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鸦片战争（1840）以前，封建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就是中国遭到外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失去政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先后在中国扶植满清皇朝和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使其成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中国的民族经济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2]

20世纪初，日本及英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中国的军阀势力，践踏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屠杀中国军民。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1928年的“济南惨案”，都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并妥协的结果。^[3]

1929年秋，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施行关税战、货币战，并拼命转嫁危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战略地位重要的半殖民地中国成为其转嫁危机的绝好目标。为此，他们采用商品倾销这一最有力的手段，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4]

1927年，国民党掀起了“清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残酷血腥地清除异己。“清党”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中国政治的发展。然而，国民党的“清党”并未消灭共产党这一敌党。因此随着共产党人的武装暴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转为“白色恐怖”和“剿共”战争。^[5]此外，南京国民党中央还要分出大量精力去对付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等“第三势力”的政治组织。^[6]虽然“第三势力”没有武力作后盾，但是他们以言论和理念争取自己的前途，并影响着国内外的视听。由于国共两党的积极争取，“第三势力”有向国共两极化的趋势。^[7]

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反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伐时期革命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妥协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主义”，已“背叛了整个五四—五卅民族主义运动”^[8]。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一面依赖国联，奉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主义”；一面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换言之，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之时，蒋介石仍把“反共”放在第一位，把“抗日”放在第二位。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上海停战协定》，其中充斥着妥协和出卖主权的条款。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9]

国民党当局对日实行的不抵抗政策使其在外交和内政上陷于被动。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对外投降政策和对内反共方针，就有必要扩大他原来的小圈子，网罗一批非国民党的有可能与之合作的名流学者。1932年夏，钱昌照开始遍访京津两地的名流学者，说服他们与蒋介石见面。这批名流学者主要是北方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其中以自由主义者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为代表。11月1日，这些名流学者终于组成了所谓“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文灏任秘书长，胡适是首批委员。通过这一机构，蒋介石扩大他的阵线，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同时，该委员会假借“长期准备抗日”的名义，为蒋介石积极创造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条件。^[10]

抗战初期，“第三势力”分化为左翼和右翼。左翼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创办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代表，也被称为“救国会派”。右翼以左舜生的青年党以及张君劢和张东荪领导的国社党为代表。抗战开始后，张东荪逐渐接近共产党。张君劢支持国民党抗战，但主张反共。^[11]

国民党的内政外交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大规模民众运动随之而来。报刊也对当局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大为惶恐，即依据1931年1月31日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镇压爱国运动，查禁大量报刊。此法以维护安定为由，剥夺了国民在集会、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方面的权利。^[12]因此，国民政府受到更多的舆论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