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王若飞自传[1]

我于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2]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庶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她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东西。七岁时才被齐生舅父接到贵阳（连同母妹一块）。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他创办达德学校，我即在该校读书（这个学校现在已有三十七年历史，有学生一两千人）。舅父及许多进步教员，经常秘密灌输我们以反清革命思想。十五岁时，遭逢辛亥革命，我也兴高采烈参加当时的学生队，担任稽查城防工作。这时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分子，都成了当时政府的要人，我大舅父也作了实业部长，二舅父则任贵州政府出外联络的代表。

哥老会组织突然公开了，所有武装部队都参加了哥老会，下层群众也在哥老会组织下纷纷起来。但因为他们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地主阶级的旧秩序（不还地主租债，并向地主要款）。地主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显世、任可澄等，乃勾结滇军唐继尧，假名北伐，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进兵贵阳，将真正领导贵州光复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全部扑灭。我也自是年离开学校，到一个最爱我的老师蔡衡武先生所开的书店作店员，一面作事，一面读书（老师的小女蔡之璋现在延安工作，是党员，当时还在怀抱，现已卅左右了）。继续了两年之后，又随我大舅父到铜仁矿务局（开采锑矿）工作。

一九一五年冬，滇黔讨袁军起，舅父黄齐生代表贵州政府出外联络，命我携款从湖南赴沪。当时沿江客旅已不通，盘查由贵州出外的人极严。我行自辰溪被扣，经过月余以无确证释放，乃赶到上海，随舅父遍历南北各省许多地方，于一九一六年冬天才经四川回转贵阳。一九一七年，即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员。是年冬考取留日学生官费，同时，我舅父也因受当局故意为难、压迫，遂于残腊风雪中匆匆相偕离家远出，从此以后即未回过贵州。一九一八年初到达东京，为了领官费挂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完全自己看书，未上过一次讲堂。这时已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一九一九年因五四运动回国，参加一般宣传工作，并参加舅父黄齐生先生所领导的“贵州教育事业考察团”，到当时所谓“模范县”的南通及“模范省”的山西考察。十月回到上海，值李石曾、吴稚晖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遂向蔡衡武先生借到三百元路费，买船赴法。到法后，只住了三个月的学校，其余三年多的时间，完全靠作工来维持生活。为寻职业，曾流寓了法国、比国许多的城市，受过多次失业与饥饿。工余集合同志，研究社会主义书籍，参加法国职工会组织，并进行对华工的教育，帮助他们争自由的工作（当时旅法华工约廿万，他们没有居留证，不能自由行动与找职业）。又到处访求思想前进的同志，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罗迈等。当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大学读书运动失败后（我是这运动的一个负责人），许多困守在里昂大学校舍中的好同志被迫押送回国，我们幸而在外留下者，即继续进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运动，于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曾出版“赤党”、“少年”等刊物。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得到国内中央信（廖焕星带去的），承认我和赵世炎等人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春，得到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代表之帮助，参加第一批（二十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满足了我多年以来的渴望。

一九二五年春正当中山北上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开展时，被派回国。当抵国内时中山已死。在上海短时工作，即赴广州参加“五一”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后党团开会总结时，与张国焘通宵争辩，批评他的领导不对（张是党团书记）。以后中央派我到河南帮助当时河南的督办胡景翼开办类似黄埔的军官学校（有苏联顾问三四十人）。但在胡死岳（维峻）继，不愿执行我们从前与胡商好的计划，我遂改做地方党的工作，任豫陕区党委书记。是年冬转任中央秘书长，同时参加上海的一些工作，参加上海的三次暴动。当时中央组织机构极不健全，最重要的中央组织部根本无专人负责，甚至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其家长式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秘书处是他下面的主要工作机关。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的信仰执行。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汉口参加五全大会时，对当时客观严重的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五全大会后，即派回上海参加江苏省委常委工作，此时上海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面。省委、上总、各区委机关及主要负责同志不断遭破坏被捕，我总算侥幸逃过了好几次追捕，坚持当地的工作。当“八七会议”的决议传达到上海时，我恍然大悟从前陈独秀领导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惜尚不透彻，因之在我以后所领导的江苏各县的秋收暴动中，又犯了不少盲动主义的错误。固然这是与当时中央的若干指示有关，但我并不委卸我主要应负的责任。

一九二八年春已深深感觉是当时在上海工人的斗争方式和沿沪宁路农民的斗争方式不能再用过去武装斗争的一套。但对于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也还在摸索。中央当时曾决定派我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因为我当时的工作颇受中央责难，同时鉴于许多有问题的同志都是以送莫解决，因此提出一定要允回国工作以示不是处罚。但经秋白、恩来等同志的批评后，自己很快就认识此种提法错误，无条件接受去莫。

同时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

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六次大会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在大会后，为了表示自己纯无个人企图，为了加深自己的理论学习，诚恳的请求留莫学习。被允许入列宁学院并担任驻农民国际代表，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联共清党时，恰值陈独秀在国内进行公开反党活动，张国焘以中共驻国际代表资格极力诬蔑我参加陈派反党活动，建议开除我的党籍。后经国际监察委员会详细审察后，认为我远在莫京，参加陈在国内的反党组织是无根据的，但认为我在六次大会时的错误，应给予严重警告和参加生产一年。我完全心服的到斧头镰刀工厂去做铁工，经过半年之后（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忽然通知我，要我准备回中国，担任开辟西北陕甘宁绥一带的农民解放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在莫与我同出发的有一个布里特蒙士同志，二个步兵学校教员（中国人一名田德修、一姓潘××）。到库伦后又增加了几个内蒙同志，分批化装两路，一路经绥远，一路直趋阿拉善定远营。约定我先到绥远布置工作后再到定远营会合。我们当时还带有找陕西党、找马仲英、找蒙古人的一些关系。我于九月底到绥远。先在归绥，后到包头、五原等地。找到了当地蒙古同志云泽（曾到过莫京孙大），调查清楚了绥远原有国民党内蒙古左派的组织，决定了以后蒙汉组织工作方向。当我由包头准备动身赴宁夏的前一天晚上（大概是十月廿几号的晚上二三点钟），突然有十几个查店的警察宪兵拥入我房内，满屋搜索，未找出什么，复将我带至公安局内全身搜检。我趁解衣脱手时急将藏于里裤之文件（云泽给我的七页用洋信纸写的报告，上面有我批的许多意见）塞于口内，但已为宪兵将我喉管卡住不能吞下、只有尽力的咬烂，但纸质好而多、不易消化，延至二三分钟气接不上来，仍为宪兵残狠的从口内掏出。在当天晚上审问时，我以为文件总已咬烂，什么也不承认，第二天早上他们将文件烘干烫平，特别追询田德修与云泽住处极严（田、云店主报告他们的面貌，不知他真名），我在任何威胁下，坚拒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