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什么是农业？

在讨论什么是农业之前，也许需要先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是如何定义、划分工业与工业化国家的？准确定义工业是困难的，一般来说，工业是指18世纪末出现的机器大生产，以区别于传统手工业。进入20世纪，又出现自动化控制、微电子技术应用等若干次新技术革命，所以工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当今世界上，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也会有一些工业。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工业比较发达，但是一般仍然不被视为工业化国家，因为农业人口还占大部分，城市化的比例也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因此，所谓工业化国家绝不仅仅是指工业化生产及其产值，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农业呢？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的区别。驯化（domestication）、培育（cultivation）、食物生产（food production）与农业（agriculture）之间的关键区别在哪里呢？概念的澄清有助于我们发现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农业起源研究的难点通常就是我们并不清楚所要解释的对象是什么[3]。

驯化主要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动植物在繁育过程中日益依赖人类，进一步导致基因与生理特征发生变化。驯化甚至不仅见于人类与动植物之间，在热带切叶蚁与真菌、蚂蚁与蚜虫之间也存在类似于驯化的关系[4]。驯化的发生可能不是有意的，人类与动植物野生祖先之间长期互相影响，驯化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以植物为例，从野生植物到驯化植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后，完全驯化的物种失去了自我播撒的能力[5]，或是丧失休眠、对抗食草动物的物理与化学防御特征。对于一些基因易变的植物来说，并不需要人们有意的选择，仅仅通过收获-种植-收获的反复循环，就可能自然而然地失去一系列野生特征，从而形成对人类的依赖[6]。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驯化可以说是人类控制动植物繁育的初级阶段。只要人类长期稳定地利用某个基因易于改变且能遗传基因变化的物种，就可能导致该物种的驯化。

与之对应，培育则完全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植物栽培可能涉及有意翻挖土地、播种、除草、灌溉、驱离鸟兽、收割、储藏等行为。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技术条件，以及劳动的投入。饲养动物近似之，需要有意改变人与动物的关系，需要人对动物活动范围的控制。与之相应，人的生活范围与时间规律也需要随之调整。培育（这里包括饲养在内）动植物并不意味着驯化已经完成，而可能正在进行之中。培育是对人的行为的界定，它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培育可能导致驯化，但并不必然导致物种驯化。

食物生产是对人之生计状态的界定，它涉及人利用土地方式的改变，以及人类社会结构与组织的变化。农业是更进一步的，或者说是成熟的食物生产。它不仅包括与食物生产相随的改变，而且指一种新的生态系统的形成[7]，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出现。我们通常把利用少量驯化动植物的生计方式称为食物生产，有时称为“低水平的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8]，典型的代表是北美的新石器时代（当地文化序列名称为“形成期”）。刀耕火种的园圃农业（horticulture）与简单的根茎农业也可以归入食物生产的范畴。两种生计模式中，驯化动植物种类少，跟小麦、水稻、玉米等谷物的驯化相比，人们的劳动投入较少。经典的教科书式案例有新几内亚高地大河谷中的达尼人（Dani）、赞比亚西部的罗兹人（Lozi）[9]。在这些社会，狩猎采集仍然是重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

农业的形式多种多样，通常是指以谷物生产为主的农业形式，同时包括一个农业的重要变体：畜牧业。畜牧业主要依赖动物饲养，是以动物肉及动物副产品（如奶、血、毛、皮乃至粪便）为生的生计方式。目前已知的古代农业形式包括梯田农业（如沙特古代的拦淤坝梯田、秘鲁的梯田等）、南美的培高田地农业、培土农业（如古代墨西哥城的浮筏农业、太平洋岛人的珊瑚礁田）、旱作农业（又称天水农业），以及支持各主要文明中心的灌溉农业。畜牧业的形式则包括流行于欧亚草原的以饲养马、牛、羊为主的游牧业，阿拉伯地区以饲养骆驼、绵羊为主的畜牧业，以及非洲以饲养牛为主的畜牧业。北半球寒冷地区还有以驯鹿牧养为主要生计的人群，但由于驯鹿一直处在半驯化状态，所以一般不将其视为一种畜牧业形式。

从历史与民族志上已知的农业与食物生产形式来看，它们与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存在着重大区别。前者生产与消费驯化的动植物，后者则以狩猎采集野生动植物为生；它们的区别还表现于居住形态、亲属关系、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上，即整个文化系统结构存在着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食物生产与农业又是文化系统分类上的概念。相对而言，培育是文化行为概念，而驯化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食物生产与农业无疑都立足于培育，培育同时是走向食物生产的一个演化阶段，即食物生产必定开始于某个物种的培育[10]。所以通过概念的分析，我们实际至少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驯化生物学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动物与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的内容；

二是促使人类开始改变与野生动植物的关系，试图影响动植物生长这种具有目的性的行为开始的动因与环境；

三是生产与消费驯化动植物所涉及的文化系统的重组过程。

对于研究农业起源的考古学家而言，最有价值的目标是第二个问题，即解释人类为什么试图改变与动植物的关系，并追溯整个变化过程。简而言之，农业起源的关键理论问题就是培育的起源[11]。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狩猎采集者偶尔也会照看动物幼兽、清除经常采集的植物边的杂草，甚至引水灌溉某些植物等[12]。可以说，培育行为长期存在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系统中，培育对狩猎采集者来说也不陌生，就像市场交换行为长期存在于各种文化系统、各个文化发展阶段一样，但它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成为西方近代社会形成的基础。我们研究工业与工业化国家的时候，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个指标，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系统诸层面的变化。同样，在农业起源研究中，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寻找偶尔存在的动植物培育的证据，而是要发现与解释文化系统整体的适应变迁：培育动植物的行为是如何在文化系统中发展起来的，又如何影响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为什么动植物培育只能在某些地区形成农业，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不能呢？

由于处在起源阶段的农业并不成熟，更接近于食物生产，文中“食物生产”与“原始农业”概念经常是混用的，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