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的传统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经济体制的模式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着相互配套的要求，选定了一种发展战略，社会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与之相配合；反之，建立了一定的体制，它又会使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固定下来，向新的发展战略的转移发生困难。以下就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使我们对这个命题的说明不至成为完全演绎的，最好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进行分析。

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形成起来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它们后来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沿用到50年代初期、中期乃至更晚一些时候。

这种发展战略，是以国力，首先是国防力量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强国为主要目标，而它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则是提高产值，首先是重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这种经济体制的特征，则是从宏观经济活动到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的高度集中。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选择的模式是有它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的。

通过20世纪20年代所谓“工业化论战”，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力求工农业总产值，首先是工业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高速度成长的发展战略。当时，国际局势不断恶化，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严重包围之中，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入侵的威胁。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根据“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的认识，“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2]。

苏联选择的这种发展战略，决定了它要采取一种高度集权、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管理体制。

我们知道，苏联在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以前，采取的是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把城市与乡村以及各个经济部门联系起来的“新经济政策”。然而，在转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的方针以后，新经济政策就难以为继了。这是因为：

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城市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原料以及其他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从农村取得的。市场交换要求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却使国家拿不出很多的轻工业品来和农民进行等价交换。因此，通过市场机构取得农民剩余产品的办法就行不通了，于是苏维埃国家转而谋求用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办法来取得这部分农产品。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929—1934年的强制集体化运动和用“义务交售制”代替商品交换的做法。在工业内部，轻工业是一个周转较快、利润较高的部门。在轻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出售消费品取得盈利，从工业内部积累筹集发展资金。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积累非但会由于轻工业发展不足而资源短缺，还会由于重工业有机构成较轻工业更高而需求增加。面对着这种困难，出路何在呢？斯大林说，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聚集资金，转用到重工业方面去”^[3]。实际上，苏联采取的办法正是凭借苏维埃国家掌握的权力，从农民那里取得“贡款”。

第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存在着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广泛的商品交换，国营企业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经营者在市场环境中活动，采取了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在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工农之间的市场关系否定以后，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根据就不再存在了；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那些盈利低甚至根本没有盈利的部门；因此，对国营企业也采取集中经营的办法，“经济核算制”名存实亡，成为单纯的核算办法，企业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它们的一切日常经济活动，都按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行事。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苏联逐步形成了行政集权、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1）决策权，包括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和微观活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企业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按照上级机关的指令进行生产和购销活动；（2）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价格、利润等只是消极的计算手段，调节企业经济活动的作用微弱；（3）经济的运行主要靠上级对下级的行政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行政责任推动，经济利益的动力作用很小。

苏联在经济活动两方面所作出的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模式，通常称“传统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以重工业的发展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合理的，它使苏联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只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的大国行列，从而为反侵略战争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但是，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有它的阴暗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长时期从农业抽取剩余产品，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村偏枯，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损害，同时，轻工业发展缓慢，消费品供应不足，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国民经济部门关系的结构性失调。第二，长期将大量资金投入重工业，引起了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所下降，这对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第三，把总产值的高速度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意味着在增长方式上以外延增长，即依靠增加投入的增长为主，而不是以内涵增长，即提高经济效益为主取得的。换句话说，在这种发展战略下，容易出现追求产值、忽视技术进步和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调整发展战略就成为一种客观的要求。

但是，发展战略的调整却往往受到适应于旧发展战略的旧体制的阻碍。它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使战略目标决策上的偏差不容易得到纠正。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包括眼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和整体的需要。在规定战略目标时，必须按照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把这些需要正确地结合起来，作出恰如其分的安排。然而在集权模式下，一方面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甚至集中于领导者个人、国家的要求和领导人的目标——如国力的增进、国防力量的加强，经常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普通群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不多，而他们借以行使所谓“消费者主权”和影响生产的市场机制又遭到排除，使劳动人民日常需要易于遭到忽视；而且，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往往强调上述国家目标，代替劳动人民的整体的和长远的需要，把它们规定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要求劳动群众为实现这一目标长时间地作出牺牲。

有时，某些决策者意识到了对传统发展战略作出改变的必要性，并使领导集团作出了调整发展战略的决策。但是在保持传统的集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要贯彻实施这种决策也是困难重重的。例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一段时期中的苏联领导人鉴于人民的迫切需要，作出过加速轻工业发展的决定，甚至提出过“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口号。但新方针执行不久，就由于受到部分人的强有力的反对而被取消。

不仅如此，这种管理体制还会进一步扩大高速赶超战略的缺点，加剧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形成某种不良循环。

行政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运行中有两类弊病：一类是由于决策内容不正确产生的；另一类则是由决策体制本身的缺点产生的。后一类缺点的基本点在于：它把企业变成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这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企业工作的尺度是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不是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从而不能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的需要。（2）企业为了使计划易于完成，往往采取提供虚假情报，多要资金、物资供应等投入，少报产出可能的办法，争取“宽松”的计划。（3）行政命令控制的本性决定了调节企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指标是总产值一类实物指标（数量指标），由此就会产生企业重数量，轻质量，不关心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倾向。

以上这些，加剧了高速成长战略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第一，由于企业不关心社会的需要，产需脱节、货不对路、积压与脱销两极共生等现象的严重存在，人为地增加了对中间产品的需要和加剧了最终产品供应的紧张程度。

第二，由于企业倾向于夸大投入的需要，缩小产出的可能，在计划编制过程中造成了进一步增加生产能力和提高产出指标的压力，因而加剧“高指标”的错误。

第三，由于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低下，只能主要依靠外延增长，由此产生了增加投资、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需要，因此，扩大了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和基本建设战线太长、投资效益很低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