然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但大部分选举都能在较为公正、公开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即便是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这样的人，也只能被迫接受选举结果。
但是，严酷的事实表明，即使是在实现民主化之后，拉美的政局稳定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1991年9月29日，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拉塞德拉斯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府，并将他驱逐出境。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干预之下，阿里斯蒂德才返回海地重新执政。2002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查韦斯被迫离开总统府，两天后才被军方释放，重返总统府。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塞拉亚总统在军人挟持下被迫离境并遭罢免。虽然大多数拉美国家和美国都谴责这一政变，美洲国家组织也进行了有力的斡旋和干预，但塞拉亚总统仍然未能回到总统府。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秘鲁已接受了2009年11月29日洪都拉斯大选的结果，但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则拒绝承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有15位总统因多种原因而无法完成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由此可见，拉美的政治民主仍然处在巩固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维系政局稳定仍然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拉美国家难以保持政局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军队尚未成为真正的捍卫民主的“稳定器”。[7]在欧美，文人政治家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但在拉美，军队能控制文人政治家，能左右国家的命运。其次，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使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多个拉美国家的总统是在民众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下台的。最后，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为反对派和民众的攻击提供了“炮弹”[8]。
二 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
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拉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该地区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全地区47%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南美洲的森林面积达920万平方千米，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23%。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就在南美洲。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的石油生产大国。巴西的铁矿储藏量名列世界第六，智利和秘鲁的铜矿储藏量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墨西哥的银和硫黄、智利的硝石、古巴的镍以及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矿产品的储藏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此外，拉美还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独立后，拉美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扮演了一个原料供应基地的角色。[9]根据美国政府于189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在1870—1884年期间，拉美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43%，而同期英国的贸易额仅扩大了27.3%。[10]1913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9国的人均出口额平均达31.9美元，仅比6个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平均数少5.4美元，但大大高于中国和印度的0.7美元和2.6美元，阿根廷、古巴和乌拉圭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11]在被西班牙学者称作全球化浪潮“第一波”的1870—192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南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12个主要欧洲国家高出6倍。[12]
阿根廷的经济业绩尤为引人注目。至20世纪初，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接近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13]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14]
但在20世纪下半叶，拉美被认为是“失败”的，东亚被认为是“成功”的。原来较为贫穷落后的一些东亚国家（地区），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就跻身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行列。确实，在50年代初，如果有人要预测此后30年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会取得快速发展，“只有占卜者才会选择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它们都缺乏自然资源。它们的可耕地与人口的比率如此低，以至于满足基本需求都成问题”[15]。相比之下，在大洋彼岸，拉美国家的经济虽也曾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总的说来显然不及东亚。[16]尤其是在80年代，拉美因债务危机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东亚则因经济快速增长而越益令人瞩目，甚至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的地区。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05年，16个主要拉美国家的农、林、渔、矿产品的出口收入为2519亿美元，占商品出口收入的44%。[17]而拉美所需的许多工业制成品却依赖进口。正如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曾所说的那样：“我们生产我们不消费的产品，消费那些我们不生产的产品。”[18]
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大自然的“恩赐”，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诅咒”，甚至会导致“荷兰病”。[19]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是（经济上的）毁灭……石油是魔鬼的兴奋”。[20]确实，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的经济发展业绩不如资源匮乏的东亚国家（地区）。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等人发现，在1970—1990年期间，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低。[21]
美国经济学家M.吉利斯说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22]但在最近几年，由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处于较高的水平，拉美经济受益匪浅。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04—2008年拉美经济联系5年保持5%左右的高增长率。这在过去40年中是绝无仅有的。[23]
然而，这一高增长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却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拉美经济的高增长是以国际市场上较高的初级产品价格为基础的。换言之，一旦这一价格下跌，拉美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拉美的当务之急。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需求不振，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明显下降，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急剧减少。
