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导言】

本节包括从第10句至第18句讲“人文”的内容，主要简述华夏早期文明发展的主要历程和政治体制演变概况。在章法上从第10句“龙师火帝”到第14句“垂拱平章”，是对周朝以前中国历史的简要回顾。从第15句到第18句是对周朝自身历史文化的赞颂性总结和评论。在内容方面承接上文的“天时”、“地利”、“物华”，过渡到本节“人杰”，说明泱泱中华人才济济。治国理政方面的中心思想是突出颂扬“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后文会过渡到持家之道），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德政的核心思想。

10.龙(lóng)师(shī)火(huǒ)帝(dì)，鸟(niǎo)官(guān)人(rén)皇(huáng)

【句解】

本句讲的是我国远古传说中四位著名的部落氏族的首领，即“三皇五帝”中的伏羲、神农、少昊、黄帝。其内容十分丰富且极其重要。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炎帝氏（即神农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大皞氏（即伏羲）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可能这三个部落氏族分别以火、龙、凤鸟为图腾，所以后人称之为龙师、火帝、鸟官。

传统的说法是“三皇五帝”，而周兴嗣选了上述四人，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他考虑到对仗和押韵需要所致；另外，按时间顺序是“火帝龙师”，本句“龙师火帝”也是押韵需要。在“三皇五帝”中，黄帝时期就创造了文字、发明了衣和裳，这是人类由原始的蒙昧状态发展进化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龙的传人”自豪。周兴嗣围绕传承“龙的传人”的历史和反映中华龙文化的博大精深，先从“龙师”等人文始祖切入。毛泽东也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可见古今人们讲“人文”，首先绕不开的是“龙”、“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传说。

（1）“三皇”之说：炎黄子孙公认“三皇”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说出自《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组成有多种说法且无定论，《尚书大传》、《白虎通义》、《风俗通》、《古史考》等古籍和流传最广的道教文化都以燧人（燧皇）、伏羲（羲皇）、神农（农皇）为“三皇”，但最为人民接受并熟知的是伏羲（天皇）、神农（地皇）、黄帝（人皇）。因羲皇有龙马衔图之瑞，由此形成“龙”的图腾文化，被华夏民族信仰和崇拜。例如：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

（2）五帝之说：有三种未定论的划分法，一是《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二是《帝王世纪》、《尚书序》把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称为五帝；三是《礼记·月令》称大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少昊）、颛顼为五帝。

龙的传说历史非常悠久，二十四史、《管子·形势》、《梦溪笔谈》等史籍都有大量关于龙的记载或描述。龙的起源同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息息相关。龙是中国古先祖崇拜的由多种动物特征（驼头、鹿角、蛇颈、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等）组成的图腾，代表能飞天、潜水、陆上疾驰，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万能之神兽，是吉祥、神圣、力量和真、善、美的化身。它寓意华夏民族的大一统、大团结和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等民族精神，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几千年来，人们把它绣成龙袍、雕于梁柱、刻于石壁和塑于殿堂庙宇等，视其为威严、权势和正义的象征；皇家以龙为象征和代言，自称真龙天子；民间有龙腾虎跃、龙盘虎踞、龙凤吉祥、望子成龙、乘龙快婿等诸多说法或称谓，还有各种舞龙、划龙舟等活动，寄托了古先人认识和战胜大自然的美好愿望；在漫长岁月的发展变化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龙文化”，体现了先民的理想和追求。

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华夏第一玉龙”（红山文化玉龙）。1984年，考古人员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5 000年以前古墓中陪葬的玉器中，有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博物馆在民间征集到“玦型黄玉龙”形器，部分专家认定这件龙形玉器属距今6 500年至5 000年的红山文化典型器物，而一些学者则认为玉龙属距今4 000余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隅的西水坡工程施工时，发掘出土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三组古墓中“蚌砌龙虎”大型图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迹的蚌壳标本作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 600年，考古专家认定此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最终公认为“中华第一龙”。史料记载，濮阳地区是黄帝之孙颛顼的祖籍地。1971年至1987年期间，考古在三省发现的这些龙形文物和各种史籍记载的龙，共同佐证了中华“龙文化”有近7 000年的文明史。

