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

1.喻山澜诉工行宣武支行、工行北京分行不当得利纠纷案[52]

【裁判摘要】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金融企业在发放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责相关的服务性集成电路卡时，违反收费管理办法，向当事人收取工本费以外的费用，构成不当得利。

【案情】

原告:喻山澜，男，41岁，中国工商报社记者，住北京市大兴区枣园小区。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宣武支行。住所地: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负责人:果志刚，该支行行长。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负责人:李晓鹏，该分行行长。

原告喻山澜因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宣武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宣武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北京分行)发生不当得利纠纷，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喻山澜诉称:原告到被告工行宣武区支行所属的白纸坊储蓄所补领一张牡丹交通IC卡，该所按照被告工行北京分行制定的收费标准，向原告收取了100元费用。事后原告了解到，这个在北京市内所有工商银行执行的收费标准，没有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过，违反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按照这个收费标准向牡丹交通IC卡的补卡人收取费用，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不当得利行为。请求判令工行宣武区支行给原告返还100元及此款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工行北京分行立即停止执行其自行制定的这个收费标准，遵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报批牡丹交通IC卡的补卡收费办法，并负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工行宣武支行辩称:既然原告将本被告的上级单位工行北京分行也列为本案被告，本被告的答辩意见就以上级单位答辩意见为准。

被告工行北京分行辩称:牡丹交通IC卡是本被告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于1999年联合推出，以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为使用对象的银行卡业务。该卡上记载着机动车驾驶员的驾驶档案信息、交通违章罚款信息，同时还有其他功能，科技含量较高。在此项业务推行之初，本被告承担了整个系统的开发和软、硬件投入，几年来累计免费发放了320余万张卡，投入资金达一亿元左右。1999年时，对集成电路卡的补卡、换卡应如何收费，没有法规规定。由于这一高科技产品的系统开发、维护投入大，制卡成本高，本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六条关于“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照本法自主制定”的规定，结合牡丹交通IC卡当时的成本情况，制定了补卡、换卡时收取100元手续费这一标准。原告据以起诉的《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是2001年9月28日才开始实施的。该办法没有规定其实施前的集成电路卡收费应如何调整，因此对以前的集成电路卡定价收费行为不具有溯及力。本被告是在没有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为牡丹交通IC卡的补卡制定了收费标准并据此收费，这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定义，不是不当得利，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7月30日，原告喻山澜由于将牡丹交通IC卡丢失及需要审验机动车驾驶证，故到被告工行宣武支行下属的白纸坊储蓄所办理牡丹交通IC卡补卡手续。该所向喻山澜出示了被告工行北京分行制作的第3728814号牡丹交通IC卡领(补)卡通知单，此单上注有“本人自愿申领牡丹交通IC卡，并保证遵守牡丹交通IC卡金融服务的各项使用规定”的内容。喻山澜在此内容下方签字确认，并交纳100元的补卡费，该所为其补办了卡号为0000010270008317429的牡丹交通IC卡一张。喻山澜认为，二被告在补卡时收费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故提起诉讼。经调解，双方各持己见。

另查:牡丹交通IC卡是被告工行北京分行于1999年推出发行的，该卡记载着机动车驾驶员的驾驶档案信息、交通违章罚款信息，同时还有金融、电子钱包和加油付款等功能。《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是由国家计委、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9月28日制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工行北京分行的牡丹交通IC卡领(补)卡通知单等证实。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由此可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喻山澜在牡丹交通IC卡丢失后，到被告工行宣武支行下属的储蓄所办理申领补卡手续。储蓄所向其出示的补卡通知单上，载有“本人自愿申领牡丹交通IC卡，并保证遵守牡丹交通IC卡金融服务的各项使用规定”的内容。经喻山澜签字确认后，储蓄所按照被告工行北京分行的规定，向喻山澜收取了100元补卡费，为其补办了牡丹交通IC卡。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了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整个交易过程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喻山澜在补卡通知单上签字后，双方达成了合法有效的合同。后喻山澜交纳100元及储蓄所为其补卡，是双方对合同的合法履行。该补卡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储蓄所依据双方达成的合法有效合同，向喻山澜收取100元补卡费，因此该款不是不当得利。喻山澜起诉请求工行宣武支行返还不当得利100元并给付至判决之日止的相应利息，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1999年，被告工行北京分行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联合推出牡丹交通IC卡业务，由于该卡功能较多、科技含量较高，工行北京分行根据自己的制卡成本高等实际情况，决定收取办卡费用，该决定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于2001年9月28日开始实施。原告喻山澜以工行北京分行的收费决定违反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判令工行北京分行立即停止执行自行制定的收费办法，理由不能成立。