林毅夫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发展绩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长期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都没能实现最初的发展目标，而在那些没有选择或较少采取“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地区）中，有些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代表。[24]他进而指出，第一类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最初的发展目标，是因为其奉行的“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与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符合，从而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二类国家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业绩，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执行了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还将阿根廷与澳大利亚作对比。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末都是世界上较为富有的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澳大利亚选择了发展自然资源产业的道路，而阿根廷选择了发展制造业的道路。“这就是现在前者仍然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后者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原因。”[25]
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属实，阿根廷的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应该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提升产业结构，努力扩大制成品出口。[26]拉美国家之所以应该扩大制成品出口，主要是因为：（1）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下降趋势；（2）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大，而且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而言总是呈持续疲软之势；（3）初级产品具有供给弹性低及需求弹性低的特点；（4）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出现波动的频率和幅度较大。
三 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
自由主义传入拉美的时间早于传入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美的上层分子与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掌握了法语、英语或德语，可以直接阅读旧大陆的出版物。他们还经常到欧洲旅行，因而不仅亲自体验到了那里的物质进步，而且还十分了解那里的思想理论界的动态。尽管“他们回到了新大陆上比较安静的首都，但仍念念不忘巴黎，遏制不住地渴望并模仿他们在欧洲所见到的一切……上层分子对欧洲的学术思潮也同样是熟悉的。实际上，他们对埃米尔·左拉或古斯塔夫·福拜楼的小说比对毫尔赫·伊沙克斯或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小说更为熟悉。他们会停下来赞赏欧洲画家的油画，却忽视了他们自己同胞的油画”。[27]因此，尽管新旧大陆之间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然竭力照搬在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
欧洲的自由主义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在拉美，当时虽然还没有工业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却在拉美社会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了从教会、政府和土著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以生产更多的面向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武器。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通过进口较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而言）来开发市场和提高生活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影响下，拉美国家政府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这一方面，墨西哥（1934年）、秘鲁（1936年）、委内瑞拉（1937年）、智利（1939年）、哥伦比亚（1940年）、阿根廷（1944年）和巴西（1952年）等国政府建立的投资开发公司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8]以智利的生产开发公司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间，它的投资额相当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或全国投资总额的1/4。投资领域不仅包括制造业，而且还有农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此外，这些投资开发公司还为私人制造业企业提供资金、技术装备或可行性研究。
二是由政府兴建国有企业。为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拉美国家直接动用国家资本的力量，兴建了为数不少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或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消费品，或生产提供给“幼稚工业”所需的多种中间产品和简单的机械设备。例如，为了发展钢铁工业，墨西哥政府于1943年拨出巨款，建立了高炉公司；为了发展机器制造业，政府又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资兴建了国营火车车辆制造厂和国营柴油机厂。据统计，在1940—1975年期间，墨西哥的公共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接近40%, 1973年曾高达45.6%。其中一半以上的投资进入工业和基础设施。[29]
三是对价格体系、金融体系、汇率和劳动力市场进行有力的干预。例如，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企业和商店在确定多种商品的价格时必须服从政府的行政命令。银行的利率以及信贷的流向也必须听从政府的安排，从而使所谓“金融压抑”现象变得司空见惯。汇率的波动不是取决于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是由政府操控。劳动力市场也因政府干预而呈现出较强的刚性。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通过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生产者”作用被大大削弱。不仅如此，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还为了改善公共财政状况而减少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投资，从而使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私有化不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一个高效而廉洁的好政府，而“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它是发展所必需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30]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认为，“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31]墨西哥前外交部部长卡斯塔涅达将拉美国家的政府说成“没有责任心” “缺乏民主”“无能”。[32]这一评价显然言过其实。但是不容否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拉美国家在处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时，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的决策者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提供基础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单纯地为了削减财政开支而压缩用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费。第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第三，私有化不是解决拉美经济中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亚当·斯密推崇的“看不见的手”有时也会成为“看不见的拳头”，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私人资本受害匪浅。
四 如何缓解贫富悬殊
