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涛声》的自我标榜

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刊行之初便以“乌鸦”为记，也被称之为“乌鸦主义”。同时，围绕《涛声》的知识分子们都以“虚无主义者”相标榜，他们只想借这本文艺刊物，“批判思想，批判生活，批判文艺”。不料“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闯入国门，《涛声》的态度才转为严肃，开始从正面批评现状。^[24]然而，对于抱定虚无主义的《涛声》而言，“政治”一直是敏感的话题。

一 “乌鸦主义”与“虚无主义”

曹聚仁的回忆录对他在主办《涛声》期间的思想来源有所记述。据学者考证，曹聚仁于1925年年底开始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书信来往。^[25]那时周作人在语丝社刊物《语丝》周刊^[26]担任主要撰稿人。曹聚仁称，《语丝》周刊“替自由主义者找了路向”，语丝社当年“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他自己“也十分醉心这一种独往独来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啰，呐喊过几阵的”^[27]。可以这么说，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恰是日后曹周二人交往的思想基础。

曹聚仁于1930年9月19日致信周作人，表达了自己在过去两三年间的彷徨与苦闷。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口的长人，手的侏儒”的人，一面挂着国民党党籍，一面又响（向）往于唯物的见解，天天在过非常可笑的生活呐！^[28]

紧接着，他在表示对周作人“信从”的同时，对自己的思想从消极和积极方面进行了如下分析：

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恕我太狂妄了！）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下略）。^[29]

到了1932年1月，曹聚仁在给友人致信时称，他当时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差不多三年了。^[30]他在回忆三年来的经历时称：

三年来历看许多朋友，积极献身给革命，许多朋友，变节去升官发财，还有许多朋友，在沙漠上彷徨。我呢，已变成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了！^[31]

面对朋友们被杀或被囚的残酷现实，曹聚仁劝告好友：“饿死冻死，千万莫吃党饭。”他表示只求能学些确实的技能，在乱世图个温饱。^[32]

据曹聚仁1943年的记述，对于1931年8月创刊的《涛声》周刊，倡刊者只有共同的兴趣，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不替什么主义作宣传；他们对一切问题采取批判的态度。后来，慢慢形成一个共同概念，并用“乌鸦主义”作为口号。曹自认为与英国哲学家罗素一样，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但认为自己并不是古希腊哲学家批罗（Pyrrho）那样的极端怀疑论者。^[33]

曹聚仁的朋友王琳为《涛声》设计了封面图案，下面是海涛汹涌，上面是乌鸦乱飞；前者象征时代的大变动，后者表明《涛声》为时代而喊叫。旁边还题了几句：“老年人看了叹息，中年人看了短气，青年人看了摇头！”这就是《涛声》所谓的“乌鸦主义”^[34]。

与此同时，曹聚仁还提出了“虚无主义”这一说法。这与“国难”时期上海教育界的一件大事紧密相连。1931年10月26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沈钧儒、王造时、曹聚仁等二百余人联名致书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全体代表，陈述对时局的意见：

一、对日交涉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并保留要求赔偿道歉之权利；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权力，党治以来人民权利剥夺殆尽的局面必须终止。^[35]

翌日，联名致书见诸《申报》。^[36]事后，有人问曹聚仁是不是“国家主义派”。在连续出版的两期《涛声》上，曹都宣称，这种联名上书只是“书生的把戏，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可有可无的东西，署与不署，全无关系，自然说不上什么派和系”。他郑重声明，自己和国家主义派毫无关系。^[37]面对社会现状，他自称依然选择走“虚无主义”的道路：

我以为若对于现状不满意，只有两条路可走，A.取虚无态度，什么都看穿些；B.革命态度，挺起身来干，何苦磕头请愿呦！我是偏于前者的，说说笑话，一天一天也就过去了。^[38]

曹聚仁表示，所谓的“虚无主义”并非《涛声》首创，而是源自屠格涅夫《父与子》中一段对话。其中特别着重强调此句：“一个虚无派不崇拜任何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义，不管那主义是怎样的尊严。”^[39]

至于未来前途，曹聚仁表示，他和《涛声》这群知识分子不直接呼吁革命，而希望深入民间，研究社会问题，著书立说，并把自己的学说注入民众头脑中。他最大的期待还是上述“在野工作能够成为在朝者的有力量的助手，或是有力量的监督者”^[40]。理由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深深感到革命事业的幻灭，觉得国家社会一时决不会得救，并不想奋臂以兴。（中略）觉得中国的社会组织还是一个不曾猜透大谜，不曾看准了病症，不想乱开方”^[41]。

