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历史在银幕上的二次性再现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新电影的灭顶之灾，倒是为它辩证地超越艺术与社会的敌对性矛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国新电影已在“理性探索”和“娱乐性”两方面积累了经验；而在“语言”与“历史”的冲突中，电影艺术的位置也许并不在于成为历史的伟大寓言，倒是在于艺术地、合格地成为历史的真正表象。在这个意义上，“商品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对它构成威胁。真正的威胁只来自它内部，即它自身的表义系统的有效性。“历史”取代“语言”成为形式的潜在内容，正是使“语言”在“形式”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工艺活动，从而使“语言的历史”成为可能。
陈凯歌的《孩子王》应被视作中国新电影创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它无疑代表了“实验电影”的最高成就。而另一方面，以周晓文的两部“疯狂”片为代表的新商业片正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成熟填补起陈凯歌离去留给人们的遗憾。周晓文的影片预示了一个前景，即中国电影能在不远的将来在自身中建立起历史的客观性；而在此以前，这种客观性只是通过批评方能曲折地建立起来。这将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的全面成熟。
随着电影成为历史的真正表象，当代中国的电影批评也必然面临不同的任务。它将改变鉴赏像评判者兼忏悔神父的传统形象，而承当起科学的批评本身的任务。但即便那时，银幕上的“语言之物”与“历史之物”的冲突也会继续下去，它是“创世”时留下的线索，是我们进入作品世界，读解历史之谜的狭窄的门户。
(1) 原刊于《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