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

对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仿佛已十分遥远。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煎熬。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在一首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辛亥革命的健将宋教仁一九〇四年所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2)这些诗句很能反映出那时众多中国人的满腔悲愤。

这种苦难历程的开端，需要追溯到一八四〇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可耻的贩毒行为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开原有的轨道，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听凭洋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大变化的深刻含义。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周围的地形使它处于同外界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被人们奉为信条。长时期以“天朝大国”自命，更使许多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对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依然不屑一顾，很少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改变现状的要求。如果没有一次极大的震动，人们是不容易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历史事实：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人们感到震惊，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但他们一时并不能了解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源在当时可算是睁眼重新看世界的先进思想家，但他在《海国图志叙》中仍认为只要能够实行“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十多年后，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在那里，中国被迫同列强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这个刺激该说很大了。但战争结束后不久，在英、法等国帮助下，清朝政府把它视为“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又暂时稳定了三十年。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一步一步推行，使许多士大夫兴高采烈。所谓“同治中兴”的赞颂，在这种情况下被高唱入云。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他在书名的“危言”前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他在正文篇目中把“道器”列为第一篇，说中国自有“列圣相传之大道”，而“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3)不这样做，他将受到的压力便太大。梁启超这样总结：“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4)可见，当时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处在何等麻木的状态！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种局面一下子完全打破。战争的惨败和条约的苛刻，是许多人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心。它给中国人的震动太大了：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大大落后，国家灭亡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往日那种盲目自大和麻木不仁的心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怎么样，它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冷酷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要求人们重新加以考虑。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要讲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提前几年从中日甲午战争讲起，因为此后许多问题正是从这几年直接发展下来的；否则，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无法交代清楚。

甲午战败后的空前变局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精心准备，蓄意挑动起来的。自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政府在对内实行维新改革的同时，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明治即位之初，就由天皇发表“宸翰”（即亲笔信），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5)一八九〇年三月，山县有朋首相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国家的“主权线”以外还有所谓“利益线”，需要纳入“保卫”的范围，把它定为国策。他写道：

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势与邻国接触而同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保护利益线之道如何？苟各国之所为于我不利者，我有责任以强力表达我意志而排除之。(6)

这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逻辑。山县有朋接着写道：“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其实，这只是它的第一步。当时，朝鲜和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把大规模武装侵略的矛头直指朝鲜的同时，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已不可避免。

昏庸的清政府却依然沉醉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迷梦中，正在筹备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毫不意识到周围局势是多么险恶，更没有做应对突发事变到来的准备。掌握很大实权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暮气已深，一心只想保存自己手里那点实力，无意用来抵抗强敌。

东亚上空已密布着战争乌云。黄海两岸，一边是野心勃勃正在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边是腐朽怯懦、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两者之间的胜败几乎在战争开始前就决定了。

一八九四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军提出“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六月三日，朝鲜政府派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带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清朝政府在朝方的要求和日本的怂恿下，派遣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这支兵力人数不多。而日本随即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向朝鲜大举出兵，强行占领朝鲜京城汉城。这是他们早有预谋的行动。“在六月底时，济物浦以南的牙山有中国军队三千人，在汉城和济物浦仅有几百名卫队。日本在朝鲜境内则约有一万八千人。”(7)双方处于力量悬殊的对峙状态。

战争由日本军队“不宣而战”的突然攻击开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历次大规模战争时一贯的背信弃义做法，以后的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莫不如此。而李鸿章直到战争爆发前五天还致电告诫驻朝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8)

事实对李鸿章的告诫是一个极大讽刺。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并不需要任何借口，更不考虑是否理屈。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在牙山湾外丰岛附近海面上，向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广乙号和济远号突然发炮袭击，接着击沉中国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四天后，日本陆军又在成欢驿袭击从牙山撤退的清军。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八月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李鸿章的消极避战，面对不讲信义的强敌，并没有使战争得到避免，只是使自己在战争发生时处在缺乏应对准备的被动状态下。

