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 (法)古斯塔夫·勒庞
- 10170字
- 2021-07-09 15:56:45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
概括了群体的主要特征后，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研究一下这些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在群体的特征中，如冲动、烦躁、不善推理、缺乏判断和批判精神、夸大情绪及其他，几乎总能在进化形式较低的生物中观察得到。不过，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对此的详细探讨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此外，这种探讨，对于已经熟悉原始人类心理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多余，而对那些毫无概念的人来说又很难产生影响。
现在，我将对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特征逐一进行分析。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怒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说它几乎完全由无意识动机支配。它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脊髓神经而非大脑。在这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他们的行为可能很完美，但它们不是由大脑支配的，个体根据他受到的暗示来决定自我行为。群体受到所有外部刺激因素的支配，且反应不断发生变化。群体是它所接受的刺激的奴隶。孤立的个体可能会像群体中的人一样，受到外界同样的刺激，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展示行为的不可取之处时，他会尽量避免行动。这个原理可以在心理学上得到论述，即孤立的个体具有支配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缺乏这种能力。
刺激群体的暗示不同，会导致群体服从不同的冲动行为，或慷慨或残忍，或英雄或懦弱，但这种冲动如此专横，以至于个人的利益，甚至自我保护的利益，都无法与之匹敌。暗示与刺激群体的暗示可能多种多样，而群体总是服从它们，因此群体也极为多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它们会从最嗜血的凶猛变成最极端的慷慨主义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充当刽子手，但也会成为殉道者。每种信仰的胜利都会血流成河，而为此作出牺牲的正是群体。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追溯到英雄时代，去看看群体在那时都做了什么。在革命暴动中，他们从来不吝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久之前，一位将军[1]突然名声大噪，只要他愿意，一声口令，就可以找到十万士兵愿意为他的事业而牺牲。群体没有谋虑。他们可能会被对立的情绪刺激，但总会受当下暗示的影响。它们就像风暴卷起的叶子，会散落到各个方向。稍后研究革命群体时，我们会举例说明这一特征。
群体的多变性使他们很难被管理，当部分公共权力落入他们手中时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日常生活必需在背后作为一种无形的调节，民主几乎不可能持久。尽管群体有疯狂的意愿，但它们并不持久。群体的意愿不能持久，他们的思想亦是如此。
群体不仅仅是冲动易变。像野蛮人一样，它不容忍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存在的任何障碍。人数众多让群体感觉自己拥有了势不可挡的力量，对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的概念。孤立的个体知道，他不能放火烧宫或掠夺商店，即便他想要这么做，也能轻松抵制住诱惑。但作为群体的一员，他感受到了群体给予他的力量，只要暗示他去杀人或掠夺，他就会立即行动。疯狂的愤怒将摧毁任何障碍。如果人体可以长期处于狂怒状态，可以说，这种动不动就发怒的状态，就是人类愿望受到压制后产生的正常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是我们所有情绪的来源，它总是对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必须研究的群体情绪一样。无疑，所有群体都是易怒的和冲动的，但程度差异很大。例如，拉丁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法国最近的一件事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启示。25年前，仅仅发布一份内容涉及大使受辱的电报，足以令群众激动，后果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电报宣布了一场微小战争的失败，就引发了新的冲突，导致政府立即被推翻。而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在喀土穆惨败，对英格兰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没有任何内阁被推翻。女性化群体无处不在，但拉丁群体的女性化最为瞩目。依靠群体的人可能会迅速地飞黄腾达，但这样做是无异于徘徊在悬崖边缘，终有一日会跌落深渊。
2. 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易受到暗示。我们也指出，在所有人类群体中暗示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群体情绪会朝一个既定的方向迅速转变。不论假设群体情绪多么中立，它通常处于期待被关注的状态，这使得暗示变得容易。第一个提出的暗示在群体中不断传播，使得群体情绪的共鸣很快成为事实。
与所有受到暗示的人一样，进入大脑的想法倾向于转变为行为。无论是放火烧宫还是自我牺牲，群体中的个体都在所不辞。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被暗示的行为与阻止该暗示的全部理由之间的对比关系。
结果，群体会永远游走于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像那些失去理性反应的人们一样，缺乏批判力，过分轻信。对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离奇的传说与故事得以被创造和传播[2]。
传说之所以能在群体中广为流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还因为在群体的想象中事件会变得面目全非。最简单的事件在群体中也能很快就完全变样。群体依赖形象思考，一个形象立即会引发一系列与之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其他形象。有时，随便提到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产生一些奇妙的想法轻松地进入这种状态。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中有些内容不可信，但是群体几乎对此视而不见，并将真实事件与想象产生的幻觉混为一谈。群体几乎无法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别。尽管事实通常与幻想的情景有很大差距，但它仍然会把这种幻想当作事实。
群体歪曲事件的方式似乎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数不胜数的，因为组成群体的人们具有迥然相异的性格。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传染性，对群体的所有人来说，这种歪曲是相同的，有着同样的方向。
