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奇迹的开始

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

丝绸之路：伟大与颓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反击匈奴，并寻找新的通商之路，派张骞出使西域，向各国介绍汉朝情况，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发展通商关系，出口对它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商品——丝绸，并建立了丝绸之路。国家垄断生产下的这种珍贵织物令西方列强垂涎，它们赞赏它的舒适性，并认为这是财富和等级的真正象征。凭借从丝绸交易中获得的不菲收入，汉朝开始加强军队建设，以对付觊觎其领土的人。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商贸易活动从政府行为走向民间。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越来越多的商人，一条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贸易路线正在形成——著名的丝绸之路。这当然是中国古代国力雄厚的象征之一，我们在后文中还会围绕丝绸之路的话题展开讨论。

自新莽王朝建立后，西域诸国断绝了与该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也因此而一度中断。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的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在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西域联系的同时，重新打通了隔绝多年的丝绸之路。这一时期内，东汉的使者最远曾到达波斯湾，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

公元5世纪前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形成三条主要通道，即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内，借助丝绸之路的便利，更多的佛经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

唐朝是丝绸之路发展的繁荣鼎盛期。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均属前列，东西方交往也因此而更加频繁。佛教在中国发展至鼎盛，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东正教（中国化后称作“景教”）、摩尼教（中国化后称作“明教”）分别从东罗马帝国、波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民间信仰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也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包括造纸术西传，先是进入了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随后进入欧洲各国。此外，途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器物也种类繁多，如海棠、波斯湾珍珠（海珠）等，唐朝时，中国人甚至习惯将其名称冠以“海”字。

宋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减弱。北宋时期由于版图缩水而无法有效地把控河西走廊，南宋时更无暇关照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但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陆路交通中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234年，蒙古皇帝窝阔台进攻中国东北部，打败了金国。成吉思汗逝世后，他的子孙将帝国继续扩大到土耳其。127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从征服转向融合，他深切拥抱了汉文化，并与他那些更喜欢大草原和蒙古包的兄弟姐妹一同完成了大一统。

当时的贸易税收是各州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商人安居乐业，蒙古人建立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以保障其广大领土的安定。涂炭生灵的战争，最后总是屈服于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事物——贸易！（正是在这个时候，最著名的商人马可·波罗出现了，我们金发碧眼的同胞们在说起这个人时，常常会忽略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并不利于我们的孩子理解中国。）然后，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开启了，在此期间，车队从东到西穿越平原和沙漠，各地商贾在绿洲周围建造的新城镇中相遇，并交换商品。频繁的贸易往来及其所带来的繁荣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人口爆炸式增长，形成了多个贸易重镇。为了拓展与欧洲国家以外的国家进行贸易，人们还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繁华总有落尽的一天。明朝中期后，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虽然当时，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但西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商人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可能面临诸多危险，而帝国却无力确保其道路安全。这些都成了丝绸之路走向衰落的原因。

蒙古帝国的错位，明代与农业的兴起

在14世纪，蒙古帝国的发展逐渐与现实脱节，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开始批判汉文化，宣扬蒙古制度的强大。文化冲突优先于商业现实，和往常一样，由于政治变革而关闭了贸易交流的大门。尽管皇帝曾对汉文化持开放态度，但元朝贵族对此却相当排斥，并在各领域拒绝汉文化的运用。反过来，汉人也开始排斥蒙古统治者。1368年，著名的元末农民起义者利用武装暴动掌握了大权，这标志着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元朝统治的终结，汉人重新执掌了政权。

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标志着蒙古和平时代的最终结束。与此同时，黑死病在全欧洲不断蔓延。中国关闭了大门，这虽然在保护卫生健康方面可能作用不大，但它似乎表明了中国的意愿，即让自己免受“来自别处”的威胁。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限制了对外贸易，继而转向农业。这兴许包含着中国人对外界的戒心，也显示了她壮士断腕、浴火重生的能力。理解这一机制和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闭关锁国造成了东西方关系的决裂，这对欧洲人而言也许是恰到好处，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做丝绸——就像中国后来学习欧洲技术一样，欧洲也曾在历史上向中国学习。欧洲人把目光从东方转向了香料产地，为了获得这些主产于印度的产品，欧洲人正在建立一条新的海上航线——香料之路。就这样，一条路继承了另一条路，同时也开启了另一个故事。