一幕幕悲剧很快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在陆路：朝鲜境内，除左宝贵、聂士成等部进行过英勇抵抗外，其余大多不战溃退。从日本方面来说，把清军逐出朝鲜“只是征清的第一步”，最终目的是使日军“深入中国境内，攻占其首府，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9)这是它的既定方针。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日本陆军四万多人分两路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一路突破清军在鸭绿江的防线，随后攻占虎山、安东、九连城、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在辽东半岛登陆，先后攻占大连和旅顺要塞，并在旅顺连续四天纵兵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妇女儿童约两万人，全市幸免于难的只有四五百人。第二年一月，日军攻占盖平，两路会合，辽河以东要地几乎全陷日军之手。接着，他们又先后占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清军受到重大损失，东北局势根本动摇。清朝政府急于乞和。

在海路：那是更加引人注目的战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发动的历次对华侵略战争几乎都依靠他们的坚船利炮从海上发动进攻。海防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话题。一八八八年，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大家曾对它寄以极大希望。确实，当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它的实力超过日本海军。当时，两千吨以上的战舰在日本只有五艘，吨位合计不足一万五千吨；而北洋海军却有七艘，吨位合计两万七千多吨。其中，由德国制造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各重七千三百多吨，并拥有日本海军所没有的重炮。但以后六年间，日本不断添置新舰，最重的吨位虽只有四千二百多吨，装备和速度却超过北洋海军；腐败的清政府却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不再更新一门大炮。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10)

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的黄海大战。双方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相遇，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北洋海军将士表现得十分英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舰受重伤后，开足马力，直冲日本旗舰吉野号，不幸被鱼雷击中沉没，全舰将士除七人外全部殉难。战斗持续四小时四十分，日本舰队也因多受重创，自行撤退。对这次战役，美国学者马士（当时正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宓亨利评论说：

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五时双方弹药缺乏时为止。日方伤亡二百三十九人，中国方面包括溺毙者在内，伤亡约六百人。丁提督也在受伤者之列。日本旗舰受重伤；中国船舰被击沉或被迫靠岸的计四艘，另一艘则临阵脱逃。就某种意义来说，战术上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两艘铁甲兵船的，因为在傍晚撤退的是日本舰队，而且中国运输舰还卸下了所载的军队和给养。但从那一天起，海上的优势就一直被日本占去了。(11)

为什么“从那一天起，海上的优势就一直被日本占去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这样写道：“敌人的舰队自从黄海一败之后，似乎已经畏缩而失去出战的勇气，但仍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12)其实，它的真正原因是李鸿章在黄海大战后看到北洋舰队受损，便张皇失措。他把北洋海军看作自己的重要政治资本，宁可避战而保船，致电留在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海军提督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13)这一来，北洋海军便只能死死留在威海卫港内，不但在日军攻占旅顺港时没有前往支援，甚至连在黄海海面上也不再出而游弋，自然谈不上什么“海上的优势”了。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绝不会放过这支北洋海军。威海卫是个天然良港，面临渤海，背倚群山，港湾宽阔，刘公岛成为港口中央的屏障，并修筑了许多指向大海的新式海岸炮台。但它最大的弱点，是难以抵御来自背后陆上的攻击。日军抓住这个弱点，用舰队严密封锁威海卫港狭窄的出海口，使北洋海军（包括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只能被困港内，坐以待毙。日本陆军又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从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登陆，绕后路直插并占领威海卫港湾南岸的炮台。北洋舰队处在日军前后夹击、被动挨打、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困境下。将士们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二月十七日终于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被断送了。这是一场何等令人愤慨的悲剧！

日军向威海卫发动进攻时，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他们最初派出的全权大臣被日方以级别不高而拒绝，最后只得改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只要读一读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谈判中屈辱到何等地步。伊藤博文拿出条款节略后，极其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云：“难道不准分辩？”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最后一次会谈时，伊藤提出：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尚未下咽，饥甚！”(14)尽管国内反对签约的抗议十分强烈，群情激愤，但清朝政府已下定决心屈服。四月十七日，双方签订《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为《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向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库平银三千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竟那样快地覆没了。原来在很长时间内造成的虚幻的安全感顿时消失。《马关条约》中的条款又那样苛刻。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学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15)

台湾在古代就是中国的领土，居民大多是从大陆的闽南等地移居过去的，清朝又在台湾设省。《马关条约》突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民众中激起极大的悲愤。台湾士绅、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的丘逢甲率全台绅民向清政府上书，并血书“拒倭守土”，以示决心。上书中称：

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正士气，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16)

