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寻求一种普遍的解释

（一）新的理论基石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立足于某些重要预设前提的基础上。于过程考古学而言，明确的前提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因为这可以为后来者的批评明确说明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得出这些结论的，同时推理的环节要清晰，这样可使研究一目了然，避免“大而化之”，或是回避批评的固有毛病。

20世纪末，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图景，以生态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新的整体观形成，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混沌论、超循环理论等在内的一系列近似复杂系统理论代替了“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与一般系统论），人们对于事物变化的方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在考古学领域，此趋势也正方兴未艾，如本特利（R. A. Bentley）与马希勒（H. D. Maschner）2003年主编出版的《复杂系统与考古学》（Complex Systems and Archaeology）一书[40]。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讨论复杂系统理论与农业起源的关系。

1．非平衡的自然与间断进化

农业起源毫无疑问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进化现象——不论是过渡还是革命，或是文化演化长期累积发展起来的进步。在农业起源研究的进化论框架中，一个中心问题是文化发展是人类有目的的变迁还是选择的过程。前者是斯宾塞式的观点，进步的观念深植其中；后者是达尔文式的，强调自然选择推动文化变化[41]。目的论或进步论的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本身就需要其他理论给予证明，进化的历史或是人类的实践都无法证明其合理性。达尔文的进化观强调进化的随机性，批评存在毫无干扰的自然的观点，提出相对文化变化而言，自然也不是完全被动与静态的被改造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并不必然是线性与不断恶化的[42]，这让我们认识到农业起源之前的狩猎采集者并非生活在一个未经干扰的“纯自然”状态中。狩猎采集者实际对环境存在相当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在“流动生产”（move to produce）[43]，在流动采食的过程中不断改变一地的景观，播撒植物的种子。尤其是用火之后，他们经常用火来清理生活区域[44]，对自然的影响也相当大。

长期以来，研究农业起源的考古学家将之视为动植物与人类群体之间累积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线性的，不存在革命或是突变。类似的观点见于前面我们所说的林多斯、弗兰纳里的理论，以及麦肯尼什（MacNeish）等学者的研究[45]，在他们看来，适应是一个缓慢、渐变的累积过程，农业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甚至不需要解释。新的进化观则强调进化过程中存在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缓慢平稳的进化与迅速爆发性增长交替出现，形成楼梯台阶似的进化轨迹[46]。新的进化观没有将农业起源简单视为一次革命，或是将之视为线性的逐渐过渡。相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农业起源可能是一个包含若干次革命性变化的过程，每一次变化都可能存在飞跃性的发展。这种宏观的进化观得到了西亚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支持，该地区的农业起源就是长期进化与革命性的飞跃相互补充的产物[47]。

2．协同学与广谱适应

协同学研究由大量性质截然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并分析这些子系统通过怎样的合作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其重点是稳定性的丧失（寻找稳定性丧失的时间、条件与领域），确定序参量及其役使原理（又称伺服或支配原理）的作用过程。典型案例是激光的形成，它就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时出现的相变，即非平衡相变。子系统表现出竞争、协同的特性，哈肯（Hermann Haken）称之为“协同学”。[48]

协同学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序参量，在哈肯看来，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并且能够指示新结构的形成，反映新结构的有序程度，它就是序参量。序参量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集体运动（相互竞争与协同）的产物；另一方面，序参量形成后又起着支配或役使子系统的作用，主宰着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

对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系统而言，长期以来都是以自然生长的动植物为生，食物生产（早期农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农业的形成对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影响是本质性的，农业支持定居，改变了人类数百万年的流动采食的生活方式；同时，新的聚落形态形成，新的技术如制陶、磨制石器占主导地位。农业社会的亲属结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礼仪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组织上来说，农业支持国家文明的产生；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狩猎采集者社会通常持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农业社会则出现了宗教。农业形成之后，文字、国家、金属冶炼等相继形成。因此可以说，对于处在临界状态（非平衡状态）的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而言，食物生产就是其序参量。就像狩猎之于狩猎采集社会的形成、工商业之于近代社会的形成一样，在序参量的支配下，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于当代中国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的时代变化就有非常直观的体会。

复杂系统在临界状态下将发生协同反应。按照协同学的说法，一旦某个决定被采纳，也就意味着其他的选择被排除。处在临界状态的系统以剧变的形式测试各种可能性。如帕克（P. Bak）所言：“临界状态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一般说来，此时我们做得最好。”[49]系统在临界状态时，对称被打破，产生所谓的临界涨落，此时众多的可能性呈现出来，这个阶段系统最有活力。

在农业起源的过程，弗兰纳里发现此前存在一个广谱适应阶段，他称之为“广谱革命”，并视之为农业起源的预适应过程。实际上，广谱革命正是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处于临界状态的反应，人们扩大食谱，包括采集回报率不高的植物种子，尽最大可能利用有限区域内所有能够获得的自然食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广谱革命是处在最大利用状态的狩猎采集方式。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广谱适应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状态，而且适应水平比较低。通常来说，高的适应水平意味着更狭窄而专门化的食谱[50]。经过广谱革命，众多选择都被排除，某些物种开始被强化利用；与此同时，食谱缩小，适应程度提高。如阿布·休莱拉（Abu Hureyra）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160余种植物，而进入前陶新石器时代，只有八九种植物被利用，90％以上的植物都被淘汰了[51]。

