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地进行,首先需要有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经济环境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在于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模式,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又是存在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

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首先论述了这个问题。布鲁斯在系统阐述他所提出的“含有可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时指出,保证这种模式中“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是“造成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1]。锡克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提出了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七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个供给总量比有效需求总量有不太大的超前增长的“买方市场的存在”[2]

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机制从两方面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积极作用。一方面,促使生产者努力改进微观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促使生产者努力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这样,既能增加企业的收益,也符合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市场机制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必须以生产者(卖者)之间竞争为前提,因而需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如果存在着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生产者就不会感到竞争的压力,因而也就不会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改善经营管理和适应社会的需要。

我国经济学界是在1979年党中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在讨论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时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一些同志吸收了国外研究的成果,指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收到一定的成效为前提。这是因为,“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分权化的体制改革是不能实现的”。“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的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者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3]虽然“建立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的提议引起了争论,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1980年年底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在执行“八字方针”的初期,应当采取以调整为重点,并在有利于调整的条件下进行局部改革的战略;待到主要比例关系大体协调,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开始出现,才有可能开展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1984年夏季以来,有的经济学家从什么是适宜的货币供应量的角度对上述分析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同国外商品经济相比拟,认为货币供应的超前增长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在我国经济的目前发展阶段,货币超前发行所提供的旺盛购买力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换句话说,如果采取增发货币的办法,创造较现有商品供给量更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刺激生产的高速发展。

用增加货币供应的办法创造有效需求,以防止发展的停滞,促进经济的繁荣,这种理论主张,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相类似的。凯恩斯的主张以及相应的政策,曾经为不少西方国家所采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而且,货币供应量,从而有效需求的扩大,的确也在一段时间里推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或者促成了经济的较快复苏,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总趋势的保持。

但是,这种理论对我国是不适用的。

第一,对于西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来说,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可以起到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因而往往可以作为反萧条的有效措施,阻滞危机出现或刺激经济回升。然而,我国市场经常存在的是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对于这种如匈牙利经济学家雅·柯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货币的过多供应只能加剧经济的紧张程度,并使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难于向买方市场转化,不利于能够保证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的形成。

第二,即使在西方国家,货币过量供应带来的停滞膨胀和效率下降的弊病也已使许多人认识到,用通货膨胀维持繁荣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转而采取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率先采用这种办法的是联邦德国。1948年,在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艾哈德主持下进行的货币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实施,使联邦德国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从战后的绝境中恢复过来,并在往后二十余年中实现了持续发展。这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按照另一位凯恩斯的批评者弗里德曼的说法:“所谓艾哈德的经济奇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取消了物价和工资的限制,允许市场自由活动,同时严格限制货币的总量。”[4]日本在1955—1973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所谓“起飞时期”,也采取了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整个时期日本批发物价的年平均上升率始终保持在1.5%以内。日本中央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铃木淑夫指出:市场物价总水平在起飞阶段的基本稳定,是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像有些国家那样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总水平上升,就会因为企业不能根据准确的价格信号作出最优的资源配置决策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益降低,从而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5]。显然,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