台湾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是可歌可泣的。在台湾军民五个多月的浴血抗击中，日本侵略军死伤三万二千多人。曾在台北任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郭廷以在他的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割台消息传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声称‘誓不从倭’。”五月底，日军自基隆东北登陆，台湾义勇屡歼日军。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入台南。“不及万人的义勇及黑旗军对抗数万人，明知势不相侔，仍能喋血奋战四月有余。日军初以唾手可得台湾，及遭到勇猛抵抗，伤亡惨重，乃肆行屠杀，抢掠奸淫，所至人亡家破。台湾虽然沦陷，台人仍然不屈，在日本统治的半世纪中，台人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17)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把清政府统治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18)“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文章。第一篇是《论世变之亟》，劈头就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9)最后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救亡”的口号。一年前，郑观应还只能把他的书名称作《盛世危言》；一年后，严复就不再提什么“盛世”之类的门面话，而直截了当地呼唤“救亡”，要求通过改革来改变现状，寻求新的出路。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自这时起的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来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从经济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困窘，但经过多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每年都在白银八千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三千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于整整三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再也无法收拾。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只能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这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实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急遽激化了。

从军事上说，甲午战前三十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可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少数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抗敌，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除聂士成等部外也丧失殆尽。战后，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袁世凯为首的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的形成，也是从此开始的。

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屈辱都能带来这样的积极效果。甲午战后百年间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巨大生命力的民族。当时国外有些人把它比作一头“睡狮”。在激烈的竞争时代依然昏睡，自然是可悲的。但一旦猛醒，它仍不愧为一头雄狮，可以展示出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它绝不能容忍别人对它的肆意侮辱和欺凌，一旦认识到存在的严重危机，便会万众一心地奋起前进。这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

维新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

对日本来说，学者远山茂树这样概述：“以甲午战争走向帝国主义早熟的步伐加速了。凭战争得到的巨额赔款（收到的是英镑），成为一八九七年三月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此外，第一抵补了甲午战费的百分之三十（七千九百万日元），第二用作准备下次更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充军备费用（约二亿日元），第三用来设立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事业（三百八十万日元），第四用来充作经营台湾殖民地的费用（一千二百万日元），第五用来充作皇室费（两千万日元）和水雷、教育、灾害准备的三种基金（五千万日元）。就是说，以赔款的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也积极地热衷于对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开端上，却是划时代的。”(20)从此，日本军国主义便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华民族的主要威胁。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急速衰落已经暴露无遗，成为谁都看得清楚的事实。西方列强把它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来，想尽快从这里多捞取一把，掀起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图景：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德国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借口德教士两人在山东巨野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十二月，沙俄军舰佯称助华抗德，驶入旅顺港。一八九八年三月，清政府同德国公使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租期九十九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的煤矿由德国开挖；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德国有优先权。取得铁路建筑权，往往同时就是取得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这就是五四运动时“山东问题”的最初由来）。同月，清政府又同沙俄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租期二十五年；南满铁路由俄方控制的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法国本已取得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广州湾（今广东湛江）的九十九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后来，英、德、俄之间索性撇开清朝政府自行协商，分别达成协定，划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起步稍晚的美国政府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承认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的划分，但要求与其他国家在华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和待遇。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强或弱，而是更加冷酷的存或亡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便不能不对过去的传统信条进行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寻求国家的新的出路。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救亡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和起点。

知识分子，在被压迫民族中通常是政治上最敏感、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体上还是旧式的士大夫。他们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浸润，“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莫非臣子”之类的观念在头脑里根深蒂固。甲午战后流行过一部时论选集叫《普天忠愤集》。“忠愤”两字并提，是当时一般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他们目睹祖国面临沦亡的严重危险，满腔悲愤地起来奔走呼号，但一时却还突不破“忠君”精神枷锁的束缚，把忠君爱国看作一回事。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心。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态度，更使他们欢欣鼓舞，产生巨大的幻想。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能够在国内掀起一股巨大浪潮，成为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流，是很自然的。

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是一步紧扣一步地同当时民族危机的逐步激化相应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劈头就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21)这里说得很清楚：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出现，又是列强公然在华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产物。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值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试的时候。康有为倡议举人们聚议，共同上书。聚议的结果，推康有为起草，有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署。书中慷慨陈词，要求拒和变法。这次上书，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并没有送达光绪皇帝。但这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联署的“公车上书”，在有清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书稿很快被坊间翻刻流传。各省举人返回各地，更使这个事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留在北京，联络社会各方，特别注重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推动开设强学会于北京、上海。第二年，又出版《强学报》。不久，强学会遭封闭。梁启超又和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销行至万余份，成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等创办《广时务报》（后改名《知新报》）于澳门，江标、唐才常等创办《湘学报》于长沙（第二年又出版唐才常主编的《湘报》），严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于天津。同年十月，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开设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有了这些据点，维新变法运动就在全国逐步高涨起来。

