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不仅表现为人们沉浸在成功欢乐中时，随着出现的却是严重挫折；还表现为当局势仿佛已走到山穷水尽的黯淡地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却又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往往是人们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但细细考察起来，又有清晰的脉络线索可寻。

民国成立后那几年，许多爱国者苦闷到了极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样腐败、专制、祸国的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了，共和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局势却更为恶化。原来所抱的热烈期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竟是北洋军阀的野蛮统治。袁世凯恢复帝制、飞扬跋扈的“督军团”、张勋复辟、大大小小军阀的割据和混战，这些活剧一幕紧接着一幕演出，仿佛看不到尽头。在国际范围内，空前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企图独占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出兵山东，强行签订中日军事协定，一件又一件“国耻”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心。孙中山想依靠曾经反对过袁世凯称帝的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人的帮助，进行“护法”运动，结果得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沉痛结论。旧的路看来走不通了，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一时又无从找到答案。

在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致绝望的境地。有的人对现状充满愤慨，牢骚满腹，使酒骂座，结果仍一筹莫展。有的人退入书斋，终日在故纸堆里爬梳，借以排遣自己的烦闷。有的人竟削发为僧，遁迹山林。吴玉章回忆道：

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1)

但是，严峻的现实不容许人们长期沉浸在消极、苦闷和彷徨中。那些有志气的中国人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新的探索。这就迎来了五四运动。

我们常讲的五四运动，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五四爱国运动。广义的，包括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到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

如果拿广义的五四运动来说，可分为前后一脉相承而性质并不相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成为主流。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便是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

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顾他早年亲身经历看到的中国处境和思想界状况：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

离开中国当时这种现实环境，很难理解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也很难理解这个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不久改名《新青年》）开始的。

陈独秀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分子。他早年中过秀才，以后到日本留学，成为留日学生中早期激进组织青年会的成员。一九〇三年，他和邹容、张继因为一次激烈的反抗活动被遣返回国。《苏报》案发生后，他和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出了两个多月。报上的文章一般不署名，对现实政治的评论比较少，重点放在理论探讨上。其中如《说君》《箴奴隶》《道统辨》等，宣扬民主思想，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种种奴隶道德；《革天》等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这同以后《新青年》鼓吹科学和民主，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革命派当时认为更重要的是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行动，这种理论探讨并没有深入展开。一九〇四年，陈独秀在安徽和柏文蔚等创立岳王会，由他任总会会长，在学堂和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安庆的新军起义就是由岳王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一度被捕，以后逃亡日本。从他此前经历的简单叙述中，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辛亥革命之间的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怎么会发生？它是由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而来。前面说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没有很长时间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就很快把重点转到发动武装起义上来。这是它的优点，但也带来弱点：缺少一场有足够力度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补课。

《青年杂志》创刊后，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

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写道：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他所说的“最后之觉悟”，是指要有多数国民的“最后之觉悟”。他说：“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什么是“最后之觉悟”？他把它分为“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两个层次，认为后者是更根本的。他写道：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之上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

《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又叫作“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写道：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这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

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在它以前了，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5)

从发表易白沙反对“尊孔”的《孔子平议》起，《新青年》等接连刊载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集中火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礼教，对三纲五常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学说，发动猛烈的抨击。

历史学家陈旭麓对这场批判的意义作了很好的分析：“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百年来的历史沉积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孔子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精神象征，是二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权威。”“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在这个过程中，贬抑皇权者代有人出，正面非孔者绝少；皇权虽不断更迭，而孔子的权威却日益稳固，从未动摇过。”(6)而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一些政客和遗老遗少正继续鼓噪要求立孔教为国教，闹得乌烟瘴气，使陈独秀等认为尊孔与反尊孔的争论已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尽管初期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子的批判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方，但它显然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维新派的“托古改制”截然不同，毫不容情地触及儒家学说中名教、三纲五常等维护等级制度的旧文化的根本。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贡献。但这样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千百年来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这是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功绩，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文学革命”的提出，白话文的提倡，也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陈独秀把它在《新青年》上发表出来，并且紧接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写道：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7)

