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先生

眉山

一

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宏伟的吴昌硕，生于前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西历1843年）八月一日浙江省的民情质朴的安吉县。他的曾祖芳南隐居不仕，祖父渊和他的父亲辛甲、世父开甲都举于乡，因之，他在童年就与文学接触。当他的童年时候的世界，正值洪杨的叛乱，所以他就无心于仕进。到了壮年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个官职住于吴中。积劳资直隶州知州，曾任安东县，不过一个月的样子便去了官职回来过他的美化的生活。他对于宦途的感不到兴味，我们由此可以约略想见了。

他的署名非常之多，字仓硕，名俊卿，一名俊。中年以后以字行，有时也常署作昌硕或仓石的。他又号缶庐、老缶、苦铁、败荷、大聋等等的别名，所以和他相识的也有称他作缶庐或苦铁的。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颜面丰腴和蔼可亲，眼睛小小的，须只有稀疏的几茎。他的生活非常俭约，起居饮食也都有节制，所以他虽然一年一年地老去，到了六七十岁而鬓间没有白发，步履却仍然康强，不像已经有如此大的年纪的人。他又自称是个聋子，所以有大聋的别号。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的聋子。有一个友人曾经戏问他：“何以自称聋子，其中有所寄托吗？”他便笑着点一点他的头，似乎表示其中确有深意。他是一个健谈者，语多谐妙，尤其遇着他所欢喜的友人的时候。他曾守过山海关，当中日之役，清朝的军队败退之后，朝臣竟没有敢上前援助的，他那时恰巧旅居北京，听得这个消息便愤然愿往，于是率领从骑数人，驰赴山海关，预备据险以守，然而过了十多日，也不见一个日本的兵卒来犯，他便安然地重回北京。

他年少的时候住在安吉，年壮的时候曾居苏州及北京等处，其后客居上海。他与杨岘（藐翁）、任颐（伯年）、吴山（瘦绿）、施浴升（旭升）、施补华（均甫）、谭献（仲修）、吴云（退楼）、吴大澂（愙斋）、潘祖荫（郑斋）、陆恢（廉夫）、胡公寿诸人做探讨的朋友，他们都是当时东南的画坛上的雄彦。其中杨岘与任颐他最为景仰，因之便拜他们二人为老师。

他初娶章氏，咸丰十年因兵灾，与他的老母万夫人及弟妹等在安吉被难，后娶施姓女为妻，生男三人，颇能继父风；生女一人，工隶书。

他的初年是以篆刻驰名于世，晚更肆力于书画。他对于文艺有很深的嗜好，所以他的作品都有独到之处。他的书法虽则师承猎碣，但也略受邓石如的影响，所以常有苍石而鲜艳，飘逸的笔致匀洒于洁白的宣纸之上。隶、真、狂草各体大都以篆籀为根柢的。他的绘画最著名的当推松、梅、兰、石，及菊、竹、杂卉之类，有时也作山水和佛像等，仍然自有一种风格，而不同凡俗。关于绘画，影响他最有力的要算是八大山人和大涤子二人，金冬心、黄小松、高且园、李复堂、吴让之、赵撝叔诸人，形成他那新奇的风格，他们实在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对于篆刻的研习，实在要算最深的了。当他作印的时候，常用钝而粗大的刀，分朱布白，结字构体，竟具有秦汉的印鈢的古朴苍老，而兼有妩媚的婀娜的丰韵。就是浙派大师丁龙泓氏亦难与匹敌。除此以外，他也努力于诗歌，简洁精练，另有一种难以譬喻的妙处，他虽不常作文，然而他的题记或跋语，常常下笔数千言，纚纚可诵。

二

我国现代的画坛，是从萎靡的、衰颓的工笔画进而为富有诗趣的、新兴的写意画，这个趋向，非常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为他将摆脱那陈旧不堪的古套而创出新的大路来；说虽如此，但一方面却并不尽是乐观，因为这个趋向，有一部分的作家往往视新兴的画派为容易办到的事情，于是粗制滥造，失去了昔日的一种雄建、结实、有力量的神韵，遂趋于摹仿、抄袭的一途。这实在不得不使我们暂时离开乐观而为之担心了。如果要检查何以致此的原因，这非常简单，不外乎一般作家为了生活的紧张而把未成熟的或粗滥的东西贡献出来所致。然而另一部分却值得我们注意了，别样不必说，其中先有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柱石或者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灵魂。他的笔尖可以挑起昨日的萎靡衰颓的画坛而有余，这个人就是逝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吴昌硕。他的生平已如上述，他实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艺术家。

他在现今的画坛上可以说是没有敌手的了，除开已故的陈师曾先生和现在的王一亭先生之外。他有使得画坛长出新苗的神力。他的作风不但跳出一切的桎梏，而常常无忌的显露着一种新的形以及新的线、色，所以他的作品永远是吸人的磁石，使观者都倒入他的憧憬之中。他同样运用着我国绘画上所独有的、特殊的线和色，但总是凌迫得一般作家统统褪色，甚而至于暗淡。

吴昌硕可说是东方的塞尚奴（Paul Cézanne），塞尚奴的对于事物的观察非常犀利，笔墨的运用常含着泼辣的风味，一望仿佛是粗浅的作品，然而其中却可以找出无数深沉的笔触来，一望仿佛是幼稚的东西，然而他却是极其成熟的东西。塞尚奴是如此，他也是如此，所以他确乎是一个东方的塞尚奴而使你不必再有怀疑。

三

所以，吴昌硕对于我国的绘画的发展新方向，他是有力的一人，此后我国的绘画将要形成健全的艺术了，此后我国的绘画将为世界的唯一的绘画了，我们都应服从着他的指引，而向这条康庄大路上进行，勿再迟疑。

一九二八、七、一九，于莫名屋。

（《开明》〔上海〕，1928年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