丝绸之路的荒废导致丝路沿线城镇的消失以及商人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贸易收入。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国家必须要养活他们，而农业发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明朝时期，政府把田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此后，中国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增长和繁荣时期。人们可以自给自足，并且用盈余换取其他商品。农业繁荣促进了贸易增长，中国商业正在重整旗鼓。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希望，想要利用特殊的才能和本领来获得财富，这即是说，用商业手段发家致富，纵横天下。除非被逼无奈，否则中国人绝不会诉诸武力。这和同时期欧洲人的做法正好相反。

海上航线：中国的优势

当时，明朝永乐皇帝下令建立一支舰队，并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组织了多次远征。从形式上讲，舰队的目标是沿海岸航行，并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支舰队一直被所有专家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海上舰队。该舰队之阵势，足以让沿线各国生敬生畏，从而起到通好他国、宣扬威德的作用。

领导这支舰队的是郑和，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把金子、瓷器和丝绸等礼物放在货舱里，慷慨地送给当地人，等当地人在为性命安全一番提心吊胆后，才表达对明朝皇帝的善意，作为交换，中国皇帝也得到了礼物。（根据历史传闻，这些礼物里，最令皇帝和中国百姓们惊喜的其实是一只长颈鹿，尽管远离出生地，它却在皇帝的宫殿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有学者指出，1424年永乐皇帝去世，他的继任者以花销太大为由决定停止海上航线。当今的中国政府对所有这些历史故事了如指掌，并从中吸取了全部教训。

中国人经常被西方人指责为擅长抄袭、复制，过去也许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欧洲人才是抄袭的鼻祖，是我们带头粗暴地窃取了丝绸生产工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现如今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申请专利以保护它们的创新成果，中国永远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开拓了一条海上航线，今天，中国人在海外投资建设了很多港口，中国正一如既往地筹划着，将海上航线纳入新丝绸之路的计划之中。

中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很简单：为了确保繁荣，必须控制边界，保障人民生计，并通过建立社会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来自外部的某些不利因素也许是潜在问题的根源，因此，他们必须建立边界，并采取行动阻止其他人越界。

和平时期，有利于发明

中国认为，和平的状态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创新。历史证明，这是对的，至少总体上是这样的，尽管（不幸的是）战争有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来源之一。

中国认为，当疆域安定、人民安宁、政治安稳时，国家才有条件成长。历史是如此，现在更需要和平发展。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西方式的民主被认为存在缺陷，存在效率的丧失。在审视和比较我们各自的民族命运后，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作坊的手工工艺被传承下来，一些公司开始重新生产瓷器、打印纸、丝绸和棉花。师傅将知识传授给学徒，直到学徒有朝一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续进行改进和创新。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复杂精深，所以需要用心掌握并时刻保持谦虚；因为是凝结数代人心血的力量源泉，所以必须加以复兴和改进。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增量”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对这种改进文化倍加青睐，这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学习模仿后所探索出来的道路。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时期，中国的图书馆、研究人员，甚至军队都进行了创新。他们采取的方法和古代并无差别，只是投入了更多的创造力和更专注的创新精神，敢于进行颠覆，他们“刷新”了祖先留下的模式！

中国发明的不完全清单

中国的特殊模式：政治与经济的双面性

如今，中国人发明了引领未来的工具。在西方人眼中，这个曾经位于班级末尾的学生，依靠赶超跨越的学习精神而跻身前列，如今她走上讲台，给西方学生讲课了。她的行动越来越快，借助其政权、财力、体量，以及参与世界治理的姿态，中国开始奋起。

得益于数字经济，中国人可以在治理上进行有效监管，他们能够实时收集领土上所有人口的数据，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解决各方面问题。

中国模式在西方人眼中无疑是具有双面性的。中国的经济从运作方式上来看符合市场经济逻辑，例如，无可估量的价值、与惊人的损失成正比的营业额、流水般的金钱、以数字价值为中心的证券交易所。但同时，中国的政体又与西方的民主体制不尽相同——她更注重对主流舆论的引导，中央政府在各领域都拥有更多权限和更大的权力。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权收购助力民营企业经营，并使之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企业家们的工作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关联，否则就会被时代的浪潮淘汰。

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是宏观的，包括货币、海外投资、劳动力配置等方面。比如，中国大力援建非洲，就是将部分劳动力输送到非洲这块蕴含丰富原材料的大陆上。

中国速度

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那些困扰我们并使我们瘫痪的问题，已经被中国彻底摆脱。首先，中国有严密的管理体制；其次，中国严格恪守经济繁荣的规则；最后，中国缩小了决策与研发、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距离。为了确保凝聚力和流动性，中国有严谨的规划和生产计划安排，会预先妥善安排一切，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争议。中国没有“防守区斗士”，各项战略计划呈现出高效率和统一性。没有战略计划的企业最终会陷入困境。总的来说，这种做法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学习。若戴高乐将军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些，会很高兴的，毕竟他一直偏爱有所建树的研究者，而不是终日研究却一无所获的人。