3．自组织理论与农业起源的涌现

农业的前身——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系统是自组织的系统。所谓自组织系统，指无须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自）有结构的系统[52]。对于处在临界状态的自组织系统而言，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系统状态的巨大改变，进而导致新的结构诞生、新的组织形成。经常运用的一个比喻是“亚马孙丛林的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北美发生了一场飓风”，即所谓的蝴蝶效应。正如帕克所言，事物都是通过革命而生，而不是缓慢形成的，因为动态系统都处在临界状态[53]。当然，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复杂的适应很少是通过一次飞跃就形成的，往往需要多次间断的突破，累积的变化最终导致革命性的事件。农业起源也是如此，它涉及物种、环境气候、工具技术、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众多因素，条件的具备需要长期的过程；同时农业的完全形成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包括若干次飞跃。

农业起源的过程是一个循环推动的过程，狩猎采集者流动性的降低更需要拓宽食物来源或是强化食物生产，而广谱与强化将增加人口与土地的区域性，进而促进定居。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多种因素促进循环发展，农业水平不断提高，从简单的食物生产逐渐上升为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呈螺旋形上升结构，我们亦称之为“超循环”[54]。其循环过程不仅不断上升，复杂性不断提高，同时多个循环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如末次冰期的结束，大动物的绝灭，狩猎难以为继，狩猎采集者不得不强调植物采集，流动性也随之降低；而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的积累又让植物的强化利用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累积增长、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导致土地区域性观念的加强，流动日益困难，如此等等。众多循环持续推动食物生产的出现并升级，农业最终形成。

按照混沌论的说法，系统演化的路径具有多样性，至少存在三种道路：第一，经过临界点或临界区域的演化路径，这种演化路径上所发生的现象最丰富、最复杂，像激流险滩，演化的结局最难以预测，小的激励极可能导致大的涨落；第二，演化的间断性道路，有大的跌宕与起伏，常常出现突然的变化，其间大部分演化路径可以预测，但是有些区域或结构点不可预测；第三，渐进的演化道路，平稳的演化是大部分事物演化所采取的基本演化方式和路径，没有大的变化，演化路径基本可以预测[55]。这三种演化路径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一种状况见于食物生产最初出现与发展阶段，食物生产可能出现，从此走向农业，也可能被放弃；第二种状况见于农业逐步形成阶段；第三种路径则是农业基本成熟后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研究农业起源最关注第一种状况，而要研究它，我们需要研究狩猎采集者的适应策略，长期的与短期的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农业起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进一步理解农业起源的机制。

（二）狩猎采集适应的长期趋势

考古学是一门具有时间深度优势的学科，长时间尺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作用缓慢但极为长久的变量，它们对人类的进化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整体的考量，而仅仅参考某个遗址的材料或某个时期的材料，这些变量是难以发现的。其次，长期趋势的揭示还有助于我们从自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农业起源问题，即农业起源可以是自组织的文化系统打破临界状态后涌现出来的新结构，农业起源完全可以不凭借外因来解释。最后，长期趋势累积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最早的农业起源是在万年前后，而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狩猎采集的生活，这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给了我们考察长期趋势必要的时间深度。

1．人类食物史——固有的能量化最大策略

对于人类而言，今天适合吃什么毫无疑问是长期演化的产物。无论存在多少差异或是偏好，人类共同的生理机制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础。我们越适应某种食物，就越需要某种食物，吃这种食物的历史可能也就越长。这种进化生理学与心理学的追溯可以协助我们重建人类最基本的食物史。按照当代营养学家的推荐，人类需要的食物序列，从多到少依次是水果蔬菜、蛋白质（鱼虾、瘦肉、禽蛋）、谷物、脂肪、糖（图1.1）。人类祖先吃天然蔬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灵长类祖先；人类对不同种类蛋白质的适应有所差别，对低密度脂蛋白的适应要好于高密度脂蛋白（红肉类），这与人类演化史是相符合的。相对来说，大动物狩猎要晚于对某些水生资源如贝类、龟类（它们都移动缓慢，便于猎获）的利用。现有考古证据表明在现代人起源的早期（约距今20万年前），人类的繁殖数量可能降至不足1万（惊人地少）[56]。南非PP13B洞穴的发现表明，人类可能依靠贝类挺过了那次巨大的生存危机。非洲其他地区也支持上述假设，如卡坦达（Katanda）发现鱼叉、螺壳等[57]。而大动物狩猎高峰则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比人类度过那次生存危机的时间要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对低密度脂蛋白的适应要好于高密度脂蛋白。