德国强占胶州湾时，康有为本来在北京筹划移民美洲的事，闻讯后再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他在这次上书中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三策，并且强烈地警告说：“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2)这些话是很大胆也很有震撼力的。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纷纷在华攫取势力范围，情况越来越危急。四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他在第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沉痛激昂的演说，“座中人有为之下泪者”。他说：

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23)

在这前后，各地学会、报馆等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全国共设立学会八十七所、学堂一百三十一所、报馆九十一所。这是中国社会中以前没有过的新现象。他们议论局势，鼓吹新学，抨击时弊。以往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至此国内风气为之大变。

在亡国的威胁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由于慈禧太后把持着朝内一切大权，光绪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他对慈禧太后推行的对外屈服的政策不满。这时，借着慈禧表面上允许他“亲政”的机会，就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接着，陆续颁发许多诏书，准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改革。从光绪下诏变法，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随后遭到软禁、变法停止，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号称“百日维新”。

尽管“百日维新”的那些谕旨，由于皇帝没有多少实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但由于它用皇帝“圣旨”的名义下达，在国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当时远在四川的吴玉章回忆道：

甲午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们的思想要算是最进步的了。(24)

戊戌维新运动的重大历史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它所以能在一向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激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波澜，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适应着当时众多的苦苦寻求救国出路的人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答案。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变化，最重要的有：

第一，它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认识万国大势，看清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提高了民族觉醒的程度。本来，许多人虽然痛切地感受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但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对世界整个局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变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茫无所知的。世界知识的缺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维新派这时通过报纸和学会，宣传他们当时所知道的一点万国大势。《时务报》“译欧美报纸，载瓜分之说，以激厉人心，海内为之震动”。(25)“天津报馆刊布瓜分中国图说，远近震恐。”(26)湖南的南学会每七天举行演讲会一次，“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它以广泛的规模宣传西方近代文化，即所谓新学，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新学虽然早已渐次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间内，一般士大夫认真关心这种新学的很少很少。直到中法战争以前，仍然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经过中法战争，“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27)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一般士大夫看来，仍不能在所谓“大道”中占有半点地位。封建文化依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状况，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运动，把提倡新学和人们救亡的迫切要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对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为之不安的问题，它给以一个看起来比较实际的回答：只要实现新学，中国就可以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西方文化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忽然被那么多人所关心和向往，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有这种客观需要。

在救亡的强烈要求下，国内出现了一个学习西学的空前热潮。各地新成立的学会，纷纷译印图书，刊布或推销报纸，举办讲演会，展览新式仪器，宣传新学。他们把学习西方看作救国的唯一途径，只要是西方的东西都想学过来。这构成当时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百日维新”时，科举考试中废八股、试时务的措施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广西的雷沛鸿回忆知识界风气大变的情景时写道：

从此我就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再不用墨守朱子章句而改做另一文体的策论了。策论是不受什么格式限制的，而内容要求丰富，议论则要求纵横捭阖，这就非多读书不可，非打开思路不可，于是学风文风为之丕变，一改过去废书不读为大读其书，上至周秦诸子，下至三教九流，稗官野史、杂书禁书，无所不读。当时我们只要看见书就抢来读，书店来了新书就抢来买，买不到就借来看，甚至借来抄。这样，我们的胸襟眼界就大大开拓了。(28)

第三，它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给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点初步的民主意识。这种“民权”思想的宣传，同样是和救亡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康年写道：“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且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29)从这点出发，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课艺批语中一再强调“兴民权”的重要性，严复在《辟韩》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痛快淋漓的阐发。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冲决网罗”（包括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的呐喊，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各地学会团体纷纷成立，对知识分子中民主意识的初步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有力地宣传了“变”的观念，对许多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作用。