版本升级：两个阶段，三个动作

中国在新产品发布时效率惊人。中国人可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发布新产品的初版，而西方社会至少需要6个月。这是由于所谓的中国人“脸皮厚”，即他们不会羞于发布新产品。领英联合创始人雷德·霍夫曼说：“如果你发布新产品时毫无羞怯、非常自信，那是因为你发布得太晚了。”中国人很少甚至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通过改进让它变得更好。由于他们注重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国内客户最初只有有限的选择，这使企业家能够迅速通过用户反馈来改进他们的产品，并为进入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第一版产品必须兼具创新性和功能性，第二版则要根据客户反馈进行调整，改进过程所需资金由筹集到的资金和第一版产品的收入组成。产品的第一个版本既反映了公司的历史积累，同时也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保证。

有趣的是，“脸皮厚”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巨人共同的特质。而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却由于过度追求零风险和完美度而适得其反，就像信天翁一样——巨大的翅膀阻止了信天翁的飞翔，这种对完美的渴求阻止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巨人的可能。结果就是，今日几乎所有的软件巨头都来自美国。当法国人终于走出完美的隧道时，却发现市场已经属于美国人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把希望寄托在提高效率和反应能力上。也就是说，要强迫我们自己转变文化观念，并接受自身的不完美。我们的民主形式、对制定标准表现出的狂热、为了控制而控制的政治意愿（反观中国人更多是为了效率而进行控制），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衰落的原因。由于对市场主体缺乏信心并且想要控制它们，我们就扼杀了它们，拖慢了它们的发展速度，使它们淹没在标准之中。中国可能也抱有同样的怀疑，但却尽可能提供促进发展的条件，使市场主体取得成功。

从自行车、公共汽车到出租车，各领域都充满竞争

中国人什么都敢尝试，并且进展很快。他们创造了现代的支付工具，如移动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政府支持所有这些创新，这些创新节省了时间、便捷了支付、增加了交易量，并逐步减少了纸币流动。顺便说一句，线上支付收集了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这些数据以任何欧洲社会都无法达到的速度为其人工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提供了助力。线上支付监控运行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觑，若不加以监管，公民就会摆脱国家监控，致使风险加大。

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国人领先

当我们询问腾讯集团首席投资官是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国拓展业务时，他在短暂思考后问道：“法国现在有多少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因为他认为腾讯集团“在中国和东南亚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那里有着庞大的20亿人口。拥有6800万人口的法国充其量也只能是他们市场收入的一小部分，被视为挣到一些零用钱——尽管他们对中法之间的某些技术交流挺感兴趣。

美国谷歌公司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说：“中国正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大量投资。为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正在改变其大学制度，到2020年，她将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由于中国在宣传效果上总是有点虚张声势，我们当然可以押注于2030年。但问题不再是“中国会成为领导者吗？”而是“中国什么时候会成为领导者？”与此同时，法国却正在与塞德里克·维拉尼一同进行公民辩论，维拉尼才华横溢，却难以实现他的野心，总是说政府已经着手处理下一个问题，就好像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在这个被人工智能刺激增长的数字世界中，我们将失去很多优势。中国人以务实、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着创造、测试、调整、部署、改进。他们不怕损害自己公司的形象，这些公司才诞生不久，不会为形象问题所俘虏，而我们所说的形象也往往只是一种幻觉。他们没有限制，也没有真正的规则，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变革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中国人的阅历较多，所以他们的经验较丰富。

数据是成功的关键。中国正在产生和收集数据，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制定复杂的战略，显然这是我们持续谈判的结果，我们正在制定防御性的规则，而这终将是作茧自缚。当中国应对自身发展为贸易制定规则时，欧洲却在为衰退制定规则。我们不是要畅想中国的美梦，也不是为中国的战略成就瞠目结舌，更不是完全赞同中国这种模式——我们欧洲人并不偏爱这种政体。我们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辩论，与中国对权力制衡的制度是有区别的。相反，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了在30年后仍保持大国地位所必须做到的那些事情。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我们需要适应环境变化，并根据价值观调整我们的体系，这样才能在明天继续保持我们的地位，我们也要从中国的战略、手段和观念中汲取经验。

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西方带来的诸多苦难。他们也曾经向我们学习，但如今已轮到他们来教导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