【注释】

龙师：指大昊伏羲氏，是中国太古时代三皇之一。传说来自黄河中的一匹龙马献给伏羲氏的玉板上刻有龙的图案，古籍称之为“河图”，由此说伏羲氏有龙马衔图之瑞，伏羲氏据此用“龙”名其百官。后世遂以“龙师”称伏羲氏。

火帝：有两种说法，一是指炎帝神农氏，神农氏用火给百官取名，故叫他“火帝”；二是指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参阅本书附录五）

鸟官：指少昊金天氏。传说少昊以鸟名官，谓鸟官、鸟师。《左传·昭公十七年》有详细记载，其中有少昊氏用鸟给百官命名等内容，后世遂以“鸟官”称之。

人皇：指轩辕黄帝，姓公孙，号轩辕，亦号有熊。相传黄帝打败了蚩尤之后，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参阅本书附录五）

【译文】

伏羲氏称龙师，神农氏称火帝，少昊氏称鸟官，轩辕氏称人皇，他们都位于“三皇五帝”之列。

11.始(shǐ)制(zhì)文(wén)字(zì)，乃(nǎi)服(fú)衣(yī)裳(cháng)

【句解】

众所周知，文字和服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两大重要标志，本句涉及这两个关于中华文明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历史人物，故应重点详细述评。

首先补充有关衣和裳的内容，《吕氏春秋·君守篇》中有：“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本经训》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关于“衣”和“裳”的发明，早在战国时撰写的《吕氏春秋》和《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等书都有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和裳的记叙。据传，伯余和胡曹是衣裳的发明者，伯余是黄帝的臣子，胡曹是黄帝的王妃嫘祖的属官，伯余和胡曹是夫妻。《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又据《淮南子·氾论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明朝罗颀著有《物原》一书，主要介绍中国先民的发明创造，书中也称：“伏羲作裘，轩辕臣胡曹作衣，伯余为裳，因染彩以表贵贱，舜始制衮及黻深衣，禹作襦裤。”这些史料大概讲清了早期服饰制度的历史流变过程。人类最先以兽皮、树叶和树皮等遮挡身体，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开始以麻布和丝绸制作衣裳，文明程度不断得以提升。服饰甚而成为区别华夷的标志，如《礼记·王制》中讲：“东方曰夷，被发纹身；南部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从“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两句话也可看出，自黄帝时代，中华民族就拥有了文字这一语言符号系统以及衣裳这一服饰礼仪制度，现代考古出土的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绵等织物提供了铁证。例如，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香囊和绮、罗、绢、纱、锦等绣品，其中素纱和绒圈锦最能反映西汉纺织技术发展水平；另外，能代表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还有重不到1两、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在印染工艺方面，出土的印花敷彩纱也证明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007年在江西省靖安县又从2 500余年前的东周古墓中出土了300余件绵、丝、绢、锦衣物，尤其是被专家认定可改写中国纺织史的锦织物的出土让世人惊叹。

其次，本句在章法上与上句“人”的内容衔接并过渡到“文”的内容。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商代都城“殷墟遗址”内出土的甲骨文，使汉文字的源头上溯到商代，不仅使历史文化和上古汉语有了确切的物证，确认了《史记》等一大批古籍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为信史，而且汉文字发展演变的证据链比周兴嗣时期的认识和原来的实物考证结果提前了一千多年，从而使汉文字中的甲骨文和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古印度文字及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并称为全球四大古文字。也正是“汉字系统甲骨文”的发现，和考古发现的“金文”（古时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证实了商、周文字的延续和发展脉络；加之1984年在山西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公元前二千多年的一批文物中，有一把扁壶的腹壁上用毛笔朱书“文尧”二字，专家考证此物在时间上比甲骨文早800余年，说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二百多年），汉字体系中象形文字的原生体在中国北方已经孕育成熟，这是当时文明凸现的佐证，也进一步证实了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华夏文明就以文字的形式开始传承自己的历史；这一系列证据链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也彻底打破了原来有些学者有关中国夏商无信史的错误观点（仅以香港为例，近几十年中有不少文史类出版物基本都众口一词说“中国夏商无信史”）。