作为农业起源的谷物，其能量密度通过人类的加工要高于蛋白质类食物，当今流行的蛋白质减肥法便立足于此。驯化动物能够提供更多脂肪，而野生陆生动物通常脂肪不多。高能量的食物如糖类则是历史时期的发明，现代营养学一般推荐尽可能少量摄入。当代社会的普遍肥胖与人类过多摄入高能量食物有关，而人类的生理机制并不适应这样的饮食。

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在心理上总是追求高能量的食物，显然更高的能量密度可以减少摄食的时间，增加繁衍的机会。从人类食物的进化史上可以看出，人类一直在追求能量最大化的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起源可以说就是人类能量最大化策略的结果。

2．流动性——理解狩猎采集者的钥匙

狩猎采集者，顾名思义，人们依赖狩猎动物、采集植物和利用水生资源为生。狩猎采集社会的形成也是人类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狩猎的出现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史前社会系统形成的序参量，决定着人们的技术工具、居住方式、社会组织与劳动分工和意识形态，即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能简单将狩猎划归男性，采集归女性，如果从广义上来看狩猎，除了击杀动物这个环节，女性也参与了从准备、围捕到屠宰加工的所有过程，所以女性也是狩猎的[58]。

我们很容易以农业时代的视角来看待狩猎采集者，认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某个地方，就像定居的群体一样。但事实上，狩猎采集生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人们需要寻找捕捉的猎物和可采集的植物。同时，一个地方通常只能支持狩猎采集者群体在某个季节使用，而很少能够支持该群体常年无限利用。过度利用可能导致动植物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密度，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崩溃。另外，定居意味着整个年份一个群体一直居住在某个地方（当然某些成员可能会外出狩猎[59]），并意味着所有食物都必须运回居住营地。然而，狩猎采集者并没有畜力帮助搬运，因此与其耗费巨大气力把猎物背回，不如让人类走去就食物。这构成了狩猎采集者必须流动的另一理由。

狩猎采集者流动不仅仅为了获取食物，还为了获得食物的信息。显然，食物资源不会总在眼前，狩猎采集者必须有信息的储备，就像银行一样，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去有食物的地方采食，而不是等到饥饿的时候才想到去寻找食物。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狩猎采集者缺乏财产观念，不像农民那样善于储备积累。其实，从狩猎采集者的角度看来，所有食物都储存在大自然中，需要的时候就取用。只是他们需要预先了解食物的分布，流动就是收集信息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也就是狩猎采集者的一种风险规避策略。

在流动过程中，狩猎采集者每到一地就砍伐树木，清理地表，燃烧草木，堆积垃圾，抛弃果核，这些种子就会利用清理空地的阳光与肥料，以及没有竞争者的土壤迅速生长，久而久之，可食用的植物物种会越来越多，植被景观无意中被狩猎采集者改变了，所以可以说，流动也是一种生产[60]。

流动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还有再生产的意义。唯有流动，人们才能接触到分布在广大区域的不同群体，实现成员的互换、基因的交流，避免近亲繁殖。

流动还有其他附带收益，比如避免居址中垃圾的积累，避免蚊虫滋生与水源污染，这些通常会导致传染病流行，是困扰定居农业群体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对于狩猎采集群体，没有流动就没有生存，流动就是最基本的生存策略，它是了解狩猎采集者生存方式的钥匙。

当然，流动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最主要的影响是对人口的限制。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不允许一个育龄妇女生育太多的孩子，通常只能抱一个孩子行动，剩下的孩子必须自己行走，这样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必须足够大。她们往往通过延长孩子的哺乳时间来避孕。此外，还有其他控制人口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得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在4人左右（实际的生育潜力高达12—15人），再加上各种意外与疾病，真正能够活下来的人并不多，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人口增长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61]。

一旦流动性受到限制或者下降，人口的增长就可能迅速提高，狩猎采集者的生计就会遇到严重的挑战；失去了流动性的狩猎采集者，可以利用的资源的空间范围大幅度减少，就可能迅速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其生计的风险性会大幅提高。

3．狩猎采集者的领域观念——所有权的逐步明晰

考古学家习惯上认为原始的狩猎采集人群是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等级区分，没有财产观念，实行广泛的共享。萨林斯提出“富有的狩猎采集者”的概念，并不是说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不是个人占有，所以他们没有生产剩余，也没有产生生产剩余的积极性[62]。所有权是不存在的，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狩猎采集者文化结构上的约束将限制具有生产剩余的农业起源。

但是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者更接近神话，而非现实。一个群体的共同拥有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无限地与任何群体分享。群体有自己的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允许有亲缘关系或是其他有密切交往的群体使用。领域观念并不是狩猎采集者特有的观念，许多动物都有清晰的领域行为，尤其是在捕猎者中。高等灵长类也表现有明显的领域行为。领域的存在对于个体以及种群的生存必不可少，保卫自身领域是争斗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狩猎采集者的领域观念是不断发展的，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少在石器组合的风格上，领域观念并不明显。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化趋势。马丁·沃布斯特（H. Martin Wobst）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增加促使人们必须限制互惠的范围，从普遍的互惠发展到有约束的互惠，导致地域观念逐渐形成，表现在具有地区风格的石器材料上[63]。