前面说过，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占着支配的地位。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变”的观念在宣传中占着突出的位置，成为变法主张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等力图从中国传统古籍中寻找这种宣传的依据。他们一再引述《周易》中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并附会《公羊传》中“张三世”的说法来解释他们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在他《变法通议》中有一段名言：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30)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发表。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它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天演论》一开始就引导人们去深思：我们眼前的世界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支配这种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书中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与“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世界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气，彼此间进行着异常剧烈的斗争。“数亩之内，战事炽然。”世界就是在这种剧烈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宇宙间充满“不可穷诘之变动”。“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话，对当时许多人来说，却是石破天惊之论，大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

《天演论》把“物竞天择”看成支配世界发展的法则。它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凡是同它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的，就能生存，能发展；反过来，凡是不相适应的，就会被淘汰，会灭亡。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这种适应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式的，而是积极的、激励人们去奋斗的。究竟是人胜天，还是天胜人？严译《天演论》作出“人胜天”的回答。它强调发挥“群治”的作用，“与天争胜”。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甘心祖国长期处在听任外国列强宰割的地位，迫切要求救亡图存，奋发图强。严译《天演论》在卷终按语中语重心长地点出：生当今日，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31)。这就点明了严复所以要在这时翻译发表《天演论》的原因所在。

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鲁迅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32)这在那时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进步思想界。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活动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在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成功的社会力量。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运动还有不少严重的弱点：他们鼓吹的“民权”被限制在君主立宪（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君民合治”）的范围之内，只是要求将原来的绝对君权稍稍开放一点，“参用民权”而已，还声明“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他们宣传的“变”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在清朝政府和它代表的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已不可能指望它把中国从迫在眉睫的深重危局中解脱出来，更谈不上靠它来实现什么现代化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一八九五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八九八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33)

尽管如此，绝不能因而抹杀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启蒙方面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得很对：“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34)只要比较一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思想界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摆脱陈旧的思想牢笼的束缚极不容易。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义和团式反抗的悲剧命运

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刚失败，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紧接着上升到高潮，那就是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风暴的中心，是华北的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为什么这里会形成风暴的中心？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比较起来，华北原来要相对封闭，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渗入要晚一些。十九世纪最后几年，这种渗入的步伐大大加快。举例来说，据天津、烟台、胶州三个港口的统计，一八九四年输入的洋纱为十八万多担，到一八九八年就激增到近五十万担，短短四年内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六十四，沉重打击了华北农村中农民经营的家庭手工业。(35)义和团兴起的鲁西地区正是重要的产棉区和棉纺手工业区，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社会秩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急遽变化，自然容易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弹。第二，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从富饶的长江流域到首都北京间的南北运输通道，主要是流经直隶、山东、苏北的大运河。漕运也好，商运也好，都是如此。运河两岸商业比较繁荣，赖此为生的人员众多，镖局兴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七十年代起，海运渐开，南北之间货物流通大多数改由海轮载运，运河逐渐淤塞，两岸城镇衰落，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大批失业，造成大量游民，社会生活动荡。第三，这些年内，灾荒不断。黄河下游连年水灾，一八九八年黄河多处决口，洪水奔泻，一望无际，上百万人受灾。第二年又转为大面积亢旱，并发各种灾害，流民遍地。义和团运动最早走向高潮的鲁西北和鲁西南，在山东正是农业产量最低、灾情最为严重、社会流动性最大、民心最为不安的地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八九八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以两个德国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的。这以后，各级地方官员更加不敢得罪外国教会。山东教民在一八七〇年时为两万人，一八九六年已达到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六人。(36)一部分“在教”的不良教民，倚仗教会的势力，享有特权，欺压良民，强行霸道，甚至殴人致死，善良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山东大学在“神拳”兴起的茌平县调查，老人们说：“神父连茌平县官也惹不了他们。教民就仗着神父给撑劲。教民打官司，写个状纸给神父就可以了，不用到县衙过堂，准能打赢。”(37)积怨既久，一旦有人领头，很容易就爆发。有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折中所说：“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38)

山东、直隶这一带，民间历来就有公开聚众练拳习武的传统，也就是“农隙讲武，练习拳棒”。这种练拳，最初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自卫，没有多少政治目标，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继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在一八九八年六月的一份奏折中说：

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39)

义和团最初叫义和拳，名称是“拳”而不是“团”，更不是“教”。它在初期是好几支并不统一的力量的混合称呼，如威县赵三多等的梅花拳，茌平朱红灯等的神拳，曹州刘士端等的一部分大刀会。除大刀会大体上是乡绅控制的地方团练外，其他几支原来都是民间的练拳，参加练拳的大多是农民，也有一些游民和中小地主。

