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我们战败了，那么我们将会被起诉犯了战争罪。

——空军将军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出自《战争迷雾》

通过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冲突之一的越南战争，我第一次知道兰德的存在，缘由是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集会。1968年在我们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校区，纽约警方残酷地镇压了一场有争议性的学生活动并导致数百人受伤和被捕。在四月份一个闷热的晚上，轮到我见识虐待的滋味的时候了。当时纽约警察再一次被召集起来去结束一场反战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场面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次抗议活动一样，破碎的窗户、燃烧的垃圾桶、催泪瓦斯烟雾，以及一大群警察用警棍敲打高喊“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 fuckers！”[1]的示威者的头部。

有些跟我一同参加示威的人弄到了燃烧弹——或者至少他们认为那是燃烧弹，于是他们就跑到为兰德公司工作的计算机房前，把燃烧弹扔进去。当我问兰德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兰德应该受到这样的攻击时，有人告诉我兰德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智囊团，有一群战犯在那里研究如何打败越共，如何让统治阶级——“权势集团”永世不朽。那一次，我那些热血伙伴们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突然到来的警察把我们都驱散了。逃跑的人被罚去打扫哥伦比亚大学的西端（West End）酒吧作为检讨。普通的革命者们在酒吧里把享受湿软的薯条、啤酒和威士忌作为自我安慰的手段，他们也告诉了我一些夸张的事情：兰德就像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和斯芬加利（Svengali）——这两个人都是疯狂的天才和傀儡大师。

时光飞逝，接着就是大概30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在洛杉矶签售新书，写的是关于希特勒针对美国的秘密恐怖主义阴谋的研究。当我正在韦斯特伍德书店签售的时候，我热情地欢迎了一位在兰德工作的朋友，他也来支持我的新书。恐怖主义、兰德和书偶然间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然获得了灵感。我心想有谁写过关于兰德的书吗？鉴于现在仍然有很多机密研究还在智囊团里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么有可能写一本关于兰德的书吗？好像困难很多，但是毫无疑问是值得一试的。兰德如今在忙着做什么呢？

后来我找到兰德的领导者，希望他们能够对此提供合作，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会同意这件事情。兰德把自己隐藏得神秘感十足。一位兰德职员告诉我说以前兰德确实会给公关公司的人一些钱，以使报纸上不出现关于兰德的消息。

尽管如此，我想要写一本关于兰德的书的计划还是在兰德内部经过了层层周转，首先是从我在兰德工作的朋友开始，接着转到公共关系办公室，然后又向兰德的中高层递进，最后我才在7点30分的早会上接触到兰德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像是在五角大楼一样。这件事情的决议也体现出了典型的兰德模式，管理层首先进行的投票，不仅仅只是是与否的选择，而是会按照次序列出一系列选择范围——1级是强烈反对，10级是强烈赞成。在5个人的投票中，我得到的平均决议是7级。他们告诉我，这是多年来他们投票赞同度第二高的项目决议。其中一个管理者透露说，他认为赞成写这本书要么是兰德史上最明智的决定，要么就是最愚蠢的决定。

兰德向我开放文件，帮助我联系兰德的研究员和分析家，对我所写的内容也没有设置任何限制，前提是我不可以使用机密资料。我带着些许担忧同意了这项前提，担心如果只使用解密文件，写出来的故事会不会毫无趣味、微不足道。我根本不需要担心。许多关于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目前依然是最高机密文件，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只占兰德对整个世界广泛影响的一部分。当我开始研究兰德60多年的历史时，可以查看的兰德资料浩如烟海，这些资料涉及各种领域、活动、人物和事件，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发现许多年前在西端酒吧的朋友们在日常闲谈中说的所谓的事实其实是错误的。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反叛乱研究的不是兰德，而是另外一个智囊团——国防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此外在1968年被学生接管后，哥伦比亚大学取消了与国防分析研究院的合同。

但是我的同学们所描述的事情却是八九不离十。兰德开展了大量研究，探索如何打败越共以及如何扩大美国在越南的势力。兰德的创建理由就曾经是针对如何发动和赢得战争向空军提出建议。1970年，兰德运用它在战争领域的经验教训来开展城市规划工作，把纽约市当成研究工作的实验室，在实践中检验它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