据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4年7月26日判决:

驳回原告喻山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喻山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一审宣判后，喻山澜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对IC卡的收费有明确规范，牡丹交通IC卡的收费应当执行这个规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满足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工行宣武支行和被上诉人工行北京分行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1年9月28日，国家计委、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为提高管理效率，方便服务对象而推广使用IC卡，可以按照核定的标准向用户收费。收费项目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报财政部、国家计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价格部门审批，收费标准报国家计委、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核定。”第九条规定:“金融企业与国家行政机关联合发行的IC卡，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第十条规定:“批准收费的IC卡及按规定不单独收费的IC卡，凡因丢失、损坏等原因要求补发的，均按IC卡工本费收取费用。”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工行北京分行提交的证据证明，牡丹交通IC卡的制卡成本为每张30.80元。上诉人喻山澜对制卡成本没有异议，但认为补卡收费必须经过报批，否则不得收费。

除此以外，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喻山澜与白纸坊储蓄所签署的牡丹交通IC卡补卡通知单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该通知单中并未约定补卡收费，因此喻山澜的签署，不等于其必须接受每张100元的补卡价格。牡丹交通IC卡是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为管理本市机动车驾驶员，与被上诉人工行北京分行联合发行的集成电路卡。该卡虽然在《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实施前发行，但当《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实施后，应当根据该办法第七、九、十条的规定，重新确定牡丹交通IC卡的补卡收费价格，即应按IC卡的工本费收取费用。根据工行北京分行出示的证据，牡丹交通IC卡的制卡成本为30.80元，而该行规定补卡收费的价格是每张100元。对规定多收的69.20元，工行北京分行不能出示合法依据。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该69.20元属不当得利，应当由收款人返还给交款人。喻山澜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工行宣武支行返还100元补卡费及利息，不能全部支持;请求判令工行北京分行立即停止执行自行制定的收费标准，并遵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报批牡丹交通IC卡补卡收费办法，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处理。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2005年1月25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上诉人工行宣武支行给上诉人喻山澜返还补卡费69.2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3年7月3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以69.2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喻山澜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工行宣武支行负担。

2.刘志兵诉卢志成财产权属纠纷案[53]

【裁判摘要】

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是善意的且付出合理的价格，依法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因此，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受让;三、受让的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机动车虽然属于动产，但存在一些严格的管理措施使机动车不同于其他无需登记的动产。行为人未在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内交易取得他人合法所有的机动车，不能证明自己为善意并付出相应合理价格的，对其主张善意取得机动车所有权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

原告:刘志兵，男，29岁，某公司销售员，住浙江省嵊州市石璜镇朱村镇。

被告:卢志成，男，55岁，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开元胜联村。

原告刘志兵因与被告卢志成发生财产权属纠纷，向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刘志兵诉称:原告于2004年购入一辆牌照为浙DH3951的金杯面包车，并于2005年6月27日为该车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该车属原告的私人合法财产。此后，原告将该车租给他人暂时使用。2006年10月，被告卢志成串通该租车人，通过所谓的“交易”将该车占为己有。被告购买涉案车辆，事先没有征得原告同意，没有向原告支付车款，更没有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原告对于被告购买涉案车辆一事根本不知情。2006年11月23日，原告发现涉案车辆由被告占有并用于营运，遂向嵊州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以下简称长乐派出所)报案。长乐派出所经核查，认为不属盗、抢机动车案件，双方争议不属公安机关管理范围，故未予受理。该车至今仍由被告占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有的车牌号为浙DH3951号的金杯面包车一辆，并赔偿原告从2006年10月份起因不能使用该车而遭受的损失。

原告刘志兵提交以下证据:

1.长乐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经核查认为不属盗、抢机动车案件，故未予受理。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仍由被告卢志成占有。

2.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属于原告所有。

被告卢志成辩称: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是被告从案外人陈小波处买来的，已货款两清，与原告刘志兵没有关系。涉案车辆物权的转移合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卢志成提交:购车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是从案外人陈小波处购买的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

举证期限届满后，被告卢志成在庭审中又提交了以下证据:

1.车辆保险单一份，用以证明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已经由被告投保。

2.车辆行驶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刘志兵将涉案车辆行驶证给过案外人陈小波，原告对陈小波将涉案车辆卖给被告的事情是明知的。