先秦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都记载了仓颉造字的传说。汉字包含形、音、义三方面，著名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将汉字分为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六种，即“六书”之说。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遵从许慎的“六书”名称而按照班固的“六书”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从上古结绳、用八卦记事和仓颉造字的历史过程，肯定了仓颉造字的作用，认为他是我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后世也公认其为“中华文字始祖”。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撰《中国通史》说：“仓颉造文字。至今庙宇、墓冢，历代石碑、历数千年之古柏40余株，皆妥为保护。仓颉生长卒葬于此无疑。”范先生讲的仓颉庙宇中的庙碑于1971年从仓颉庙（陕西省白水县杨武村）移入西安碑林。后世学者研究和考古出土文物均证明，仓颉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

【注释】

始制文字：初创文字。

服：穿着。

衣裳：古时衣、裳有别，上衣下裳，即上身穿的衣服为衣，下身穿的衣服为裳。

【译文】

仓颉在把历来的文字、符号、标记作整理和编排的基础上发展、创造了文字，故称仓颉造字；黄帝的王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和纺织技术，伯余和胡曹夫妇分别发明了衣和裳。

12.推(tuī)位(wèi)让(ràng)国(guó)，有(yǒu)虞(yú)陶(táo)唐(táng)

【句解】

史籍记载了尧和舜的思想精华，重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朴素辩证法理念；二是“礼制”治国思想；三是“文德”价值观；四是“和合”思想。周兴嗣在本句的出发点既是追溯这些精神财富的源头更是为了弘扬它们。

中国古时统治者为让更具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创造了一种权力更迭的方式称为“禅让”。具体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内禅”，即让位于当权者本人的同姓血亲者；其特点是不管主动还是被迫，让位后不会出现朝代改变，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赵雍让位于赵惠文王赵何，唐朝唐高祖李渊让位于唐太宗李世民，清朝清高宗弘历（乾隆）让位于清仁宗颙琰（嘉庆），都是选用“内禅”形式让位。由于在内禅制下，受禅者取得君位就像继承遗产一样具有很大的合法性，所以，宗室中有野心的人，多会通过武力或宫廷政变逼迫在位的君主内禅于己，而不采用废君自立的方式，以增加合法性。故内禅之事，多非自愿。诸如弘历（乾隆）让位于颙琰（嘉庆）在历史上可谓是凤毛麟角。

另一种称“外禅”，即把统治权让位于非血亲关系的异姓，由此会导致朝代的更替。这种“外禅”形式在我国上古时期一般按大多数人的意志推选出的人作为接班人，其本质上又体现了管理国家的权力非私有特性。但先秦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外禅”几乎不存在，它反而成为异姓夺取王位的一个绝好工具和形式，并以此来显示王位的合法性，如东汉末曹魏代汉，后来司马氏以晋代魏，南朝宋齐梁陈的更替，无不借用了“外禅”形式。“外禅”可谓充分体现了古代政权更替的残酷和虚伪，不过它的好处在于大大减少了流血事件乃至战争。

史书对“尧禅舜继”多有记载，但也不断引起争议。

本句开始，转入从“五帝”开始的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五帝内容涉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本书仅以理解文意为主旨，但为便于相关读者分析参考，兹将有关情况综录如下：

（1）《容成氏》（战国楚竹书，上海博物馆藏）记载了神农氏、轩辕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等20位帝王传贤不传子；政权在部落联盟中辗转传授，最后到了有虞氏。舜以前的传位过程很可能是“古帝王—有虞迵—尧—舜”。

（2）有学者认为尧并不属于有虞氏，而是陶唐氏，尧是虞代的一个部落首领，后被推选为天下的共主，再禅位给了虞舜，故仍可将其归为虞代之帝王。

（3）传统观点认为，帝舜属于有虞氏部族，即所谓“虞舜”；但也有不少战国文献把虞和夏、商、周同列。这类文献的提法虽缺乏足够证据，但《容成氏》“破解”后，也有现代学者赞同。

