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向竞争博弈、合纵连横演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贸格局面临百年巨变，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博弈，各方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要求日益迫切，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快速、深刻变革期。

（一）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公平性、包容性、有效性面临国际承诺恶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

1. 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话语权

“一战”前的世界尚无治理体系，各国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理念。1920年成立了由英、法两国操纵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其主要作用是防止武装冲突，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实施对德国等同盟国的经济、军事制裁。由于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主要载体平台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根据128个缔约方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1995年起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2018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比重达到39.7%（见图1-2），到2035年将达到60%；2011—2018年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平均达到49.6%，高出发达国家18.1个百分点（见图1-3）。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平台、机构、规则来看，其主要代表和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较小，在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中基本没有制定权和主导权，这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的经济体量和对全经济增长不断提升的贡献率不相匹配。

2. 包容性不够，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发展水平与差异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从人均GDP发展趋势看，1968—2018年，高等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绝对差距由2164美元扩大到3.9万美元，名义扩大18.1倍；高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绝对差距由2230美元扩大到4.4万美元，名义扩大19.7倍。从WTO成员方构成看，高收入国家占35%，中低等收入国家占65%。而美国正在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以当前发展中国家无统一衡量标准，某些“领先”发展中国家仍在享受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损害其利益为由，提出绝对的“对等原则”，推动以所谓“公平贸易”导向的WTO改革，希冀让“领先”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否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贫富差距来看，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2008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人的财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掌握世界2/3的财富，绝对量将由140万亿美元增长到305万亿美元。

3. 有效性不强，国际承诺恶化风险加大

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贸易谈判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三项基本职能中，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不断削弱，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WTO成员方新增贸易限制政策达到137项，对不合规成员缺乏有力有效约束；贸易谈判机制囿于必须所有成员达成共同一致意见，多哈回合谈判无疾而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国际上四处“退群”“砌墙”“搅局”，先后退出《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1月）、《巴黎协定》（201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0月）、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尚未签署，2017年12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定（2018年5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任择议定书（2018年10月）、《中导条约》（2019年2月）等多项国际组织和国际协约，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深远影响正在扩散蔓延。

（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呈现治理主体多极化、治理平台多元化、治理机制碎片化、治理规则制定权竞争白热化趋势

1.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竞争博弈加剧

当前，国际格局已由美苏两级对峙、一超多强向G20共治、世界多极化演进，这将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由1.8%提高到2019年的15.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达到26.7%，超过美国15.3%、日本4.3%的贡献率之和，经济总量也达到美国的62.4%，2018年提升到66.4%，突破了有些学者说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平衡关系的临界值。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与发达国家的互补关系逐步转向竞争。

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我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既想分享我国发展机遇，又极力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领域采取措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总的来看，中美间竞争、合作、博弈将会长期存在，且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

2. 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化协议快速发展

随着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各方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机制机构不断涌现，WTO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当前，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积极构建更加注重议题广泛性、规则高标准、便利化自由化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在贸易协定方面，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由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秘鲁11个成员国构成，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7%、13%）已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6方参加，人口和贸易量分别约占全球的1/2、1/3）在核心领域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欧盟、加拿大于2016年10月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等。同时，美国也正在通过双边而非多边展开贸易谈判，极限施压、各个突破，以期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进行贸易谈判。在国际治理机构方面，“金砖五国”“二十国集团（G20）”“上合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或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世界大国间关系进入合纵连横阶段

目前，世界经济形成了美国超级大国和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等多个经济体的“一超多级”格局，也进入了“政治强人”时代。大国关系调整结束了全球发展“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独善其身时代，也结束了传统盟友的捆绑关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极、多样、多边，大国之间更像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各国均不再采取跟随策略，不会在大国之间绝对“选边站队”，而是政策内顾、做强自身，并争相加入和发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为本国利益不惜牺牲他国甚至是盟友利益，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正在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网络战、法律战、舆论战等多形式多领域演进。例如，美国对内采取“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通过财政刺激、大幅减税、扩大基建投资、放松金融监管等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外采取“全球收缩”的贸易保护策略；军事上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优先保障亚太和欧洲的兵力需求。欧盟加快与英国协商脱欧事宜，德法积极推动更加统一的欧盟财政政策和更加内顾的贸易政策；英国加快与加拿大、新西兰商建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劳动力自由流动、贸易投资便利的统一市场，等等。这场竞争博弈的核心和实质，就在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硬科技，以及软硬结合、持续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和体量规模的顶层战略设计。

（三）国际“三角经济循环”受到冲击

经济全球化上半段，全球资本的主要目标是资源开发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21世纪初，“9•11”恐怖事件发生，美国无力他顾，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向外转移制造业，由“生产性”向“非生产性”蜕变，形成了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市场、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为生产制造中心、以资源富集国为资源供给地的“三角循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都在争取“制造业回流”“制造业留下”，但由于受生产性下降、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地区经济竞争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欧）、过度消费（美）等弊病的长期侵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陷入“虚拟搞不成、实体回不去”的窘境。在市场机制和产业链、供应链黏性驱动的作用下，高端产业加快向创新能力强的地方集聚，中低端产业向资源密集地方集聚，产品装备集成向消费市场周边地方集聚，再加上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重新布局，原有的“三角循环”将发生颠覆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