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拉美的不公正：与历史决裂？》认为，拉美的不公平很严重，即便是该地区相对而言比较公平的国家（如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更不公平。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巴西和危地马拉的基尼系数接近0.6，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占总人口10%的富人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47%，而占总人口20%的穷人所占的比重仅为2%—4%。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年度报告《2004年拉美社会概览》认为，就收入分配而言，拉美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地区，因为许多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巴西则超过0.62。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也指出，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而在拉美，除牙买加（0.38）以外，其他拉美国家均高于世界平均数，其中11个拉美国家高达0.5。在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总收入的7.5%。这一比重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其他地区平均为10%）。而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总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会出现。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状况都与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关，因为这些因素对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框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3]这一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历史上，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实施了印第安人奴隶制、委托监护制、劳役分派制、债役农制以及大地产制。这些制度使殖民主义者获得了大量财富，而印第安人和来自非洲的黑人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大地产制对拉美独立以来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影响最大。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仅占20%），但他们却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财富，剥削印第安人，大肆掠夺其土地，从而使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
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战争并没有触动大地产制，相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19世纪并入大地产的土地为前3个世纪并入大地产的土地的总和。[34]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局在题为《土地改革的成就与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拉丁美洲仍然被视为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最为集中的地区”。[35]美国学者费希罗说：“土地改革是影响（拉美）收入分配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因素。”他还指出：“当代拉美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是19世纪或更早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制集中化的结果。”[36]
在促使拉美大地产制发展的原因中，拉美国家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庄园主竞相扩大自己的土地。其结果是，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越来越为少数人控制。如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富人从1818年起投资牧场，40年后他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拥有160万英亩（约合65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在20世纪初的墨西哥，95%的农民无地耕种，而200个大庄园主却拥有全国1/4的土地。[37]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约占农户1.5%的大地主拥有的耕地面积超过全地区耕地总面积的1/2以上。[38]
在20世纪，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为解决土地问题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土地改革。应该指出的是，土改使不少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但是，土改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主要是因为：（1）一些拉美国家的土改法没有顾及无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例如，哥伦比亚政府在制定土改法时，没有请无地农民的代表参加，却让大地主的代表出谋划策。[39]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法是很难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2）失去土地的大地主从政府手中获得了相应的补偿金。此外，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大地主千方百计地钻土改法的一些“空子”。例如，针对土改法关于“闲置土地应被没收”的规定，大地主常常于土改前在闲置多年的土地上随意撒些种子，以造成土地未被闲置的假象。但他们不进行任何田间管理，因为他们根本不考虑是否有收成。可见，从经济角度而言，土改并未使大地主蒙受损失。（3）土改后，许多农民因缺乏必要的财力和物力而难以独立从事生产活动。因此，不少农民最后不得不出卖土地，再次沦为无地农民。（4）土改只使大地主失去一小部分土地。据估计，在拉美，再分配的土地仅占应被充公土地的15%左右，受惠的农民只占应受惠农民总数的22%。[40]
除了土地所有制以外，以下几个因素也是导致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一是拉美的工业化模式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2001年全球就业论坛上有人提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41]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但拉美的工业化模式却没有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明显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如在1960—1966年间，拉美的资本—产出比率为4∶1，即为了使产值增长1比索，需要投入4比索。[42]毫无疑问，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必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相反，东亚追求的劳动力密集型外向发展模式则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东亚的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拉美。据统计，就制造业部门中就业的年均增长率而言，韩国为18.67%（1970—1990年），印度尼西亚为14.35%（1974—1989年），新加坡为11.3%（1970—1990年），而委内瑞拉只有4.27%（1970—1984年）。[43]可见，东亚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的成效，不是仅仅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溢出效应”，而是通过扩大就业机会，使穷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直接成为“做蛋糕”的人。
二是拉美的税收制度不合理。“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44]“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45]最近几十年，尽管拉美的税收在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不大。拉美国家的所得税相当于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很低（不足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高达7.1%。此外，拉美的增值税和销售税也比较低。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根据拉美的发展水平，所得税和财产税相当于GDP的比重应该从目前的4.5%提高到8%。他们还认为，拉美的所得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巴巴多斯、伯利兹和智利等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达到40%或更高。[46]
三是受教育的机会不均。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影响其工资收入。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工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占全部收入的80%。[47]在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不同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同，其工资收入有明显的差距。例如，具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或管理人员总比那些文化水平低或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工资。如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约为非技术工人工资的10倍。[48]