这两篇文章虽然鼓吹“文学革命”，但还是用文言文写的。从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起来。接着出版的《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都采用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也由《新青年》的提倡而得到推广。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尽管在这以前也已有人以白话文写作，但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取得主导的地位。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子束缚下解放出来，有助于使文字的表达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并且明白易懂，有助于把文化从少数人占有下解放出来，能够为更多的平民所理解和接受。这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大功绩。

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从通都大邑到边远城市，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提倡科学等口号的提出，使这场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时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以所向披靡之势，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摧枯拉朽地清扫了旧有的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做了重要准备。一些旧文化代表人物气得暴跳如雷，进行猛烈的攻击（如林琴南写的轰动一时的影射小说《荆生》），但已无法阻挡这股潮流的前进，反而更扩大了它的影响。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写道：

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8)

当进入一九一六年时，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文章说：

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9)

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猛烈反对专制和迷信，反对千百年来“儒者三纲之说”，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他们的着眼点还只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一九一八年写了《易卜生主义》，鼓吹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10)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中国译作《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这个剧本引起广泛的关注。有人称赞它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清醒得多，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尖锐地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11)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拿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绝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端深重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能够置个人的一切于不顾，甘心情愿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奋斗？就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以为只靠变革思想，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那是办不到的。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结果同样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中国先进分子从长期的痛苦摸索中得出的教训。人们又继续向前探索了。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关注的焦点，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确实，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把“改造社会”放在“个性解放”之上，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这种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对民族前途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当军阀政客正忙于纷争和厮杀的时候，远在他们视线之外的社会思潮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动，从涓滴细流逐渐汇合成一股谁也阻挡不住的强大洪流，从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在先进青年中逐渐成为共识。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写下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12)

但是，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需要创造的“新生活”是什么，绝大多数人一时仍不清楚。

本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唯一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孙中山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先驱者。他对欧美社会认真做过实地考察后，深感“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他在一九〇三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13)

这个问题在留日学生中也受到了关注。甲午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大踏步地发展起来，工人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会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也大量出版。一八九九年，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曾被誉为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献。隔了几天，又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一部长达五百页的巨著，系统地介绍从圣西门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推重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下一年，幸德秋水所写的《社会主义神髓》在留日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一批日文的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甚至同时在上海有两种译本。可是，当时日本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这些著作的内容相当驳杂，有的把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同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混同起来。它们的译本，在中国国内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上，刊出过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用六千多字的篇幅介绍马克思（译作“马尔克”）的生平和学说，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对马克思的学说抱着同情的态度。但他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还很肤浅，并且有一些误解的地方。（中国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大约是一八九九年二月《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一文，说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但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少注意，在中国思想界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总之，当时中国先进分子中一部分人所以对社会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模糊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力图使中国能得以避免；对社会主义也只是笼统地看作当代新思潮中一种，把它介绍过来；那时人们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革命上，这些社会主义著作和文章的影响仍很有限。

吴玉章回忆道：“一九〇三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14)这段回忆生动地说明：一种学说不管怎样正确、怎样新鲜、对它进行多少宣传介绍，如果人们没有内在的强烈需要，它是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到五四运动前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大厮杀，把西方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处处是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是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世界范围内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局，不能不使原来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极大震惊。西方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人们不能不想一想：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在于它正好给了他们正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以一个全新的答案。本来，社会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一种书本上的学说。直到一九一七年初，《新青年》在答读者问时还这样写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15)十月革命却使社会主义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给苦闷和探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树立起一个具体榜样，在他们心里燃烧起新的希望。这个近邻大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受到中国人的格外关注。人们急迫地想要了解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刊载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评论，尽管中间难免有失实的地方，但毕竟使读者看到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实。最初，许多人还是从旧的民族民主的观点去理解它，只把它看作平民的胜利，自由平等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但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化，终于看到：十月革命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革命，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住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就在人们眼前打开一个新的天地，看到一种新的社会，也看到了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新的社会力量。它对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给他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