最早打起义和拳旗帜的是威县的赵三多。他本来是梅花拳的拳师。梅花拳在山东、直隶一带从清初以来已传了十多代。当地老人说：“梅花拳比义和拳早，义和拳是从梅花拳里分化出来的。梅花拳行善事，他们只习拳练武，不闹事。”一八九七年春，因为附近直隶南宫县的梨园屯村民反对教民强行拆除村里玉皇庙，改建教堂，打了多年官司打不赢，请赵三多声援。赵三多在梅花拳拳师中资历比较深，徒子徒孙约有两千人，为人好打不平。他去那里亮拳摆会，前来参加的有三千多人，同教会和官府发生冲突，名声就大了。“当时威县民风尚武，在沙柳寨以西、以南各村落中，都设有练梅花拳的场子，聘有教师。各处教师对赵说：‘你用梅花拳名义起事，将来皂白不分，牵连到我们身上，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赵对他们说：‘既然这样，我不用梅花拳名义，改名义和拳，自然与你们无干了。’”“义和”这两个字，在当地是常见词，就是讲义气、重和合的意思。他们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梅花拳本来只是练拳，没有多少迷信色彩。当地老人说：“由于赵三多成立的义和拳，是从梅花拳演变来的，所以对于画符、念咒、烧香下神等一概没有。”还有老人说：“附近没有白莲教。白莲教在曲周那一带，和义和拳不是一回事，那是邪门，讲撒豆成兵，铺席升天。”(40)

神拳出现得比较晚。它的拳术看来是从鲁西南的大刀会传过来的。它和梅花拳不同，有着降神附体那一套（请的神大多来自戏文小说，如孙悟空、猪八戒、关公、赵子龙等），但它同大刀会又有所不同。老人说：“大刀会不安场子，不练功夫，说吃了符就会刀枪不入了。我们神拳安场子，练功夫。”“神拳后改为义和团，是大家同心的意思。义和团的名字是从北边传来的（引者注：冠县在它的北边），是在闹神拳后两三年就改为义和拳、义和团。”“白莲教与神拳不是一家子。白莲教能呼风唤雨，拿着板凳当马骑。”(41)

原来尽受教会欺压的老百姓，聚在一起练拳，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就起来反抗教会，逐步表现为武装斗争。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八九九年十月，茌平神拳重要首领朱红灯在平原、恩县间的森罗殿，集合附近拳民一千多人，打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同省城派来袭击的官兵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义和团的名声迅速传遍各地。形形色色反对洋教的拳民纷纷自动打起义和团的旗号，不少小地主、无业游民、白莲教徒也参加进来。拳民所以改称“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说成民团，以争取合法。这里值得注意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由原来的秘密宗教结社在斗争中转为公开；它的特点正在于它原是民间公开练拳习武的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约束，能够团聚远比那些秘密宗教结社更广泛的民众，有着很大的群众性。这是它所以能显示出如此巨大威力的原因。

清朝官府（除曾任山东巡抚的毓贤等后期的表现外）最初对义和团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义和团早期一些领头人朱红灯、本明和尚（杨顺天）、刘士端等都是被官府杀害的。赵三多被捕后死在监狱中仍被戮尸。山东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低潮。风暴的中心向清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转移。