1933年，曹聚仁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据唐弢回忆，正当5、6月间，丁玲、潘梓年失踪；杨杏佛被暗杀前后，国民党报刊纷纷造谣，一口咬定“左联”控制了《自由谈》，说曹聚仁经由黎烈文介绍加入“左联”。针对上述谣传，曹聚仁不时出来辟谣，撇清自己与“左联”的关系。^[42]7月29日，曹聚仁在《涛声》发表声明，称他并没有加入“左联”，而且也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承认自己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43]

二 《涛声》的宗旨与态度

1931年11月，朱谊存致信曹聚仁谈到希望他“积极一点，痛快一点，社会上的黑幕勇敢的揭穿一点”。朱谊存表示，《涛声》的读者希望他们做“老鹰”，而非“麻雀”。

曹聚仁在复信中坦言，身处乱世，以他们这群人的身份和地位，《涛声》只能继续做“麻雀”，不敢痛快批评。他承认他发明了一个“秘诀”：

若要讽刺要骂，便对着一个空洞的大目标下笔，再凶一点也不要紧；至于搔着某人个人的痒处，要碰钉子的傻事，我们决不可做。即要对个人着手，只要择那些懦弱的欺负一下。（中略）其实，我们只想做乌鸦，多开几声口，惹几人头痛，也就很好了，敢希望做老鹰吗？^[44]

换句话说，《涛声》的批评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力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其所刊文章的批判性和攻击性是有限度的。

正因如此，1932年该刊发行两周年时，鲁迅特撰《祝〈涛声〉》，谈到该刊的“长寿”：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45]

可见鲁迅深刻认识到该刊的“长寿”是异常的。他还表示：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摇头。（下略）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46]

在鲁迅看来，《涛声》的缺点使它的销路不见得好，但却令它长寿。^[47]

换句话说，鲁迅认为《涛声》的最大缺点在于“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结果是刊物尚存，但销量不佳。

1933年元旦出版的《涛声》在刊头位置标明了“生活批判、思想批判、文艺批判”的刊旨。^[48]针对该刊的宗旨和态度，曹聚仁指出：第一，何为“批评”？他以为“批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求疵”或“审判”，而“应该是对象的正确认识——求真；未认识以前不加武断——存疑”。第二，为何批评？《涛声》主旨在于“唤醒随风倒的青年，在是非不明的圈子中，睁开眼睛认识对象”。第三，如何批评？《涛声》“从来不谩骂个人，也不批评任何党团；凡所批评，皆就社会立场而批评之”^[49]。

曹聚仁又以“乌鸦”的形象喻《涛声》称：

（《涛声》这只乌鸦）在屋角呀呀的叫，无非“报告凶讯”，叫大家各自当心。既不恳求“赏钱”，亦不等待“奖励”，实不敢附于“有所为而为”之林！^[50]

同样的宗旨和态度，也清楚地写在《我们为什么不谈政治》一文中：

《涛声》的原来宗旨，只批判思想、生活和文艺，决不批判政治、主义及个人；这不是消极的态度，乃是经历了种种苦痛由反省而决定的积极态度。九一八以来，对于政治当局时时批评，无非幼稚的民族意识在作怪，（中略）希望这个武人那个武人做民族英雄，来替中华民国争国格（下略）。^[51]

1933年5月中旬，平津危急；5月底，中日签署《塘沽停战协定》。因国民政府始终奉行对日妥协的政策，《涛声》对国民政府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所以，此时的《涛声》决定恢复到初创时“与政治绝缘”的态度。^[52]

由此可见，《涛声》的宗旨和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从“与政治绝缘”到“批评政治当局”，再恢复到“与政治绝缘”的变化。

7月11日，鲁迅致信曹聚仁称，“《涛声》至今尚存，实在令人觉得古怪，我以为是文简而旨隐，未能为大家所解，因为侦探们亦不甚解之故”^[53]。即便如此，《涛声》还是难逃被当局查禁的厄运。11月25日，《涛声》在《休刊辞》中称：

自始至终，只有对于恶势力下批判，既无什么主义要宣传，也没有替什么主子开留音机。^[54]

综上可知，曹聚仁反复强调自己并非归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派系，而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怀疑主义者。他所提出的“乌鸦主义”与“虚无主义”自始至终是《涛声》这个“一体”中蕴含的“两面”。“乌鸦主义”里含着批判的态度，“虚无主义”则强调看穿世事，两种“主义”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换言之，“虚无主义”即纵使看穿世事，也可相机而动，极尽批评之能事；即便批评，也要知世易时移，凡事须可进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