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整个世界仍然徘徊在战争与和平的不确定之点，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即便是全球治理问题被不止一次地提上议事日程，整个人类社会已经就和平与发展达成广泛共识，但以“族群”为界定的群体间分歧或冲突依然不能被阻止。2017—2018年，整个国际社会被右翼化的思潮所左右，英国脱欧、美国极端右翼政治家特朗普上台、反全球化运动甚嚣尘上。应当看到，全球右翼化反映的是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在资本绝对逐利的全球分工体系下，西方将产业立体化，中低端产业流向发展中国家，本土空巢化，导致一系列社会危机难以在爆发时消融，加深西方危机的深度和烈度。

正当西方危机爆发的同时，与西方世界联动的第三世界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动荡。正是西方退出各类国际场合的行为，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秩序真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和部分东亚、非洲地区。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为首的恐怖主义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沉渣泛起，这使得20年前一个令人沉醉而不及反思的词汇——族群冲突（ethnicconflicts）又浮现在人们脑海。族际关系和伴随着族际关系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再度追问着世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在应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危机时，仍然执着于内斗和资源消耗。

任何族际互动危机，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场域。例如，曾经的犹太危机，被认为是全球均存在的族际关系难题。不过，要穷尽当今世界的族际互动危机，显得过于宽泛化，难以操作。为此，着眼于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族群问题与族际关系问题，对于认识和反省全球族群冲突有着典型的意义。基于此种现象，本书意图以缅甸的族际关系为案例进行分析，理解族际关系及其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

研究缅甸族际关系与民族国家构建，属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范畴。区域国别研究（area & country studies），泛称地区研究（area/regional studies），广义上指通过解译当地语言、历史文本挖掘、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等方法对特定地理位置、民族国家、国家联合体或共同体与文化地域的研究，是一门涵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多领域、多类别的跨学科研究；狭义上则指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语言或其他领域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强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明确“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对国际问题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基础组成，也是全球性大国地位和实力在知识领域的重要体现。^[1]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基础较薄弱，无法满足中国崛起所需要的知识积累、学术生产与政策实践。

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成本，因而成为“大国特有的研究门类”^[2]。作为一个日益在国际社会及各区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中国致力于区域国别研究，并打造符合自身的研究路径，既无可厚非，也责无旁贷。一方面，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只有靠自身理论体系的搭建，开展足以检验和校正西方经验与知识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才能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搭建中国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精细化的国际交往；另一方面，通过根植于各区域与各国社会，对其语言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体制、地区经济与人文地缘^[3]的了解，建立更加直观化、客观化与立体化的知识体系和对话机制，才能有效反制西方国家利用媒体和舆论造势“中国威胁论”，打压中国利益在各区域与各国落地的做法。

从区域来看，周边仍然是外交全局之首，是中国战略擎始之地。周边稳定、和平与安全，是中国能够安稳“走出去”的基本保障；周边朋友越多，中国的成长环境则越稳。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曾因封贡体系建立稳定的外交结构，但殖民战争以来，周边国家离心日盛，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和海洋争端，部分难题被区域化、国际化而更复杂（如南海问题）。根据周边区域的不同，制定具体的工作方略，依赖区域研究的深入化与细致化。例如，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面对俄罗斯大国区域利益，因此，既要重视开展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区域安全合作，又要妥善协调对俄关系，强调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多边合作。东南亚国家建立的“东盟+”机制，强调的是区域主导性、灵活性与舒适度，因而在外交合作中要更强调参与、互惠、共赢。

从国别来看，中国外交始终不能忽略“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会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4]，明确大国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历来重视对大国的研究，但仍然存在“美国至上论”的情况，对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地区大国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实。“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不仅强调中国应当经营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强调要平等看待各个国家，全面广泛、注重均衡地做好这些国家的研究工作。

缅甸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关节点，又是“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和“澜湄”经济合作区重要沿线国家。从地缘上看，缅甸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地缘走廊，是向东连通东南亚、向西连通南亚的重要国家。从体量上看，缅甸面积约67.7万平方千米，排名世界第40位；人口约5140万，排名世界第24位。不管是土地还是人口，缅甸在东南亚国家中均属于排名靠前的国家。随着吴登盛政治上台以后，缅甸国家转型的加剧，以“民主化样板”为标榜的西方国家、日本和印度不断加强对缅甸的接触与影响，中缅关系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缅甸民主转型继续深化并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对缅甸社会发展现状的客观认识，把握民主转型发展的规律性，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能够顺利实施。

缅甸族际关系指的是在国家转型与民族构建的背景下，发生的主体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分析族际矛盾、族际冲突时，必须结合缅甸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其一，缅甸历史上的王朝战争、外部入侵及其民族融合程度对族际关系有一定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当前族际关系是近代殖民统治产生的内部隔绝造就的。如果族际关系解决不好，对缅甸国家构建来说是比较致命的，由此产生的民族危机随时可能外溢。其二，缅族与各少数民族族群之间还存在大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倾向，需要特别引起重视。此外，外部干预和大国博弈也扮演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各类复杂的要素相加，使其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相互脱离，各类危机相互裹挟，如果不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很难全面认知。其三，族际间问题一朝不解决，其国家构建和国家转型难题就要持续下去。目前，缅甸最大的两个问题——民地武问题和若开罗兴亚问题，说到底都属于族际关系问题（尽管性质不尽相同），因而要认识缅甸国家的构建与转型，前提是要认清楚缅甸族际关系问题。

为了厘清缅甸族际关系问题及其国家构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本书拟从族际关系的体系结构出发，简化复杂族际关系的各类区分，将结构化与过程化要素紧密结合，研究缅甸族际关系自史至今的发展，发掘其存在的规律。缅甸族际关系经历了离散体系、构建体系最终走向融合体系，这是缅甸国家构建之“大道所在”。但实际过程中更多表现的是“复合体系”，其中融合、离散的程度不同，存在的构建体系也不尽相同。为此，需要进行自封建王朝以来至缅甸建国后的多党民主制时期、军政府时期和转型民选时期的历史分析对比，最终再遴选其中的重要事件进行问题导向性梳理，以寻找并验证规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