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空间政治经济学总论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陆铭

摘要

本文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总结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及其影响进行评论。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仍然受到政策限制；区域发展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导致市场分割和地区间分工下降；国家发展方面，偏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误配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损。

关键词

规模经济；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空间政治经济学

本文原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期，2017年，第1499—1532页。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能够实现以少数都市圈为带动，而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一个国家（或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红利。⁽¹⁾

现实中，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大国发展可能享受到的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截止到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在多个维度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低效的结果。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中国，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于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地区之间“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只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更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政策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本文将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比通常的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比通常的空间经济学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因素所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空间无效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所涉及的文献是极其庞杂的。本文的意图主要针对中文读者，因此，在做文献总结的时候，相对侧重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涉及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对应上述三个问题。最后是本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