隔了将近一年，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他写这两篇文章，正好在人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时候。他在前一篇文章中问道：这次胜利是谁的胜利？我们的庆祝是为谁庆祝？并且回答道：这次胜利，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6)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热情洋溢地讴歌：“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7)这样激动人心的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一种全新的认识。

在这段时间内，另一个事实也很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一时没有力量顾到东方，来华的船只和在华的商品输入大幅度减少。拿出入口的中国商船吨数的指数来说，如以一九一三年为一〇〇，一九一四年为一〇五，一九一五年降至九十七点一，一九一六年降至九十四点三，一九一七年降至九十三点一，一九一八年降至八十六。(18)这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好机会。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历年向它注册的工业公司，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共一百四十六个，资本额为四千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二百零五元；而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九年，短短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新注册的公司就有二百三十二个，资本额为九千一百八十六万七千五百元。(19)它们涉及的行业面很广，包括纺织、面粉、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缫丝、造纸、制糖、染料、肥皂等，其中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得最快，这是两个关系到民众衣食的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在地区分布上，这些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根据一九一九年的官方数字，注册工厂共三百七十五个，其中在江苏的（当时上海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江苏）有一百五十五个，占了将近一半。

拿旧中国民族工业中后来发展得规模最大的荣宗敬、荣德生集团来说，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原来经营的茂新面粉厂新开设二厂、三厂，福新面粉厂又开设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并决定新建七厂、八厂，在一九一五年设立的申新纱厂，又开设二厂，并决定开设三厂。申新一厂的盈利在开设的当年为两万元，一九一七年增加到四十万元，一九二〇年更增加到一百一十万元。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讲到他决心向面粉业和纺织业大量投资同欧战的关系，在一九一六年条中写道：“时欧战已起，对外停顿，汇票稍长，外贵内贱。”“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一九一七年条又写道：“时正欧战，粉销不患不畅。”(20)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增加，达到二百多万人，已是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加强了，出现不少政治性罢工。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上海搬运工人和日本企业中的职工宣布罢工。一九一六年，法国在天津企图强租老西开地区，法租界工人又掀起大规模罢工。《新青年》报道说：“灿烂繁华之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几化鬼市荒墟。”(21)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中写道：

欧洲大战后一九一八年，中国曾有一度自发的罢工斗争，如在上海日华纱厂便继续有四次罢工；三新纱厂、上海第二纱厂各有两次罢工；厚生纱厂有一次全体罢工。其他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冷作铁工、沪宁铁路小工、电车司机以及手工业工人亦发生零碎罢工，就中尤以黄包车夫的罢工，参加者八千辆，两三万人，规模最为雄伟。其他各地如苏州之机织工人，杭州之络经女工，汉口之笔工等，皆有罢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罢工，可惜报纸失载，我们无从稽考了。(22)

工人们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报纸上连篇累牍关于工人罢工的报道，不能不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极大注意。他们从这些新的事实中逐渐认识到：不能只关注上层政坛的那些活动，还要把目光转向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那里去；知识分子不能孤芳自赏，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小天地中，应该同劳工阶级站在一起。李大钊在五四前夜先后发表《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民》《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论文，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23)这是一种新的觉醒的表现。

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是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拉近劳动群众、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尝试。讲演团由北大学生组成，发起人是邓康，即邓中夏。(24)

可以看出：五四风暴袭来的前夜，初期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当时还没有处于主流地位，但随着它的发展，终将改变近代中国的面貌。

五四风暴的袭来

五四爱国群众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折点。这以前和这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相比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的一场群众运动。

它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线，发展成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是战胜国之一。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时，人们都期待着作为战胜国能把战败国德国原先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项原则”。它的大意是：“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25)这些说得十分漂亮的话使人们产生热切的希望，以为这次和会将会真正体现一些人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写道：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26)