嵊州市人民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认证。被告卢志成对原告刘志兵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购车协议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故该协议无效;对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因已经超过举证期限，故原告不予质证。嵊州市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购车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认为该协议无效，故应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因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被告不能说明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举证具有合法情由，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证。

【一审】

嵊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上半年，原告刘志兵通过绍兴二手车交易市场以33000元的价格购得牌照为浙DH3951的金杯面包车一辆。从2005年8月31日开始，原告以月租金3000元的价格将该车出租给案外人樊静波使用。樊静波没有向原告交付押金，且付过两个月租金后，只是偶尔发短信称一定会交付租金，没有再向原告实际交付租金。2006年9月份后，原告无法再与樊静波本人取得联系。2005年10月18日，被告卢志成从案外人陈小波处以28000元的价格购得车牌号为浙DH3951的金杯面包车一辆，陈小波承诺办好车辆过户手续。后被告对该车辆进行投保，并交纳了保险费。2007年被告在陈小波的陪同下对该车进行了车辆年检，但始终没有办理车辆过户手续。2006年11月23日，原告发现该车辆已由被告占有、使用，于是向长乐派出所报案，长乐派出所依法扣押了涉案车辆。经长乐派出所干警核查，认为不属于盗、抢机动车辆案件，故未予受理。涉案车辆于2006年11月28日由被告之子卢开红领走。

嵊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确系原告刘志兵所有，但其将涉案车辆出租后，因无法联系到承租人樊静波而实际丧失了对涉案车辆的占有。被告卢志成系从案外人陈小波处以28000元的价格购买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虽然陈小波出售涉案车辆事先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也未将购车款交给原告，且没有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属于无权处分，但被告作为涉案车辆的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价格，事后为涉案车辆办理了车辆保险及车辆年检，说明被告是善意取得涉案车辆。机动车辆属于动产，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机动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必须办理机动车辆过户登记手续。机动车辆所有权的转移与一般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并无不同，都是交付即转移。因此，被告通过支付合理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善意取得。原告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可以向涉案车辆承租人樊静波追偿。

综上，原告刘志兵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2007 年4月9日判决:驳回原告刘志兵的诉讼请求。

【二审】

刘志兵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卢志成属善意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违背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陈小波订立购车协议时，陈小波只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车主为刘志兵的机动车行驶证，而没有出示机动车登记证书，也没有出示上诉人签署的出售涉案车辆的委托书，故被上诉人明知陈小波无处分权。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仍与陈小波订立购车协议，从陈小波处购得涉案车辆，应属恶意取得。同时，被上诉人与陈小波之间就涉案车辆进行的买卖行为也违反了《二手车管理办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善意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车牌照为浙DH3951的金杯面包车一辆(价值约2.2万元)，并赔偿从2006年10月份起至终审判决生效之日止因被上诉人占用该车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2007年6月6日，上诉人以缺乏证据为由申请撤回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卢志成答辩称:首先，上诉人刘志兵在一审时起诉的被告应该是涉案车辆的承租人樊静波，而不应当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仅仅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次，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善意取得应受法律保护。机动车辆买卖并非必须经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才能转移所有权，只要买卖合同成立，机动车辆一经交付，即使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所有权也发生转移。本案中，被上诉人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后还为该车办理了保险和年检。第三，公安部门明确认定本案不属盗、抢机动车辆案件，而是机动车辆买卖。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卢志成从案外人陈小波处购得涉案车辆，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无处分权人将他人所有的财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原则上有权追回。但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民法上设置了善意取得制度，即在前述情形下，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构成善意取得的，则受让人可以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无权向受让人追回该财产。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本案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卢志成取得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的行为不属于善意取得。

首先，被上诉人卢志成取得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时不是基于善意。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主要是指受让人不知让与人无所有权或处分权的事实。这是善意取得人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前提。明知让与人无处分权而仍受让该财产与无权处分人违反所有权人意志转让财产的行为，都属于故意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行为。《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交纳税费凭证等。”第十六条规定:“出售、拍卖无所有权或者处置权车辆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十七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二手车交易，且在车辆转让时已明知车辆行驶登记证所登记的车主并非让与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没有进一步查明涉案车辆的来源，甚至连让与人的身份情况也一概不知，即在明知让与人不具有涉案车辆处分权的情况下进行了交易，显然不属于善意取得。