领域的观念会限制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如果人口持续增加，毫无疑问，每个群体的领域范围将可能减小。通常，当一个狩猎采集群体超过一定规模后，群体就会分裂，新分出的群体将迁居他处。随着群体的不断增加，部分群体不得不迁居到较为边缘的环境，宾福德因此提出边缘区农业起源的理论。其实，流动性减少是更直接、更普遍的结果。流动性减少的狩猎采集者不得不采取某些策略来解决生计问题。

4．技术与生计策略的发展

人类的文化适应是从工具技术开始的，技术发展具有累积性，在传承过程中还有每一代的创造与革新，所以，如果不包括偶尔被长期隔离的人群，下一代的技术通常要比上一代的更高级、更复杂。目前，按克拉克的体系可将已知的石器技术分成五类，即奥杜威技术、阿舍利技术（手斧为代表）、莫斯特技术（石片）、石叶技术、细石器技术[64]。石器技术进步不仅反映为优质石料的增加、石料利用效率和切割刃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还表现在复合工具的出现、石器轻便程度的提高，以及适应范围的扩大上。石器技术的演进体现出一个趋势，那就是有利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流动性的提高意味着狩猎采集者可以利用更大范围的资源，尤其是动物资源。

狩猎采集者的适应策略也具有累积性的发展，最早期狩猎采集者完全追踪食物资源而生存，即让人去就食物，而不是让食物就人。后来发展出另一种策略，即让食物来就人。人类建立相对固定的居住营地，派出若干任务小组出去狩猎采集，然后把食物带回营地。前者被称为采食者（forager），后者被称为集食者（collector）[65]。二者的区分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具有环境的地带性，在资源分布均匀的地方多倾向于采食者策略，而在资源分布不均匀的地区则更多采用集食者策略。相对于采食者策略而言，集食者的流动频率更低，他们需要也值得在居所建筑和耐用工具上有更大的投资。同时，流动性的降低也将导致集食者具有更高的人口生育率、更大的群体规模与聚落规模。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更大的人口压力或更多的人力潜力。

从生计的侧重点来看，狩猎采集者还可以区分为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主、以渔猎为主三种形态。这种区分与各地的资源条件关系密切，同样也有文化演进上的意义。一般说来，采集经济是最早的，狩猎经济次之，而渔猎经济最晚。狩猎有邂逅狩猎（opportunistic hunting） 与有效狩猎（effective hunting）之分，有效狩猎可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66]。渔猎（不包括贝类的采集、慢行动物如龟类的猎取）需要更加复杂的技术，如船只、鱼叉、渔网等，所以最晚出现。很少有哪个狩猎采集者群体只依赖一种生计方式，他们的经济多是混合的，只是有所偏重。不同的生计偏重不同的工具技术与社会组织。相对而言，渔猎经济能够支持的人口密度最高，采集经济次之，狩猎经济最低。按照宾福德的理论预测，当以狩猎为主的群体遇到人口压力时，他们可以向采集经济过渡；而当以采集经济为主的群体遇到人口压力时，他们或转向渔猎经济，如果没有渔猎资源的话，他们就必须强化利用植物资源[67]。因此，以农作物种植为中心的农业只可能起源于以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群体。

5．人口的持续增长

按照当代人类演化的研究，人口持续增长是相对晚近的事。现代人曾经经历过人口瓶颈期，几近灭绝。但此后，人口开始持续增加，现代人走出非洲，进入广袤的欧亚大陆，以及从无人迹的大洋洲与美洲。无论现代人的扩张是因为人口压力，抑或是其适应成功的辐射，结果都一样，人口总量在持续增加。由于人类不断进入新的、从未被人类利用过的空间，人口密度可以保持不变，甚至被稀释。但是随着所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被殖民，下一步的发展只能有两个结果：一是人口密度的提高，二是狩猎采集者迁居到其生计的边缘地带。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已经显示，人口密度明显提高，并对当地资源产生了压力。玛丽·斯廷那（Mary Stiner）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多个遗址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狩猎对象明显不同，即从采集贝类、猎获乌龟这些生长缓慢、行动迟钝的动物转向生长迅速、行动敏捷的兔子、松鸡等动物。显然狩猎前者所投入的劳动成本要远小于后者，但是前者很容易捕猎过度，导致人们不得不转向更困难的食物[68]。人口可能是导致过度利用的主要原因。

人口向边缘地带的扩张包括向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种寒冷地带的移民，也包括对沙漠边缘地带的利用，以及向极端环境的拓展。目前还有考古材料显示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区域[69]。人类还可能进入了热带雨林区域。当然也有人类学家怀疑狩猎采集者是否有能力适应这种严酷的环境。人类向极端环境的拓展很可能是出于人口压力，即便不是，这种行为也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规模。一旦环境不利，人口就会集中到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就像埃及西部沙漠居民涌入尼罗河谷一样。