巴黎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幕，参加和会的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个代表。威尔逊不是说“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吗？人们在巴黎和会上看到的却恰恰是道地的“秘密外交”。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日本两个特别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闭门商议决定，决定后再没有商量余地。一月二十八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被通知列席的“十人会议”上说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主张，然后等待“十人会议”讨论并作出结论。三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又将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送交“十人会议”。四月二十二日，美、英、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团，由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谈了“十人会议”决定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威尔逊还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中国代表团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争辩毫无效果，会议依然把“十人会议”的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27)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特别是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竟全部化为泡影，强烈的反差使人们的愤怒近于沸点。陈独秀在五月四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写道：

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引者注：另一个会议指当时国内正在举行的“南北和谈”），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8)

在国内首先“站起来”的是青年学生。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新式学堂有了很大发展。辛亥革命后这种发展在继续着。一九一二年的中学生有五万二千人，到一九一六年有六万以上。大学生人数没有多大增加，但学校状况和风气起了很大变化。拿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一六年以前，校风还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举人秀才在里面讲［读］书的也还有”。“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西装裤。”“学生除读死书的外，打麻将牌、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29)一九一六年冬，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一个开明的学者，本着“兼容并包”的宗旨，对学校锐意改革。在顽固守旧势力几乎笼罩一切的时候，提倡“兼容并包”实际上就为新社会力量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取得一席之地打开了大门。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教员有胡适、钱玄同、鲁迅、梁漱溟、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不同倾向的人。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大学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各种社团纷纷成立，思想空前活跃。学生还办起《新潮》《国民》等刊物。当时的北大学生杨晦回忆道：

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的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30)

对巴黎和会的进程，北大学生极为关注。当时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许德珩回忆道：那时候，“‘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大家眼巴巴在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那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31)原来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五月二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后，当天下午就约集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开紧急会议。高工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决定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并且要把白旗送到在对日外交中负有直接责任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家中去。北大国民社和新潮社的学生还为游行准备了两个宣言，白话的由罗家伦起草，文言的由许德珩起草。白话宣言写道：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2)

文言宣言中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33)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半，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或两面白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集合的人数据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电称：“四日，北京大学等十数学校学生二、三千人，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前集合，拟赴各使馆争议。”(34)他们在天安门集合了半个小时后就整队出发，先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但被警察阻挡，相峙两个小时仍无法通过。愤激的学生自动改道到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去。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怕出意外，极力阻止，已经阻止不住了。学生到那里时，曹宅大门紧闭，还有警察把守。学生翻墙而入，曹汝霖藏匿未见，正在曹家的章宗祥被打。愤怒的学生临走还泼上汽油，点火焚烧。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军警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包括许德珩、易克嶷、杨振声等。第二天，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中学生也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九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出走。十九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致书徐世昌总统，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国贼等。学生在罢课后，组织讲演团，分组到街头做爱国讲演；并发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北京各校学生代表会议还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宣传，呼吁支援爱国群众运动，声势日益扩大。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在街头讲演时被北洋政府逮捕一百七十八人。下一天，军警又拘禁学生七百多人。但这种高压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达到五千多人，社会影响更加扩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越来越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从北京开始的五四爱国运动迅速推向全国。

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的城市，也是新式学校、文化机构集中的地方。仅上海租界内华人人口，一九一〇年为五十二万七千多人，一九二〇年已达到八十四万九千多人。(35)这里的一举一动，对全国有着左右局势的作用。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复旦公学的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同各方面联络。五月七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抗议山东问题的失败、北洋政府的卖国和逮捕学生的行为。这样规模的抗议集会过去不曾有过。九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业团体停业一天，许多戏馆和游艺场所停止演出一天，以示纪念。“沪城大小东门内各商号门前皆大书特书，声明‘本号自今日起始终不售日货’等字样。”(36)十一日，上海学联成立。二十六日，上海各校学生两万人举行总罢课。六月，全国学联也在上海成立。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