其次，被上诉人卢志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受让涉案浙DH3951号金杯面包车时，付出了合理的价格。善意取得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以有偿取得为前提，而且还应支付合理的价格。分析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受让人是否基于善意取得财产，因为财产转让一般是有相应条件的，没有转让价格或者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实际价格，足以引起受让人对让与人是否有处分权的合理怀疑。本案中被上诉人虽提供了其与案外人陈小波签订的协议书，但因为该协议并非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的方式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内签订，让与人也未出庭作证。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举出其他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为涉案车辆交易支付了合理的价款。但被上诉人并未完成这一举证义务，故不能认定其在受让涉案车辆时支付了合理的价款。

第三，善意取得要求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机动车虽然属于动产，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车主需办理机动车登记证、车辆行驶证，这些严格的管理措施使车辆不同于其他无需登记的动产，也利于受让人审核车辆转让时的合法正当性。本案被上诉人卢志成无法办理涉案车辆过户手续的事实，也说明他明知让与人未取得涉案车辆处分权，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取得涉案车辆不属于善意取得。

综上，被上诉人卢志成并未善意取得涉案车辆。上诉人刘志兵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涉案车辆，理应支持。上诉人以缺乏证据为由撤回赔偿损失这一诉讼请求，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正当，予以准许。据此，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于2007年6月6日判决:

一、撤销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07)嵊民一初字第53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卢志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上诉人刘志兵牌照号为浙DH3951号的金杯面包车一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54]

【裁判摘要】

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后，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拒绝对方提出减少其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应自负全部责任。

【案情】

原告:孟元，女，24岁，北京佳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住所地:北京市宣武区。

法定代表人:贾敏生，该旅行社总经理。

原告孟元因与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以下简称中佳旅行社)发生旅游合同纠纷，于2004年5月26日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我与被告签订了旅游协议，委托被告代订机票和酒店服务，并向被告交纳21480元。由于出现“非典”疫情，4月24日，我向被告提出退团、返还费用，遭对方拒绝。4月28日，我向被告发出书面退团通知，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与被告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委托性质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格式合同，被告未告知我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因此协议显失公平。请求:撤销该协议，由被告退还21480元并承担诉讼费。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和中佳旅行社开具的21 480元收据，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向中佳旅行社付费。

2.原告2004年4月28日以传真形式发给中佳旅行社的通知，用以证明其已书面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出旅游团。

被告辩称:我社与原告签订旅游协议后，即向有关航空公司和酒店支付了全款。原告在4月24日咨询退出旅游团时，我社明确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支付的费用已不能退还。考虑原告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建议其授权我社代为转让，但被拒绝。由于原告未接受我社转让名额的建议，耽误了减少损失的时机。4月28日16时，我社接到原告的书面退团申请后，当即用传真方式通知原告:4月30日是出发日期，无法全额退款;如在4月29日10时前告知名单，我社继续安排原告等人的行程。此后，再没有接到原告的电话。原告以“非典”为由提出退团要求时，我社已经开始履行协议，有关费用无法退还原告。原告没有正式办理退团手续，我社只能继续按协议执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应由我社承担。

被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

1.三亚椰林滩大酒店2004年“五一”期间房间报价表及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酒店，并支付了房款，且“五一”黄金周期间该酒店不退预付款。

2.赛特旅行社与中佳旅行社的飞机座位包销协议书、赛特旅行社出具的机票费收据及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机票，并支付了机票款，机票为不得退款的包机机票。

3.孟元名下南方航空公司CZ3112航班机票一张。用以证明航空公司已经为原告出票。

4.中佳旅行社于2004年4月28日向原告传真的回复通知，用以证明已及时对原告退出旅行团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答复。

5.《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权利和义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认为，酒店的房间报价表不是原件，缺乏效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代付了房款;被告与其他旅行社的协议书的效力有问题，并对没有提供其他人名字的情况下，被告能否买飞机票提出异议;否认曾接到被告的答复传真。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应原告的申请，就本案争议的事实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为:该公司4月30日CZ3112航班有198个座位，实际登机者为192人。原、被告双方对此调查结果均无异议。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2004年“五一”期间，被告中佳旅行社组织了“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行社为该旅行团提供的具体服务为:为游客提供往返机票和入住酒店，游客到达后自由活动。

4月21日，原告孟元为参加该旅行团，与中佳旅行社签订了《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协议约定:旅行社为孟元及其余5人提供4月30日北京去海南三亚和5月4日返回北京的机票，并提供6人入住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3间花园房，每人为此支付的费用是3580元。协议还约定:旅行社提供的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即交付了6人的全部费用共计21 480元。4月22日，中佳旅行社向三亚椰林滩大酒店交付旅游团全部预订房费，共计43804元，其中原告及其余5人的预订房费为5460元，人均910元;并向赛特国际旅行社交付了往返包机票费用106680元，预订42位包机的往返机位，每位往返机票为2540元，其中为原告及其余5人预订的往返机票交款15240元。

