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世与早年经历

曹聚仁出生成长在清末民初时期，和其他同代人经历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无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还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激荡，都给青少年时期的曹聚仁带来了本土的民族主义和外来的自由主义。

一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19世纪中叶，率先开始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中国卷入其殖民体系。正如胡绳所言，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一些西方思潮也随之进入。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社会思潮。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时代的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士人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引介至中国，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经过1905—1907年的论战，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最终在建立怎样一个民族国家问题上达成共识，确认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2]

自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始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撰写了《论民族自决权》等一系列文章阐明“民族自决权”理论。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的定义。^[3]1913年，列宁又从马克思主义者角度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进行了剖析，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维护的是其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和利益。^[4]

从1918年年底宣传十月革命至1920年年初，李大钊吸收和借鉴列宁主义中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等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5]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因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在这一时期具有正面价值和进步意义。五四运动带来了各种启蒙思想的碰撞和重组。中国知识分子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展开了各种论争。例如，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一场改良与革命之争。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人与张东荪之间的“社会主义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改良思想的批判。

根据许纪霖的研究，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探索中演化出两大流派和趋向。一是胡适、傅斯年等英美留学生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深受美国思想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则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velt）为旗帜。另一个是研究系一脉的张君劢和张东荪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师法英国工党理论家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和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6]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20世纪40年代在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作为实践的榜样。其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流派拥有诸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等，其区别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的不同方式、比重、各自师从的思想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7]此外，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以创办同人报刊汇聚在一起。

青少年时期的曹聚仁恰恰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受到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共同冲击。

二 家学与师承

1900年，曹聚仁出生在浙江浦江县蒋畈村一户耕读人家。其父曹梦歧（1875—1929）自幼种田，后来中了秀才。高中秀才第二年，曹梦歧赴杭州参加乡试，虽然不第，却带回了康梁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曹梦歧办起了育才小学。幼年时的曹聚仁刚从私塾接受了《大学》《中庸》的启蒙教育，立即转到育才小学去读新式的小学课本。这正是其父着手维新运动中“办新学”的实践。由于曹梦歧笃信宋明程朱理学和儒家思想，而排斥佛道各派思想，曹聚仁自然在理学空气中成长。父亲已把圣经贤传根深蒂固地栽植在曹聚仁的心底。^[8]

1913年，曹聚仁离开家乡到金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就读。第二年夏，曹却被该校除名。^[9]1916年秋，他考入地处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杭州一师”）。在杭州一师就读期间，他受业于单不庵、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诸师。在单师的引导下，他学习了清代朴学家的考证，在学术上产生了怀疑。这为他日后形成所谓的“虚无主义”埋下了伏笔。^[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