（4）楚国的古史传说系统中清楚表明，“有虞”并非舜之后才有的部落国家或者舜的后裔。童书业、杨宽等学者认为“尧舜同属虞代”、“陶唐氏为虞前及虞时之一诸侯”。

【注释】

推位：意为将自己的王位禅让于贤人。

让国：意同“推位”。

有虞：舜帝，“五帝”之一，号有虞氏，姓姚，据传目有双瞳，而名“重华”，谥号舜。

陶唐：尧帝，“五帝”之一，帝喾之子，姓伊祁，名放勋，号陶唐氏，谥号“尧”。封于陶地和唐地，故称“唐尧”。尧帝在位70年后将帝位以禅让方式传于舜帝，而未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舜在位50年再禅让于禹。但《千字文》在顺序上将舜帝放在尧帝之前，应当是押韵所需。

【译文】

尧帝、舜帝传贤不传子，把国位禅让给德才兼备之人。

13.吊(diào)民(mín)伐(fá)罪(zuì)，周(zhōu)发(fā)殷(yīn)汤(tāng)

【句解】

这两句指历史上著名的朝代更替，即：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史书上记载：禹受舜禅让而治天下，此后夏朝传四百余年。夏桀是夏朝末代帝王，他执政时期，宠信奸佞，暴戾恣睢，奢侈淫逸，“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见《竹书纪年》）。成汤为商族首领，仁政爱民，任用贤能。他看到夏桀荒淫无道，天怒人怨，于是决定以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代夏自立。依靠伊尹等人的辅佐和谋划，成汤先出兵剪灭了夏朝的若干同盟国，最终在鸣条之战中击溃夏朝军队，夏桀亦被活捉，后被放逐到南巢，夏朝亡而商朝立。

但是，商末纣王帝辛执政后期，又重蹈夏桀的覆辙，他暴虐无道，营造鹿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甚而“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之刑”，残杀忠臣。周国原为西陲小属国，姬昌为王，即周文王，承袭父志，奋发有为，任用贤良，以吕尚（即姜尚）为相，问以军国大计。公元前1050年，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吕尚为相，并任弟弟周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积蓄力量，厉兵秣马。公元前1046年，武王联合四周诸侯，发兵伐纣，最后于牧野（今河南新乡附近）之战中一举击溃商军，逼纣王鹿台自焚，商亡周立。

《周易·革卦·彖辞》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说的就是上述二事。成汤和周武王都是顺应民心，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注释】

吊民：抚慰百姓。吊，安慰，抚慰。

伐罪：讨伐有罪之人，一般特指征伐有罪的统治者。

周发：周文王次子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

殷汤：商朝开国帝王，又称成汤、商汤，子姓，名履。商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他的第十代孙商王盘庚移都殷（今河南安阳），故商朝后期在历史上称为殷朝，成汤因此又被称为殷汤。

【译文】

安抚黎民百姓，讨伐暴君夏桀和商纣王，是商朝和西周的开国君主成汤和武王姬发。

14.坐(zuò)朝(cháo)问(wèn)道(dào)，垂(chuí)拱(gǒng)平(píng)章(zhāng)

【句解】

这两句在章法上承接了上句内容，是对周武王、周公旦、姜尚等人“国以民为本，民以德为先”的治国方略及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和赞美。史实证明，战后国家的治理非常艰难。周朝立国伊始内忧外患、政局飘摇。武王病逝后，在太子诵（周成王）年幼的情况下，由周公旦辅政，讨平了三监的叛乱，在东征三年得胜后国家才逐步安定。周公旦摄政期间，鉴于商朝灭亡的教训，政治上推行“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理念，逐步废除人殉（葬）、人祭（祀）等残暴制度，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同时“制礼作乐”，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使礼成为一种统一的道德规范；以乐为健康向上的艺术形式，对其臣民施以熏陶教化，促进了社会风气向良性转化；最终周朝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周公旦倡导的“明德慎罚”及“礼乐”的治国思想，后来逐步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等学说，基本都是这种思想文化的运用和发展，代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或者说，这是儒家对治国之道的最高期许，即著名的“垂拱”之治。垂衣拱手，遵从礼制，恭己无为，而天下大治。《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衣裳乃是遵从服裳之礼制，拱手揖让乃是遵从朝仪之礼制，均是恪守礼制的表现，示天下以礼，同遵礼制，则何国不治？《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与弟子游山言志：“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由此可见，“垂拱”乃是以仁义礼制治国理政，所作所为合乎“道”的要求，使得“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说苑》记载郭隗的一段名言：“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

