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读者数以亿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谁——一系列难以索解之谜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三十六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四千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做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1]。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文学作品的“热”，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而金庸则不同。《射雕英雄传》1950年代在报上连载，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时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四十年来竟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主持会议的郝斌副校长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据我所知，仅1998年，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举行，以至有人说当年是“金庸年”。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宋代柳永的词曾被人争相传诵，当时流传一句话：有井水处就有人会唱柳词。今天是“地球村”的时代，金庸小说流传之广，远非柳永可比。他的读者不但在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1970年代初越南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越南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机构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的翻译之中。就在1998年11月，越南的两家出版社（一为文学出版社，一为社会科学出版社）都争着要求翻译出版金庸全部小说。至于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也有人在尝试，早先有一本《雪山飞狐》，而近年，《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刘再复、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据香港教授林以亮说，夏济安生前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并且认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大有可为，夏自己就跃跃欲试。后来，在台湾，有人给他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他就给林以亮写信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2]可见夏济安对金庸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1994年年底，我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3]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都爱读。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19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再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又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简直是相当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八十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注释：

[1]转引自张琦：《金庸在西方》，载《文艺报》，1997年1月28日。

[2]林以亮说的这个故事，见陆离《金庸访问记》，时为1969年8月22日。这篇访问记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0—31页。

[3]刘再复《我身边的金庸迷们》一文，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