这种转移，并不是像太平天国北伐时那种大进军的形式，而是直隶当地民众闻风而起，听说山东闹义和团了，声势很大，就也打起义和团的旗号。直隶本来也有练拳习武的习惯。像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等都是当地人，而不是从山东北上的。他们宣称义和团能请神，能靠神附体，能刀枪不入，可以用来对付洋人，对付那些洋枪洋炮。他们同样存在着和山东相似的要求反抗外来压迫者的强烈情绪。严重的干旱更使人焦躁不安。以沧州（那是一个民间习武之风甚盛的地方）为例。老人说：“他们起来闹义和团是由于平时经常一起练武（到现在仍有这个传统），练武的人一般都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这一带的义和团就是看不惯洋鬼子欺负中国人起来的。”“义和团民并不是天天练武，每天练一会儿就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平时吃用都是自己出，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反感。但他们也杀人，就是砍那些在教的，人数并不算很多。”(42)他们一般是一伙住一个村，一伙里有一个大师兄，人多的还有二师兄，没有统一的领导。随着各色各样的人纷纷打起义和团的旗号，它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带来比在山东时更多的宗教迷信色彩，包括白莲教的色彩，例如“乾字团”“坎字团”这些名目，都是在发展到直隶后才出现的。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在直隶境内发展的时候，直隶总督裕禄同样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颁布告示严禁，说：“所有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务必严拿惩办，断不能倖逃法网。”并先后调动聂士成、梅东益等部军队，一遇“拳教互殴，焚烧教堂”，就对拳民实行镇压。(43)结果，反而激怒义和团众，进而拆毁铁路，焚烧车站，砍断电杆，并直接同清军作战，击毙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这时，义和团众已是漫山遍野，裕禄再也招架不住，只得以十分谦卑的态度迎接天津一带义和团首领进入天津。天津城内遍贴匿名揭帖，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挑铁道，把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44)这反映了京津地区大多数义和团众的心态。

这年六月初，义和团众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城内顿时设坛八百多所。清朝政府的军事主力在甲午战争时遭到惨重损失，力量异常空虚。驻防北京的神机营和董福祥所部甘肃回军的士兵大多也参加义和团（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便是先后为甘军和虎神营所杀）。下层市民也有不少参加义和团的。他们集结的场所由拳场改为坛口，迷信色彩更加浓重。团众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张贴揭帖，焚烧教堂，焚烧时常延及邻居。焚烧前门外一家西药房时，大栅栏一带大片商号和民居也被延烧焚毁。这些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时的状况，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员仲芳氏的日记记载：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45)

处在这种状况下，清朝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由于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同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也有不少冲突，其中一些人产生利用团众排斥外人的思想。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原想废除光绪皇帝，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也心怀不满。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局势实际上已失去控制，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即便要镇压团民也不敢轻易下手，生怕把烈火转烧到自己头上，因而踌躇徘徊，举棋不定。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剿抚两难”。这一点，西方记者也看出来了。德国《前进报》写道：“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争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极的——看来大概是消极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锐化了。”(46)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如此迅猛地发展，严重威胁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各国便把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提到日程上来。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各国军舰集结在大沽口的近四十艘，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六月十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各国军队两千人向北京进犯，受到清军聂士成等部和义和团众的抵抗。十七日，大沽炮台在各国舰队炮轰下沦陷。参加对中国出兵的有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称为“八国联军”。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战争，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应该怎么办？直隶总督裕禄在六月十五日的奏折中说：“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47)这个主张，同清政府历来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十六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出乎人们意外地决定对各国宣战。为什么慈禧太后这时会作出这样一个似乎很不可解的决定？除了她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剿抚两难”以外，各国不支持她废除光绪皇帝引起她很大不满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直接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传来的其实不确的消息，就是传闻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这在她看来可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当时参加御前会议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

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君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唯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引者注：即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其一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引者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48)

清政府和外国列强在统治权力问题上本来也存在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手足无措，内部意见又不一致，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八国联军向中国的进攻扩大了这种矛盾。再加上误传列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触到了慈禧的最痛处，造成她匆匆忙忙地宣布对外开战。在历史上，某些偶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重要作用，这便是一个例子。但它终究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慈禧太后在事后对她亲信的吴永说得很明白：“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49)

宣战诏书也令人感到离奇：里面没有说明向哪一个或几个国家宣战，没有提任何国家的名字，也没有以任何形式送给任何外国政府。对外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就下谕停止围攻外国使馆。八天后，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出使各国大臣，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说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50)

尽管如此，早已入侵的八国联军继续向天津、北京进攻，人数增加到两万多人，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七月十四日天津沦陷。八月十五日，外国军队攻陷了中国首都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出逃，几个月后到了西安。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在七月九日发出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令，随后单独占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事实上，他们不只是抢劫，而且到处屠杀、焚烧、强奸妇女和破坏。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当时北京的悲惨情景：

帝王的伟大京都一半已被破坏和焚毁，已被蹂躏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简直像一切都死绝了一样。使馆街两旁残存着一垛垛废墟，一堆堆石头，灰烬、垃圾和脏物遍地皆是。中国人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地杂陈在马路上。到处乱丢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法国兵焚烧了北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烧焦的尸体暴露在废墟、瓦砾和灰烬堆里。被枪杀和刺死的中国人，一堆一堆地陈尸在大街上。被击毙的不只是中国兵，还有被中国教民告发的全部肇事者。(51)