后世君臣之礼不断变化，沿着“君尊臣卑”的路径演绎到了极致。秦代朝仪之制中，对臣下的礼敬大大减少。至宋代，宋太祖始定“君坐臣立”的朝仪，大臣的地位进一步受到贬抑。臣之实，由师而虏，古风不再，叹之惜之！

【注释】

坐朝：朝，即朝廷；坐朝意为君主坐于朝堂，临朝听政。

问道：语出《晏子春秋》“臣闻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本句意为探讨“治国理政”之道。道，即道理，古人将三才（天、地、人）哲学体系和自然界万物变化的规律称为“道”。

垂拱：垂，指自上而下的动作；拱，拱手，意为不轻举妄动，无为而治。《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原意指不亲理政务，后多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孔颖达疏：“谓所任得人，人皆称职，手无所营，下垂其拱。”《论衡·自然》云：“《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

平章：辨别彰明。《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通“辨”，意为辨别。章，通“彰”，意为彰明。

【译文】

君主临朝听政，探讨治国之道时，不仅姿态气度应庄重平和有礼，更应秉承公平正义、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治国之道。

15.爱(ài)育(yù)黎(lí)首(shǒu)，臣(chén)伏(fú)戎(róng)羌(qiāng)

【句解】

上句讲国内治理政策，本句和第16句讲对外方略。

关于“黎首”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一则是说，“黎”的本意为“九黎”，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东夷的部落联盟，以鸟、兽为图腾，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氏族，九黎中以蚩尤部落最大最强盛。炎帝部落为蚩尤所逐到达涿鹿，与黄帝结成部落联盟共同对抗蚩尤所率的九黎部落联盟。当时以“百姓”指炎黄部落的成员，而俘获的九黎部落成员则被称为“黎民”。在涿鹿大战中，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蚩尤的九黎部落联盟，“黎民”逐步融合于华夏。而“黎民”的本意逐步淡化，渐与“百姓”含义趋同，不再有贵贱之别，统称为“黎民百姓”，“黎首”于是就指代黎民、庶民。另一则是说，黎首是指民首皆黑，因而称为“黎民”、“黎首”。如南宋蔡沈在《尚书·尧典》的注释中说：“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战国时期以及秦朝，称老百姓为“黔首”，原因是以黑巾覆头。“爱育黎首”是说贤君遵从王道，体恤化育黎民百姓之意。

戎羌，本来是我国古代西北部两种少数民族的统称，后来泛指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戎”本意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因古时的华夏之民常受到来自西部少数民族的兵患，被迫在西部用兵，兵戎所向，故渐以“西戎”指代西部的少数民族。羌的主要分布地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秦汉时，部落众多，总称西羌。

在这句中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戎羌”指代“四夷”，也就是周边四方的少数民族。至于“四夷”一说，源于区分夷夏划分领土范围的“五服之制”，如《礼记·王制》有言：“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当时中原汉族曾一度认为，四方少数民族在文化、饮食、服饰、居住等礼仪和文明程度上不及华夏，所以“四夷”之称多少含有轻蔑之意。

“爱育黎首，臣服戎羌”基本反映的就是古时德政柔近怀远的核心思想，即贤君要遵从王道政治，能够怜悯、化育、臣服各地的少数民族。古代君王的政治理想中一直都是希望我们的中原大国能够强盛，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要消灭，而是要他们臣服、敬畏。这句话是紧接着上文有道明君说的，宣扬他们爱惜养育百姓，并且使得少数民族纷纷俯首称臣。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关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高度概括，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正是这种传统的民族政策，使得当代中国——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伟大国家能够让各民族人民长期和谐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注释】

爱：爱护、体恤。

育：化育、教化。

黎首：指黎民百姓。

臣伏：屈服称臣。

戎羌：原泛指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此处指代周边的少数民族。戎，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名。羌，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名。

【译文】

贤君不仅对国内倡导王道，施仁政，爱护百姓，教化黎民，而且要将这种施政理念贯穿在对外的方略中，使四方各族都甘愿臣服归顺。

16.遐(xiá)迩(ěr)一(yī)体(tǐ)，率(shuài)宾(bīn)归(guī)王(wáng)