对于人类而言，长期以来限制人口的因素包括捕猎者的捕食、食物总量的限制、疾病与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与限制其他动物种群数量增加的因素并没有太大差别。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可能早到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候，技术文化、语言与社会组织等让人类建立了相对于其他动物全面的适应优势，人类处于食物链最顶端。捕猎者对于人类的威胁基本消失，人类唯一的捕猎者只有自己了——战争与冲突。尽管相对于当代人类社会来说，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人口增长幅度是非常缓慢的，也可能是波动的，但是持续的累积增长无疑是长期存在的趋势。

6．能动性——人类精神的成长

能动性研究是当代考古学的热点之一。考古学家对于把人当成动物的研究日益不满，人不是系统的附属品、结构的奴隶、环境的被动适应者，人是能动的主体。能动性更接近人的本质，研究能动性更能把握人自身的属性，脱离能动性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忽视了人本身。然而，这个领域非常难以研究，因此也是一个长期被搁置的领域。

人的能动性来自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人的精神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超越、改造或者说是叛逆，它促使人打破自然规律，进而认识、适应与利用自然规律。如果人没有形成精神世界，那至今就只能如其他动物一样“顺应自然”，谈不上认识与掌控自然。精神世界赋予人之个体以独立性，促进人创造性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史蒂夫·米森（Steven Mithen）提出一个“教堂厅室”模型，认为人不同功能的大脑模块就像教堂的各个厅室，人的精神世界是各个“厅室”之间彻底贯通之后形成的，每个大脑模块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70]。

现代人兴起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装饰品、艺术品的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更加繁荣，以至于学者们认为存在一次“旧石器晚期的革命”[71]。这个时期的人类可说与现如今的人类在体质和认知能力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包括认知能力的发展、原始宗教理念的形成等。没有认知上的发展，没有人类打破食物习惯，探索新种类的食物，就不会有农业起源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起源也是人类认知与精神领域的突破，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

所有这些趋势都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共同作用，影响的效应可能持续放大，形成“雪崩效应”。当然这些趋势之间也有相互抵消的情况，如技术、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可以抵消部分人口压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趋势在农业起源过程都起着相同作用，它们如何参与形成农业起源的机制，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三）狩猎采集者的压力应对机制

在讨论了狩猎采集者的长期适应趋势之后，我们可以将农业起源视为文化系统自组织发展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少考古学家将农业起源视为文化系统针对压力尤其是人口或资源压力（可能由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反应，只不过这种反应恰好发生在距今1万年前后。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讨论狩猎采集者面临的压力时，往往都是指由于环境气候不可预测的变化所导致暂时性资源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以及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即长期性的资源短缺。

就资源的不确定性而言，韦斯勒（P. Weissner）曾归纳出狩猎采集者具有四种风险降低策略[72]，海登进一步扩大为八类：①控制资源的损失（如焚烧杂草、移栽、错季收获等），增加实际收获量，或是形成排他性领地，保证本群体的供给；②分享与再分配，如群体内的分享（义务互惠性的）、社群间或社群内不同组织间互惠性的宴飨、通过权威人物或机构的再分配（如同酋邦）；③建立地区互助性同盟，需要的时候流动到同盟者的领地采食，同盟的建立基于：亲属网络、共同的图腾祖先、经常互相拜访的关系、名字相近的特殊关系、肉食分享关系、装饰品与威望产品的交换关系；④制造敌人，必要的时候把他们赶走；⑤储备，不过其作用对于高度流动的生计相对有限；⑥简单的食物交换；⑦发展风险减少技术，如细石叶技术；⑧生计的分化，拓宽食谱。[73]

人口压力的构成与人口的自然增长相关，当然还与环境的恶化相关，即环境的承载力下降、同等面积能够支持的人口减少，或者说能够支持人类生存的空间减小。与暂时性的资源不确定性相比，这种变化的作用时间更长，如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人类适应的动植物资源也随之减少与绝灭。

动物生态学对种群数量压力的作用机制已有很丰富的研究，一个动物种群数量如果不断增加的话，必然存在超过环境承载力的可能，接下来就是种群数量调节的问题。动物生态学家认为存在两种调节方式：非密度制约与密度制约。前者是“灾变性”的，物种的死亡率与其密度没有关系，如气候条件、污染物、氢离子浓度的变化等；后者指种群数量的变化随着种群密度提高而改变，如种间与种内的竞争、捕食、寄生、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动物生态学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来解释密度制约的机制，如种间因素、种内因素、食物因素等。种间因素包括捕食、寄生和种间竞争共同资源等。种内因素包括动物行为的调节、内分泌调节与遗传调节等学说，如遗传调节学说认为物种密度过高后，物种基因遗传的品质下降，即使资源丰富，死亡率依然会居高不下。食物调节则把食物因素作为最重要的限制因子来看待[74]。对于人类来说，“灾变性”外在环境变化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非密度的制约，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就是密度制约。