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整整一年之久，实行分区管制。如内城划为四段：北边归日本人管辖，西边归英、美管辖，东边归沙俄管辖。当时留在北京的仲芳氏在这段日子的日记中记录下当年北京居民屈辱和悲惨的处境：

各国洋兵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

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予家为美国所管，门前即插“大美国顺民”的白旗。(52)

这就是历史将要跨入二十世纪时呈现在中国首都街头的情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53)这是多么大的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九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还说道：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54)

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义和团本来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的民众自发性行动。在八国联军和随后清朝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被打散而失败了。

对义和团运动应该如何评价？这个运动确实有着两重性。

义和团运动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行为逼出来的，是有着广泛群众性的爱国行动。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说：“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55)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孙中山最后几句话，可以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的奏议中得到佐证。他本来认为：“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这次战争中中国人不可侮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他引用一中国老人的话说：“我们自四百年以来，皆在睡梦之中；但其间我们深觉安适无已。你们白人，必欲促使我们醒觉，则将终有一日，你们对于此举，深为扼腕之时。”瓦德西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56)中国在甲午战败后那样险恶的局势下终于能避免遭受瓜分的噩运，不能不说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义和团运动确实有严重的消极落后方面，如笼统排外、愚昧迷信、组织松散、成分复杂，以致被清政府所利用，等等。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它的这些消极落后以致愚昧荒唐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群众性的，特别是起自下层的反抗斗争处在自发的状态，很难不同时带来许多愚昧落后和盲目排外的因素。这是这类斗争在当时只能达到的水平。不成熟的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不成熟的社会运动，而在中国北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总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只能驯顺地默默忍受，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来。

用了不算短的篇幅先回顾一下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前夜那几年的历史状况，可以看出：甲午战后相当多的中国人痛感“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华民族已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上层士大夫中曾发动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推行变法的戊戌维新运动，下层民众中掀起了自发的义和团式的反抗行动，最后都失败了。紧跟而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首都民众的悲惨遭遇，使更多人不寒而栗。中国难道真的难逃灭亡的命运吗？中国人难道真的要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了吗？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有志气的中国人并没有丧失自尊和自信，没有因此消沉下来，而是继续苦心焦虑地寻求如何救国救民的答案，并以献身的精神，努力从仿佛一片黑暗的处境中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出路。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最关心的中心问题。比起它来，其他问题只能处于次要地位。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如果离开那个世纪之交的大背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就不容易看得清楚，对它的来龙去脉就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把二十世纪前夜这几年的历史作为本书第一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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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版，第540页。

(2) 《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500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2、56、57页。

(4) 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5)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57页。

(6)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6、197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2页。

(7)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10月版，第380页。

(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25页。

(9) 《日清战争实记》第9编，第1页，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80页。

(10) 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32、333、380页。

(11)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第383页。

(12) ［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时代》，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3页。

(13)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1页。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第284、289、307页。

(15) 《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955页。

(16) 《丘逢甲集》，岳麓书社2001年12月版，第749、750页。

(1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275页。

(18)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521页。

(19) 《严复集》第1册，第1页。

(20) ［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249页。

(22)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01、202、208、209页。

(23)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9、237、240页。

(24) 《吴玉章文集》下卷，第956、957、958、961页。

(25) 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49页。

(26)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59页。

(2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28)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在广西》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第65页。

(29) 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第4页。

(30)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务报》第2册，第5页。

(31) 《严复集》第5册，第1317—1397页。

(32)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269页。

(3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147页。

(34) 《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38—439页。

(3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9月版，第198页。

(36)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84页。

(37)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第106页。

(38)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第6页。

(39)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40) 《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9—51页。

(41)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122、126、129页。

(42)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38页。

(43) 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版，第23页。

(44) ［日］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6月版，第112页。

(45) 仲芳氏：《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5页。

(46) 《前进报》社论，1900年5月19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科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2页。

(47)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3页。

(48) 《恽毓鼎澄斋日记》2，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786页。

(49)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

(50)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4524页。

(51) ［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35—338页。

(52) 《庚子纪事》，第34页。

(53) ［德］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4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57、358页。

(5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758、759页。

(56) ［德］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8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