兰德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组织。纵观其历史，会发现兰德处在五角大楼贪欲和财政争夺交叉的中心，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这种现象称为军事-工业-立法复合体。兰德确实重塑了整个现代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兰德坐落在圣塔莫尼卡海滩（Santa Monica），位于市政厅和码头之间。数十年来这个地方都是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上比较破旧的地方，直到繁荣的房地产把这个破旧的退休人员居住的社区发展成沿海的比弗利山。

兰德旧办公楼的样子像是一辆两层的货车车厢，外面交叉搭着五层厚板，这个办公楼现在已经拆毁了。办公楼的设计与大学校园很相似，只不过兰德没有学生，只有一群时刻思考着各自专业兴衰的教员。[2]长长的走廊甚至也要连接到公共区域，以促使人们走出房间，相互进行沟通交流。兰德把旧办公楼的土地出售了，购置新办公楼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卖土地得来的钱。新的办公楼所有的弧线、玻璃和库哈斯（Koolhaas）式的灰冷色调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这就如同旧办公楼的尖顶和中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一样。但是有一样没有变：想要沿着直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依然很难；所有的构造都是相互交错的，这主要是为了提高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性。

兰德一直都保持纯理论性，一直都在研究各种假设和幻想。兰德曾经一度可以成为天合（TRW）这样的公司，天合公司是一个国防合同承包商，名下有许多工厂、数千名职工和数百万美元的预算。但是兰德领导人再三权衡，最终选择了精神生活和理论知识的力量，从而为此放弃了名利。

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名将军、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和一位飞机制造商共同谋划创立了这个机构，他们把它看做是军队赞助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心、理论知识的工厂以及智囊团。甚至它的名字也是那么响亮而神秘：兰德[3]。兰德并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顾问组织，他们向政府尤其是美国空军提供怎样更好地发动和赢得战争的建议。

兰德起草公司成立文件时为了掩饰其真实任务，宣称它的目标是“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其实兰德的真实目标再明显不过了，对此根本不需要任何讨论——即把分析家培养成继续推动美国势力扩张的倡导者、策划者和奉承者，就像造物者试图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塑造世界一样。谁能说不是呢？当时有一个未经验证的三段论（由两个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方法）认为美国是好的典范，而每个人都想要变好，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像美国一样。华盛顿的政府官员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请相信我们。”

在20世纪50年代，兰德协助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好应对美苏热核战争恐惧的准备。在20世纪60年代，兰德学者填满了美国关于干涉东南亚及应战贫困等事务的高级政府职位。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推广小政府以及外交干涉主义政策，这些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兰德的思想家身上。波斯湾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所谓的军事变革理论中的五角大楼重组等，这些都是兰德学者们策划已久的研究项目的巅峰。

兰德的作用并不只限于国家安全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了设计出可以在核袭击中保持通信的方案，一位兰德工程师发明了信息封包交换技术，为日后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在健康领域，一项为期10年的兰德研究导致政府和公民个人共同承担的医疗保险方案广泛传播开来。兰德还领先开创了恐怖主义研究科目，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阴谋理论家和政治极端分子的兴趣范围。今天，兰德的分析家还在延续其寻找问题解决之道的传统，出版了许多图书和手册，为饥饿、战争、毒品交易甚至交通阻塞等许多世界性难题找出最好的也就是说最理性的解决方案。

尽管兰德孕育了国际互联网并有效地把美国从潜在核毁灭中拯救出来，但兰德还有另外一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影响很少被人们人注意到：即兰德改变了每一个西方人对政府的看法——公众对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对公众的责任。

为了试图预知在当时无法预测的各种威胁，兰德分析家无意间创造出了一套出色的理论，为实现政府效率最大化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创立了哲学基础。兰德的理性选择理论使之变成现实。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未经宗教或爱国主义等集体利益所影响的利己主义是现代世界的标志。

理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本来是为了打败共产主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它却从整体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例如纳税额、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享受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战斗方式等。理性选择理论还引起了伊斯兰部落社会的强烈反抗，因为在这些地方集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理性选择对个人利益的崇拜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文化灭绝。

从最为真实、最为具体的方面来说，在这个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消费主义大漩涡中，我们所有人都是兰德的私生子。通俗地说，兰德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西方的矩阵法则。兰德的数据和理性概念构成了分析先于感知和理解这样一种现实。

那么请把这本书看做是一颗红色药丸（红色药丸会让你知道整个真相），让它帮助你看清控制着我们所有人的秘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