拉美的工资收入差距不仅存在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而且体现在城乡之间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例如，有关研究表明，在拉美，农村劳动者比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平均低28%，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差距在40%以上。[49]而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不仅比非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得到较高的收入，而且还能享受更为稳定的工作保障和多方面的优惠或福利。
形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教育水平不同。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拉美，与文盲劳动者相比，一个受过6年教育的劳动者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得到的工资收入要高出50%；一个受过12年教育（相当于中学毕业）的劳动者则高出120%；受过17年教育（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则超过200%。[50]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阿根廷，一个受过小学教育的劳动力比文盲劳动力的工资收入高出22%，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则比小学文化的劳动力高出40%，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则高出70%。[51]
五 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罗伯特·索洛、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阿瑟·刘易和霍利·钱纳利等经济学家早已证明，扩大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之一，而投资的多少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
在拉美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动荡不安的政局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内资本积累能力。虽然殖民地时期遗留的税收体系被新的税收体系取而代之，但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法律的不健全使新体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资本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为了满足新独立国家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拉美只能在国际资本上发行公债，同时引进来自欧洲国家的资本。
19世纪后期，政局的渐趋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扩大等积极因素为拉美国家提升其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创造了条件，但这一能力依然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因此拉美国家只能继续引进大量外资，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任何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强弱成正比。换言之，拉美的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储蓄率低下。而低储蓄率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第一，拉美的文化不是倡导勤俭节约，而是鼓励消费。[52]这与儒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53]第二，高通货膨胀率打击了人们扩大储蓄的积极性。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高，存款利率实际上是负数，因此人们不愿意储蓄。第三，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与扩大储蓄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从而为增加储蓄创造了条件。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难说是快速的。这就影响了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最终导致储蓄率得不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第四，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鼓励人们储蓄的机制。第五，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心理损害了民众的储蓄愿望。例如，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政府规定，每人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每周不得超过250比索。第六，拉美人口的年龄不是处于高储蓄阶段。[54]
如果资本能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那么A国的储蓄能变为B国的投资。可见，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有限的国内储蓄未必影响国内投资的扩大。[55]但是，不容否认，用外资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并非上策。
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力奉行“负债发展”战略。虽然这一战略弥补了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并使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终于使该地区在80年代初陷入了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
除举借外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以外，拉美国家还引进了大量投机性很强的短期资本。当拉美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不利的变化后，这种外资就会溜之大吉，从而加大了维系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难度。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都与大量短期资本出逃密切相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让我们玩这样一种文字游戏，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或短语，另一个人把他听到后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回答出来。如果你对一个见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他肯定会回答：“拉美。”[56]
与外债相比，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下列优势：有利于技术转让；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培训，进而加快东道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东道国增加税收。但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拉美国家，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都已被跨国公司控制。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在拉美制造业中的比重高达42%，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为31%。在该地区500家最大的非金融业公司的销售额中，跨国公司占29%。[57]此外，过度依赖外资则容易损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六 结束语
拉美在其200年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上述五大难题最为突出。这些难题既与历史因素有关，也与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密切相连，甚至还与不同时期的外部因素不无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拉美面临的上述难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长期性的挑战。而且，这些难题的解决并不能一蹴而就。可喜的是，拉美已认识到破解这些难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此而言，拉美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原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