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上海的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出现大规模的工厂罢工和商店罢市。那时，上海的产业工人近二十万人，加上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共达五十万人。五日上午，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人相继响应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37)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上海商店也陆续罢市。大规模罢工和罢市的出现，使上海爱国群众运动的规模和声势甚至超过北京。由于这个事件是由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引起的，人们常把它称为“六三运动”。

除上海外，据不完全统计，纷起响应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其中特别激烈的城市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在全国爱国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在六月七日释放被捕学生，十日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对巴黎和约的签字问题，北洋政府不肯作出拒签的明确指示，签字一事由代表团自行决定。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最初要求在对德和约后附注中国对山东问题持保留态度，也遭到列强拒绝。据顾维钧说：这时，“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38)。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中国代表团拒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没有在该项和约上签字。

像五四运动这样席卷全国、具有如此声势和威力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

五四运动爆发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嚷“武力统一”。孙中山一度想靠南方的势力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最后只能得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在上海闭门著书。革命正处在低潮中。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本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来。

这以前，中国人民也发生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所牵动的社会面如此之广，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使反动势力张皇失措。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许多人忧愤填膺。他们聚在一起便畅谈国家面对的危局，一旦经历过五四这次大风暴的洗礼，在他们眼前便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带来从来没有的思想大解放，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

我们可以看看几个亲历者的自白。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描述自己这场思想大变动的历程：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徳（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39)

其他有着不同经历、处于不同地位而先后转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

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他接着还写道：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40)

沈雁冰（茅盾）也说：“五四运动的大功劳，是解放思想。我自己就解放了思想。我抛弃了从前的‘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的‘信条’，把从前读过的经史子集统统置于高阁，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浏览欧洲十九世纪各派的文艺思潮，并努力翻译、介绍，这都是受了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的影响。只有看得多，才能比较，才能分辨出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自己探索出来的正确东西，自己才真正受用。”(41)

他们所说的，自然不只是他们个人思想变化的经过，而是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

在五四运动的斗争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斗争中新旧社会势力之间搏斗的场面，更把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在经历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使许多人激动的心情无法平息，迫使他们继续严肃地寻求答案。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原来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猛然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过着和以前不同的生活。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人在最初只是抱着一种空泛理想：现有这个恶浊的社会必须改造，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来。但是，旧社会应该怎样改造？将要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对这些他们又往往感到茫然，或者只有一些朦胧的、笼统的设想。有些刊物“虽然在理想上，憧憬着‘未来的光明世界’，但‘未来的光明世界’是什么？内容如何？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达到？并无具体的说明”(42)。而且，那时人们所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实在太少。李达回忆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43)一九二〇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的中文全译本连一部也没有，列宁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译成中文。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十分困难。

当时的进步分子中谈论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正像有人所说：“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44)但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很少。邓颖超回忆道：“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样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45)“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46)

瞿秋白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47)

后来参加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回忆说：“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48)

这时站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他在留学日本时就受到日本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好友高一涵说：“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他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起，经过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49)

五四运动发生的下一天，是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一年的纪念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文。《新青年》六卷五号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它所收的文章很驳杂，但在这期和下一期连载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写道：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50)

李大钊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写成的。文内一些译语也注明：“从河上肇博士”。在这前后，《晨报》上连载渊泉（陈溥贤）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氏资本论释义》等，前两种也译自河上肇的论著。

这样，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什么这种学说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这样分析：

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轴尚未出现，因而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51)

在国内，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

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那里是全国瞩目的传播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李大钊兼任着图书馆主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有关书籍，尽管都是外文的，在当时已算很难得了。北大学生中有不少人能够阅读一两种外文，图书馆里常常挤满了人，少数马克思主义书籍往往被借阅一空。休息室里，也成为青年们三五成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一九二〇年初，在李大钊主持下，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最初没有公开。“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2)列名这个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上海，陈独秀从北京被放逐后来到这里，站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得比较多的是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他们都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53)。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九二〇年四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据陈望道、邵力子回忆：这年五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除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外，还有邵力子、沈玄庐等。