【句解】

此两句紧承上两句。普天之下，无论远在外裔还是近在中国的百姓，有道的明君都是一样看待，一样施与恩泽，因此所有的百姓都愿意归顺于明君的领导和统治。

从殷商开始，一国之主称为“王”。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才以“皇帝”作为一国之主的特定称谓。此处的“王”不是指一般的君王，而是指“王道”，或是恪守“王道”、施行“仁政”的有德之君。

本句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周兴嗣深入研究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史，告诫后人要施德政，万不可不顾民众疾苦，奢侈腐败，对邻邦也要平等友好相处而不霸道，否则必然灭亡。

参阅：附录一，延伸阅读1。

【注释】

遐：远，指边远的地方。

迩：近，指附近的地方。

一体：指远近一体，协调一致。

率宾：通“率滨”，源出《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宾”意指“四海之内”，与上文“一体”相互呼应。

王：此处指“王道”，即仁心德政之道。

【译文】

普天之下，远近一统，万民甘心归附于仁心德政的西周王朝。

17.鸣(míng)凤(fèng)在(zài)树(shù)，白(bái)驹(jū)食(shí)场(cháng)

【句解】

这两句仍然是就德政教化而言的，实施王道仁政，海晏河清，祥瑞自现。古时长期沿袭“政治清明则凤凰来仪”的说法。如《春秋感精符》云：“王者上感皇天则凤凰至。”又如《诗经·大雅·卷阿》有诗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另外，有关凤凰是“王道仁政”的象征也体现在“凤鸣岐山”的记载中，说的是当年周文王在岐山（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时，周边有凤凰在栖憩和鸣叫，凤凰是出于周文王的仁政感召而来，更是周朝兴旺的吉兆，寓意天降祥瑞。由此可见《千字文》编撰者周兴嗣的政治观点是以周朝大义为主旨的。

“鸣凤在树”一句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此句应为“鸣凤在竹”。由于历史上《千字文》的版本较多且不尽相同，此前《千字文》都是手抄墨迹传承，至宋朝兴盛拓印传承各类经典，故公认公元1109年所刻唐朝智永的版本（宋大观三年薛嗣昌刻“关中版”）最权威。在历代《千字文》书法作品中，智永、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都是写成“鸣凤在树”。宋人避英宗赵曙讳，手书时改“树”为“竹”。

另外，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有“四灵”之说，它们是中国古代汉族人民所喜爱的吉祥物。《礼记·礼运》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为百兽之长，凤为百禽之长，龟为百介之长，龙为百鳞之长。麟是麒麟的简称，雄性的叫麒，雌性的叫麟；凤是凤凰的简称，雄性叫凤，雌性叫凰。“四灵”又与“四象”（汉族传说中的四大神兽）相关联，四象的组成是：青龙＝麒＋麟；朱雀＝凤＋凰；白虎＝貔＋貅；玄武＝龟＋蛇。古代汉族人民认为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

2004年5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出土的一个新石器时期完整的陶凤杯上，第一次发现“凤”的造型，它与我国传统“凤”的特征完全吻合，考古专家断定它系史前文物，距今6 800多年，称“中华第一凤”。

【注释】

凤：凤凰，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瑞鸟，并视之为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古人将凤凰视为吉祥泰瑞和王道仁政的象征。

白驹食场：源出《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喻指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白驹，白色的小马驹，喻指圣人贤士。

【译文】

凤凰在梧桐树上欢畅鸣叫，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进食，一派仁义教化和谐的太平盛世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18.化(huà)被(bèi)草(cǎo)木(mù)，赖(lài)及(jí)万(wàn)方(fāng)

【句解】

这两句是讲“为政以德”，道德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要用德风教化来治国理政，贤君以此教化众民改过向善，正如《礼记·经解》所讲：“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在儒家的政治主张中，特别强调德风教化的作用，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人先正己，正己以正人，一国之君如若能够正己以德，以德化人，则移风易俗，国家大治。又如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释】

化：政教风化、教育感化。

被：通“披”，覆盖。

草木：一草一木，此喻范围广泛。

赖：利益。

万方：意为万邦，四海民众。

【译文】

贤德君王（明指周公旦，暗颂梁武帝）的教诲感化了万物，他们的仁义恩德也造福了四海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