动物生态学有很好的实验证据来检验不同的学说，相对而言，人口压力作用机制研究就没有这样的便利。目前我们主要的证据来自人类学研究，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狩猎采集的族群为我们提供了宝贵但有限的参考材料。

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可以推导出以下人口压力应对机制：

第一，流动性加强、迁居其他地方。在食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首要工作就是勤出去狩猎采集，或是迁居到食物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地方去。狩猎采集者随身物品极少，非常有利于流动迁居。

第二，扩大食谱，吃平时不常吃的食物，通常是质量较低或是加工较为困难的食物。

第三，控制人口，民族学中常见狩猎采集者溺婴、弃老的行为，以减少消费人口，降低人口总量。

第四，竞争或合作。通过争夺的方式控制有限的资源。对人类来说，可能就是群体内的冲突与群体之间的战争；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交换或依靠盟友、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帮助，渡过难关。

以上四个机制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动物中也存在，就控制种群数量而言，如某些鱼类在食物资源紧张时会吃掉一些同类小鱼。

第五，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一系列技术，解决人类适应中遇到的问题，如制作石器、用火、建筑居址等。通过技术革新，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范围与利用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出现就是一次技术革命。

下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文化适应的层次问题，技术变革是人类文化系统中最基础层面上的变量。其次是社会组织层面的改变，包括亲属制度、劳动分工、社会复杂性等，比如交换，它可以暂时缓解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短缺；同时，社会网络也是资源信息以及相关技术知识的重要来源，能够缓冲人口压力所带来的风险。最后是精神层面上的改变，包括宗教礼仪、意识形态等。

很显然，我们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人口压力并不必然会推动技术的变革，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曾经认为人口增加会促进技术进步[75]，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他的说法都难以成立。也就是说，人口压力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可能推动技术的革新。这些条件决定了为什么人口压力对有的文化系统能起作用，而对其他文化系统不起作用。

人口压力作用的背景条件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开放或是封闭环境，具体说，就是在开放环境条件下，过剩的人口可以扩散，而在封闭或区域边界确定的环境（宾福德称之为packing）中，过剩的人口无法扩散，只能在有限区域内想办法解决问题。

第二，技术条件，是否有技术储备可以利用，比如完全以狩猎为生的群体是很难发展出植物种植的。

第三，社会组织条件，这是影响不同人类群体扩大生产的动力，如萨林斯曾质疑某些狩猎采集者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会让所有生产剩余都化为乌有。

第四，意识形态条件，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哪些意识形态因素有利于或不利于农业起源。但是，我们可以推知那些有利于产生生产剩余的意识形态，将有利于农业的起源；相反，高度平均主义的观念将不利于农业起源的发生。

第五，环境条件，这是明显的外在约束条件，比如有的环境中完全缺乏可驯化的物种。

储备不应视为人口压力的反应，它更多与环境的季节性相关，对寒冷地区的狩猎采集者而言，储备是必需的，它跟农业的发生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农业群体通常会有储备的习惯。

如果我们对人口压力的作用机制做总结的话，可以发现两组矛盾在起作用（当然将来也许能够发现更多）。一组是人的自然属性与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属性（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人会采取其他动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应对种内群体数量的增长，就像我们在动物生态学研究中所看到的；而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属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反应：技术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人类会在这三个层面上对人口压力做出反应。

另一组矛盾是习惯性与能动性的对立，文化结构主义学者布迪厄将习惯性称为“惯习”（habitus），它属于文化内在的结构特征，会影响人们的行动方式[76]。而能动性，可以称为人的精神性或灵性，是人克服环境约束以及文化结构上的制约，打破常规的创造活动[77]。这一组矛盾所代表的是当代考古学的新视角，毫无疑问，它可以用来分析农业起源的产生过程，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四）农业起源机制的新认识

基于新的科学理论基础，以及对狩猎采集者适应的长期趋势与短期应急机制的认识，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农业起源机制模型（图1.2），解释农业起源的一般过程与条件。模型的核心是要说明作为序参量的食物生产何以能够出现，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诸因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作用，才可能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

这个模型首先强调农业（食物生产）是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中一个全新的因子，它的形成表现为涌现，即突然出现。农民与狩猎采集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农民从事生产食物，以定居为主（游牧经济是农业的衍生类型，是从定居农业分化而来），而狩猎采集者获取自然生长之物，流动不定。更重要的是，食物生产是一个序参量，对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支配其他变量协同变化，进而形成定居、磨制石器、陶器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序参量的涌现就是农业起源的性质与特征。

食物生产的开端意味着狩猎采集者放弃从前的生计方式：游居不定的狩猎、采集与渔猎经济。狩猎采集者为什么要放弃以前长期适应的生活方式呢？狩猎采集者社会是以狩猎为中心形成的（狩猎是文化系统形成的序参量），流动性是其主要适应特征。狩猎与流动紧密关联，狩猎的重要性下降，流动性也会下降；而流动性下降，群体的生活资源范围也将缩小。目前，我们已知至少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能够有效狩猎，经过人类数万年的猎杀，狩猎资源已经出现压力；与此同时，可捕猎的动物数量还受到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如果这两者结合起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依赖狩猎为生的经济难以为继。