4月24日，原告以北京市及外地出现“非典”疫情为由，口头提出退团，并要求中佳旅行社退还全款。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代为转让机位和酒店，但不同意全部退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4月26日，原告到北京市旅游局反映情况，该局调解未果。4月28日，原告传真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团，中佳旅行社以原告未正式办理退团手续为由，拒绝解除合同。4月30日，原告及其余5人未参团旅游，中佳旅行社预订的CZ3112航班空余6个座位;原告及其余5人亦未入住被告预订的椰林滩大酒店客房。关于中佳旅行社已预付的机票和住店费用，赛特旅行社表示，该机票费用属包机票款，按约定不能退款;椰林滩大酒店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的订房有专门约定，客人未入住亦不退款。

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2)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一审】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

原告孟元和被告中佳旅行社签订的“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游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都应遵守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孟元交付了6人的全部旅游费用，中佳旅行社为孟元预订了6人机票和酒店客房，并支付了费用。至此，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在中佳旅行社履行了自己义务后，孟元以出现“非典”疫情为由，要求与中佳旅行社解除合同并全部退款，其免责解除合同请求权的行使，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非典”病例，但疫情范围很小，不构成对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危害，即原告不能以当时“非典”疫情的出现作为免责解除合同的依据。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可抗力因素亦不是当事人不承担解除合同责任的必然条件，故原告以此为由，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对方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要求原告自己承担因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理由正当。本案中，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中佳旅行社的义务是负责为原告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确具有委托的性质。中佳旅行社根据原告的要求，为其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后，有权利按协议收取必要的费用。原告称与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中佳旅行社作为被委托人应无条件退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在距旅游出发日期50小时以传真形式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但因未办理退团手续，应视为合同继续有效。

二、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虽提出解除合同，但同时附加了全部退款的条件，原告与被告中佳旅行社并未就如何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应认定原告单方违约。原告称已通知中佳旅行社中止合同，但原告提出中止合同时，中佳旅行社的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行为已经发生，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原告称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格式合同，中佳旅行社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告知其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双方的协议显失公平，故合同无效，并由中佳旅行社承担一切责任。经查，双方协议中已载明“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这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就有关事宜作出了约定，该约定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合同禁止条件，原告根据协议享受的权利与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服务相当，主张其显失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原告未向中佳旅行社提供登机人名单，亦没有委托其转让机票，造成中佳旅行社既无法拿到其他5人已支付票款的机票，又无法对机票予以转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原告以未享受旅行社提供的服务为由，要求中佳旅行社按协议退还21 480元，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18日判决:

一、终止原、被告签订的《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

二、驳回原告要求撤销《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退还21 480元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孟元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孟元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与中佳旅行社签订的旅行协议，没有其他参加旅行人员的具体姓名等准确情况，应认定协议无效;中佳旅行社并没有实际受到经济损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关于“合同上没有其他五人的姓名等情况不能生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人签订国内旅游服务合同是完全正常的。合同签订时，参加旅游一方明确人数即可，游客的具体姓名，可以在以后进一步明确，旅行社根据对方提供的人数即可以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已在合同上签字，并当场缴足了六人的全部费用，应认定合同已经生效。上诉人关于“中佳旅行社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主张，虽然中佳旅行社向椰林大酒店、赛特国旅付款订房、订机票时，没有具体游客的姓名，但考虑到旅行社是根据商业惯例在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义务的，中佳旅行社关于4月22日已为上诉人预订了机票和酒店客房的说明合乎常理，且有相应的证据，认定其主张成立，并无不当。

上诉人关于“4月24日就提出终止合同，但对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的产生与扩大”的主张，旅行社在双方解除合同的具体后果上存在争议，对方又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没有向他人转让上诉人预定的机票和房间，并无不当。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时，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采取合理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但无权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即单方面强行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和要求退款是可以理解的，但中佳旅行社亦有权提出异议。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时，仍应继续履行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应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上诉人在双方未对是否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时，拒绝对方减少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损害结果发生，故应承担全部责任。

综上，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真履行义务。一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应积极与对方协商，而不能强行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全部损失。上诉人未与对方协商一致即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自行负责。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