群体中某个人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所有十字军都看到了，但在此之前，肯定有一个人先看到，借助传染，这一暗示立刻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集体幻觉，机制就是如此。这些幻觉似乎具有所有公认的真实性特征，因为它们是成千上万人所目睹的现象。
要反驳以上观点，不需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这种品质并不重要。从成为群体一员的那一刻起，不论学者还是文盲，一样都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要有力证明它，需要调查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便写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
尽管如此，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些是未经证实的主张，我将举一些例子，它们是从大量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以下事实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里选择的集体幻觉群体中有各种类型的个体，从学界大师到目不识丁者。海军中尉朱利安·菲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引用过。
护卫舰 “贝勒·波拉”号在公海上巡航，目的是寻找在暴风雨中走失的巡洋舰“波索”号。当天，天气晴朗，阳光充足。突然，巡逻的海员发现一艘失事的船只发出求救信号。船上的人都朝着发出信号的方向看去，每一名官兵和水手都清楚地看到一艘被船拖着的满载着人的筏子，这些人正在发送绝望的遇险信号。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集体的幻觉。海军上将德斯弗斯派一艘船来救援遇难的士兵。船上的船员和军官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伸出双手求救，听到了很多声音混杂起来的噪音”。当救援船靠近时，船上的人们发现的只不过是一些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邻近海岸漂过来的。在如此确凿的事实面前，众人的幻觉消失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集体幻觉的存在。一方面，群体中的人们在期望中观望；另一方面，执勤者发出了有船只在海上遇难的信号，这一暗示通过传染，被船上所有的官兵接受。
曲解事实，或用与真实事实无关的幻觉取代之，这种情况不需要很多人也会发生。一旦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群体，即便他们是杰出的学者，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具有群体的一般特征。个人所拥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会在群体中立刻消失。戴维先生，一位机敏的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该案例被最近一期的《心理学年鉴》所引用。戴维先生召集了一批杰出的观察员，其中一位是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这群人在实验开始前，被示意检查物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好标记。达维先生演示了精神现象：显灵，并在石板上写字。随后这些杰出的观察员在报告中都承认，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但达维向他们透露，灵魂再现不过是简单骗术的结果。
“达维先生的调查中，最令人惊讶的，”叙述者写道，“不是这些伎俩本身多么高明，而是这些外行目击者的这份报告极不可信。很明显，”他说，“即使证人众多，仍可能会给出完全错误的结论，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人们认为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是无法用骗局解释的。戴维使用了极简单的方法，人们也对他的这种大胆做法而感到惊讶。但他对群体特征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他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与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力量一样。而且，高智商并持有怀疑态度的群体都会被暗示欺骗，何况普通群体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满篇都是在塞纳河淹死的两个小女孩的消息。一开始，六七个目击者言之凿凿，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人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证词，使审判法官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结论的真实性。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书，但正当死者要被埋葬时，偶然的机会让人们发现“所谓的受害者”还活着，而且与淹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和前面引用的例子相同，第一个证人因为幻觉而做出的肯定判断，足以暗示其他证人。
在此类情况中，暗示的出发点一般是个人通过或多或少模糊的回忆产生的幻觉，这种初始幻觉得到肯定后，会导致群体内的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过于轻信，他相信自己已经认出死者——除了所有真正的相似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性，例如疤痕或装束上的细节，能引起联想到其他人。这种联想可能会成为一个事件的核心，它会瓦解大家的理解能力，削弱批判思维能力。然后，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中唤起的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解释为何母亲会认错自己孩子的尸体。下列情况，可以看出我刚刚指出的两种暗示。
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出来了，但他弄错了。然后，开始了一系列没有根据的指认。
此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一名男生认出了尸体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妇人大喊：“天哪，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处，检查了衣服，并注意到死者额头上的疤痕。“我确定，”她说，“我的儿子去年七月失踪了，怕是被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四号街的礼宾人员，她的名字叫夏凡德雷。她的姐夫被召来，当被问及时，他说：“那就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人都认出了这个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包括男孩的校长，他根据小伙子死时佩戴的奖章认出了他。