而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与狩猎相关，还与人口密度和迁居的可能性直接关联。人口密度的上升不仅可能加大对资源的压力，使得狩猎对象不得不从大动物转向小动物，从行动缓慢的动物到反应敏捷的动物；同时，它还使人均拥有的领域缩小，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减少。狩猎采集者最基本的生计风险减少策略就是流动，流动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生计风险大大增加。通常而论，当狩猎采集者的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群体就会分裂，新分出的群体会迁居到新的区域，以减少人口密度与资源压力。但是，当可以迁居的新区域不再便利的时候，人口密度就只能难以逆转地上升了。迁居的可能性不仅与新土地的数量有关，还与人们对土地边界的敏感程度相关。显然，人口密度越高，社会复杂性越强，人们对于自己生产区域的边界就越敏感，迁居也就越来越不可能。

从物种的角度上说，农业是人们仅仅关注的少数几个物种从种植、维护、收获到加工的循环，然后再到种植，开始另一轮循环的过程。相比而言，狩猎采集者通常利用的物种数量要远远大于农民。也就是说，农业发生的过程就是人们关注物种减少或集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强化”（intensification），即针对某几个物种，尽可能增加其产量、增加其可食用部分，以及提高加工利用的效率等。强化是驯化的基石，驯化是持续强化的结果，没有强化也就没有驯化。研究农业起源首先就要研究强化。

强化是如何发生的呢？狩猎采集者要想提高资源的获取量，基本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扩大资源搜索的地理范围，由于资源呈斑块状分布，我们称之为斑块间的流动性（between-patch mobility），人们在不同斑块间流动；另一个途径是提高斑块范围内的资源利用（within-patch mobility），即提高在一个斑块内获取资源的效率，扩大资源利用种类与数量。对于前者，狩猎采集者需要发展提高流动性的技术，如细石叶工艺，这是一种能生产轻便易携带又用途广泛工具的技术，还有船只使人们可以穿越难以步行的区域。对于后者，要提高斑块内的资源利用效率，基于同样的面与点的原则，也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广谱适应，扩大可以利用资源的种类；另一个方法就是强化，提高某几类资源的产量。

广谱与强化之间既有并列的关系，也有发展的关系。广谱适应是文化系统的临界涨落，是狩猎采集经济效率最大的状态，狩猎采集者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物种，但是这样的情况是无法持久的。最终某个或几个物种脱颖而出，成为可以强化的对象。一旦物种的强化利用出现，狩猎采集者基于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必然要缩小利用范围，其他物种则逐渐被淘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强化又是广谱适应的发展（表1.1）。

表1.1　广谱与强化对考古证据的影响

农业的建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本模型称之为“超循环”的演化。强化开始之后，由于照顾植物的需要，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不得不下降；流动性的下降又意味着利用区域的缩小，资源总量更小，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利用资源；与此同时，流动性的减小将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促进狩猎采集者领域观念的加强，它们反过来进一步限制狩猎采集者的流动。随着人类狩猎能力的提高与环境变迁，猎物的数量减少，这种变化加入循环中，进一步推动强化的发展。超循环的特点就是加入的新变量并不会打断循环，而是会推动循环的升级。超循环作为一种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农业逐步成熟的过程，这与我们从考古材料中所见到的现象是一致的，农业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萌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才真正成熟，并开始迅速传播，超循环的推动让人类逐步进入农业系统，这个过程至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狩猎采集者流动性降低，强化出现，也就是农业萌芽，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组合与居住结构发生改变；

第二阶段，定居聚落出现，驯化物种确立，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组合形成，这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

第三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农业时代真正开始了。从萌芽到最终形成需要数千年时间。

在阐明农业起源的机制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有的文化系统能够启动农业起源的机制，即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达到临界状态？当文化系统达到临界状态后，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系统结构的飞跃。毫无疑问，人类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双重作用导致文化系统达到临界状态，但具体而论，究竟是哪些因素与之相关呢？

从环境条件的角度讲，初始条件主要包括物种条件、气候条件、动物的绝灭、特殊地缘条件等因素。环境条件不仅包括一些基本的限制条件，也包括一些有利条件。物种条件是最基本的限制条件，农业驯化发生的区域必定要有相应的野生物种，如西亚野生大种子植物种类最为丰富，他们最早驯化的八种作物包括大麦、小麦和几种豆类，以及亚麻（提供油料与纤维），这些作物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食物营养；后来，他们又驯化了山羊、绵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物种的原产地都在西亚地区。旧大陆地区还驯化了牛、马、骆驼等动物，提供了畜力。相比而言，美洲地区就缺乏可以驯化的大动物，只有火鸡、羊驼、豚鼠等有限的动物，无法构建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物种条件决定了农业仅可能发生在有可驯化物种的地区，显然不是任何物种都适合驯化，人类今天种植的大部分农作物都驯化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历史时期增加的种类是非常少的。虽然人类的驯化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但依旧无法超越物种条件的限制。