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其他地区的传播几乎都同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点直接有关。

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他是个农家子弟，比陈独秀小十四岁，属于更年轻的一代。辛亥革命湖南独立后，他曾投身新军，当过半年兵。以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在李大钊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天安门前听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一九一九年春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认为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是最强的，大声疾呼要实行改革，借平民主义来打倒一切强权，但那时他的实行方法仍然是相当温和的。他写道：“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54)他还曾提倡工读主义，想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办一个新村，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劳作，视学校如家庭，从而结成一个公共团体。他认为，可以先从这样的小范围内做起来，一步步地扩大，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到北京和上海去同李大钊、陈独秀等长谈并且阅读了一些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过：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55)

他把马克思主义同那时他接触到的其他新思潮，特别是也自称社会主义的思潮反复地逐一比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他给蔡和森、萧子升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明确赞成蔡和森所主张的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而对“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那种意见表示：“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对英国学者罗素在长沙讲演中主张的“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也评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得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56)

比毛泽东更年轻的周恩来，五四前夜在日本求学时曾受过河上肇的影响，虽还不能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时，他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主办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参加“觉悟社”，被北洋政府逮捕并拘禁了半年。出狱后到欧洲考察，对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思潮进行认真比较，最后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7)

先驱者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绝不是轻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提出的响亮口号，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旅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面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他们反复地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怎样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实事求是。既不应当为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旧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凭善良的愿望或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里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物是专制和愚昧。而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专制和愚昧的最深刻根源。如果不找到切实的办法扫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社会势力，改造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代化大生产替代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旧社会结构，而单在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内使力气，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不管谈得多么热闹，仍是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可以说，经过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起以前来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还有一些受过五四运动洗礼，仍然坚持科学和民主的信念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继续投身过一些民主政治运动，或从事过教育、科学、实业等方面的工作，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成为很好的学者、教师或企业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作出过积极贡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没有能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也没有能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发挥主导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像从天降落的狂飙一样，迅猛地席卷全国，从大城市直到偏僻乡镇。千百万人热血沸腾地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忧患意识，并且勇敢地探索未来。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第二年在全国就有了数目可观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头的是陈独秀，在北方领头的是李大钊，当时被称为“南陈北李”，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主将。这是一个前后相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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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052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0页。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5)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77、378页。

(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8)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9)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

(10)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2月版，第8页。

(11) 《鲁迅全集》第1卷，第269、270、273页。

(12)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14) 《吴玉章文集》下，第1058页。

(15)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6)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17)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18) 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新知书店1947年1月版，第11、12页。

(19) 《第一回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441页。

(20) 《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76、80页。

(21) 《老西开事件》，《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22)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28页。

(23) 《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87页。

(24)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12、113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169页。

(26) 只眼：《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97、199页。

(28) 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29) 许德珩：《五四前的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8页。

(30)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0页。

(31)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50、51页。

(32) 亿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33) 龚振黄编：《青岛潮》附录一，《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4月版，第181页。

(3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185页。

(35) 《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00页。

(36) 《新闻报》1919年5月10日，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29页。

(37) 《邓中夏文集》，第430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207页。

(39)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4—26页。

(40) 《吴玉章文集》下卷，第1065、1066页。

(41) 《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记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9页。

(42) 孟默：《新文化运动在四川》，《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433页。

(43)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52页。

(44) 《归国杂感》，《太平洋》第2卷第6号，转引自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08页。

(45) 《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记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0页。

(46) 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一大前后》（2），第232、233页。

(47)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6页。

(48) 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大前后》（2），第114页。

(49) 高一涵：《回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16页。

(50)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51)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页。

(52)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2），第119、120页。

(5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2），第61页。

(54)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93、294页。

(5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1—133页。

(56)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47、148页。

(57)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0、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