“然而，邻居、姐夫、校长和母亲都弄错了。六周后，孩子的身份被确定了。这个男孩来自波尔多，他在那里被谋杀，并被带到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认通常是由妇女和儿童做出的——最容易轻信的人。这些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证人在法庭上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他们的陈述永远不应被引证。法官习惯相信，孩子不会撒谎。哪怕他们有一点儿心理学知识，就会知道，恰恰相反，儿童总是在撒谎。孩子的谎言无疑是无辜的，但谎言就是谎言。即便是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也比通过儿童的证词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要好得多。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上来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观察最容易出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个人的幻觉，通过一个传染过程，暗示了他的同伴。无数事实证明，完全不信任群体证据是可取的。
25年前，在色当战役中，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冲锋，但极其矛盾的证词，使人们至今也不清楚到底是谁领导的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勋爵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对于滑铁卢战斗中最重要的事件，有很多人犯了最严重的错误——而这些事实都是由数百名证人证实过的。[3]
这些事实向我们展示了群体的证词的真正价值。逻辑学论文有众多证人的一致同意，甚至可以用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关于逻辑学论文需要在这一点上重写。最值得怀疑的事肯定是最多人观察到的事。但越是说成千上万的人同时看到了一件事，真相与大家的说法往往会大相径庭。
因此，历史作品必须被视为纯粹想象力的产物。它们是对部分观察事实的描述，加上对反思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书绝对是浪费时间。如果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纪念作品，那么，我们应该完全不了解过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伟人——像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等——的生活吗？很可能不知道。事实上，对我们来说，他们的真实生活并不重要。我们只是关心伟人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而已，也就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不幸的是，传说——尽管它们已被书籍明确记录——本身并不可靠。由于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种族原因，群体的想象力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版本。在《旧约》里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的爱之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在中国所崇拜的佛陀与在印度受到崇拜的佛祖也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无需几个世纪，英雄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他们的传说会被群体的想象力所改变。有时，这种转变会发生在几年之内。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在不到五十年里被改变过数次。在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是一位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根据诗人的说法，这位谦逊的朋友注定要被打上乡村的印记。30年后，这位随和的英雄成了一个血腥的暴君，在篡夺权力和破坏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屠杀了300万人。目前，这一传说又有了新的说法。几千年后，未来的学者在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或许会怀疑英雄的存在，怀疑佛陀的存在，并认为他只不过是另一个太阳神话或赫拉克勒斯传说的演绎。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很容易安慰自己，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群体的心理，知道历史只能依靠神话才能让记忆得以保存。
3. 群体情感的夸张化和简单化
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感情是好是坏，它们都呈现出简单化和夸张化的双重特征。在这一点上，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群体中的个体接近于原始人，他无法区分细微的差别，将事物视为一个整体，并对中间过渡阶段视而不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强化：不论什么感觉，一旦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迅速地传播。对于它所明确认可的目标，力量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群体情绪的简单化和夸张化导致群体不知道怀疑和确定性为何物。就像女人一样，会立刻走向极端。被怀疑的事一旦说出来，立刻会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来说，反感或不满的情绪，并不会愈演愈烈；但在群体中，这些情绪可以立即变成愤怒的仇恨。
由于缺乏责任感，群体感情的暴力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异质群体中。意识到法不责众，人数越多，这一观念越被强化。此外，群体人数众多，会为个体赋予力量，使群体情绪表现出孤立个体所不具有的情感和行为。在群体中，愚蠢、无知和嫉妒的个体，不再有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的感觉，而是产生了一种残酷、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人们这种夸大其词的倾向往往会带来不良情绪。这些情绪是原始人本能的残余，对惩罚的恐惧，迫使孤立的、负责任的个体在行为上有所遏制。因此，群体很容易做出恶劣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不能在受到积极暗示时具备英雄主义、奉献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比孤立的个体更容易展现出这些品质。当研究群体道德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
鉴于群体有夸大感情的倾向，它们只会被极端情绪所打动。为了打动群体，演说者必须滥用词汇、信誓旦旦。夸大、肯定、不断重复，从不试图通过推理来证明任何东西，这是公开集会上演讲家所惯用的辩术。
此外，群体在其英雄的情感中，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对于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他们会夸大其词。值得注意的是，在舞台上，群体希望作品中的主人公能表现出超乎现实的勇气和美德。