气候条件的限制已有论述，更新世波动无常的气候使得种植难以获得成功的回报，而全新世稳定的气候条件提供了农业所需要的气候环境。对于一个处在临界状态的文化系统而言，气候条件的转换可说至关重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某种程度上说，气候条件决定了最早的农业只能出现在距今1万年前后，晚更新世末、全新世之初，而不能更早。

前文提及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系统是以狩猎作为序参量形成的，如果狩猎的对象猎物绝灭了，那么狩猎就难以为继，其影响可想而知。目前我们知道，由于更新世之末许多大型食草动物的绝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人类强化狩猎的证据。猎物的减少与绝灭直接推动狩猎采集者不得不开发利用新的资源。狩猎的困难对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如其赖以生存的流动性降低，社会组织与劳力分工将重新考虑，还有社会的威望评估习惯也会发生改变，总之，整个社会都受到了挑战，需要调整。就像从农业时代向工商业时代的转变一样，文化系统的每个层面都充满了挑战。

农业起源的地缘条件中，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对于变化更加敏感，尤其是对环境变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交错带（ecotone），典型的生态交错带是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带，陆地与海洋交错的海岸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优势是资源的多样性，人们在此能够获取两个生态带的资源，尤其是不同地带资源的时间差可以减少人们的采食风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机会都有成本。生态交错带的不利之处就是资源的稳定性不佳，以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生态交错带为例，这个边界历史时期就反复迁移，寒冷时期，草原南侵，北方草原民族随之南下，严重威胁中原政权。再以海岸环境而论，从末次盛冰期到全新世大暖期，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间，海平面上升100多米，中间还有一些反复，造成海岸环境的不稳定，不过，相对于前者，稳定性要稍好一些。

生态交错带因为资源丰富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同时从进化心理上讲，如森林草原交汇的地方，树木草原交错，与人类早期“热带稀树草原”适应形成的心理习惯相符合，人类也更愿意居住在这个地带。而且人类喜欢狩猎的食草类动物在这里也更丰富，这个地带有利于狩猎为主的生计方式。然而，由于这个地带对于气候环境的变化、资源利用的程度相当敏感，所以更容易遭遇人口与资源的压力。生态交错带之于农业起源的意义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初始条件的变化至少应该包括人口增长、社会复杂化、技术发展等方面。

对于所有物种而言，种群数量的累积增长都是适应的巨大挑战，对人类来说并不例外。自从人类针对其他捕猎者建立起全面的适应优势之后，除了人类自身与资源条件的限制外，已经很少有其他因素能够限制史前狩猎采集者人口的增长了。在不同资源条件下人口压力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以狩猎为主的生计最早遇到人口压力，以采集为主的生计次之，最后是以渔猎为主的生计。人口压力并不必然会导致技术的进步，但是人口压力可以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发生作用。比如说，对狩猎采集者生计构成压力的人口可能对农业社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开垦新的土地需要相当的人力。所以，人口压力又是相对于一定结构的文化系统而言，如果文化系统的结构“升级”，多余的人口可能转化成资源。

环境因素对动物适应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是对人类社会来说则并非如此，因为人类的适应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其内涵是技术-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主导的。技术的制约包括食物加工技术、研磨植物种子（研磨工具）、烘焙或是煮食（炉灶与陶器）。当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对于早期农业生产而言并没有根本的约束，而且技术是多途径的，如食用植物种子并不必然需要陶器，研磨工具除石磨盘、磨棒外，还可以用木杵、木臼。

相对而言，社会组织的制约性比技术条件更大。相对于以采食者策略为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主要采用集食者生计策略的狩猎采集者通常具有更复杂的技术，因为他们在中心营地居留的时间更长，所以值得在耐用工具（如沉重的磨石、磨制石斧）以及较固定的建筑上投资，与之相应，更长期的居留也让人们对于居址周边的植物更加熟悉，也更加关注。流动性较低的集食者比采食者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是更多的人力资源。

与社会组织相比，意识形态层面的制约性更强烈。我们知道，狩猎采集者社会以狩猎为中心建立威望标准。而到早期农业社会，威望的评估标准转换到农业生产的能力上。当狩猎的威望收益大于食物生产的时候，立足于狩猎的威望评估体系就始终是农业起源的阻力。意识形态的打破涉及社会内部的斗争与外在的影响。狩猎采集社会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与威望竞争的层面上，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向农业的转换如何体现在这些矛盾上。

农业的发生是文化系统的整体变化，涉及的因素众多，而且相互关联，单一原因论是无法解释农业起源的，忽视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样不足以认识农业起源的机制。在当前新的理论范式下，借助于对狩猎采集适应文化生态学的认识，我们对于农业起源的机制进而有了以上的认识。下面我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农业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