从剧场中看事物的独特视角非常重要。这样的视角无疑是存在的，但它的规则基本与常识和逻辑无关。吸引群体的艺术无疑是低级品味的，但它需要特殊的技巧。阅读剧本通常不能解释戏剧成功的原因。接下一部作品时，剧院经理自己对戏剧能否成功也不能确定，因为要判断这个问题，他就得站在观影者的角度。[4]
《夏雷的教母》曾遭到所有剧院的拒绝，最后在股票经纪人的帮助下上演，法国表演两百场，英国表演一百场。如果不是作出以上解释，即剧院经理不可能在心理上代替观众，那么他们犯这样的错误就难以理解。对此，我不再展开叙述，但值得具有戏剧知识又懂心理学的学者好好研究一下，比如像萨尔塞这样的作家。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进行更广泛的解释，说明种族因素带来的强大影响力。在一个国家引起群体热情的戏剧有时在另一个国家并没有成功，或者只有部分的和一般的成功，因为它没有打动异地的群体。
我不必多说，群体中夸大的倾向只对情感有影响，无关智商。我已经阐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水平立即骤跌。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官塔尔德先生也在他对群体犯罪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事实。然而，就情感而言，群体可以将其提升至极高的水平，或者相反，降至极低的水平。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和极端的情绪；对于暗示给他们的观点、想法和信仰，他们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中间地带，并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或错误。信念通过暗示诱导而不是逻辑推理产生，历来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群众思想的专制，早就为人所知。
一方面，群体对于什么是真理或什么是错误存在疑问；另一方面，群体对自己的实力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显得既专横又偏执。个人可以容忍矛盾，进行讨论；群体则永远不会这样做。在公开集会上，演说家即便做出最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刻受到愤怒和粗暴的辱骂与怒吼；如果演说家还坚持他的观点，就会被暴力地驱逐。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威代表的制止，演说家往往会被处死。
对于所有群体来说，专横和偏执都很常见，只是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这里，种族的基本概念又产生了作用，它支配着人们的感情和思想。特别是在拉丁群体中，群体的专横和偏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事实上，拉丁裔群体完全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大的个人独立精神。拉丁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教派的集体独立性。这种独立的概念，需要那些存在分歧的人立即服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语种族中，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代的雅各宾派人从来没有想过，除了他们的自由之外还会有其他的自由。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非常明确的情感，这些观念很容易产生，并且只要受到暗示，它们随时会付诸实践。群体对权力表现顺从，但对仁慈却冷眼旁观，对他们而言，接受善意几乎是一种示弱。他们从不同情那些随和的领袖，而是屈服于那些压迫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为暴君竖起最壮观的雕像。确实，他们敢于踩压被剥夺了权力的暴君，这是因为，已经失势的暴君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遭到鄙视，因为人们不再怕他。群体维护的英雄总是如恺撒一般的人。他的徽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充满了恐惧。
群体随时准备反抗软弱的统治者，却在强大的专制面前低声下气。如果一个专制的力量是间歇性的，总是屈从于极端情绪的群体也会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相信群体的革命本能会发挥主要作用，那就完全误解了他们的心理。在这一点上我们产生了错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抗和破坏，爆发的时间总是非常短暂。群体强烈地受到无意识的支配，因而很容易受世俗等级制度的影响，变得非常保守。如若对群体放任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无秩序的生活，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一切自由、实行专制统治时，最忠实的拥护者，恰恰是那些最骄傲、最野性的雅各宾派人。
如果没有深刻认识到群体极度保守的本能，就很难理解历史，特别是人民革命的历史。他们可能渴望政权迭代，并且有时甚至为此参与暴力革命，但这些制度的本质仍是他们种族对于专制的需求。他们不断的变化，影响的只是非常表面的事情。事实上，他们拥有保守的本能，就像原始人一样坚不可摧。他们绝对地迷恋并且尊重传统，本能地害怕所有能够改变其生存基本条件的新奇事物，这种无意识的恐惧根深蒂固。如果在发明机械织机或引入蒸汽动力和铁路时代，民主就拥有今天所掌握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只能以不断革命和反复屠杀为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当科学和工业大发明已经实现后，群体的力量才开始出现，这是值得庆幸的。
5. 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这个词用来表示对某些社会习俗的尊重，以及对自私冲动的永久压抑，那么，很显然，群体过于冲动善变，因而是不道德的。然而，如果道德一词中包括某些可以一时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例如忘我、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和渴望平等，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可能会表现出非常崇高的道德。
研究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从犯罪行为的角度研究他们，注意到他们频繁地犯罪，于是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非常低劣。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是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在孤立个体的生活中，对他来说，满足这些本能是危险的，而当他处于不需要负责任的群体中，他确信不会受到惩罚，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在同伴身上发泄这种本能，便把它发泄到动物身上。追捕猎物的热情与群体的凶猛行为，都源于此。群体慢慢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表现出一种怯懦的凶残。对哲学家来说，一群猎人聚集起来，带上猎犬，追逐并杀死一头鹿的凶狠，与之并无二致。
群体可能会犯谋杀罪、煽动罪或各种罪行，但它也有非常崇高的奉献、牺牲及无私的精神，可以做出比孤立个人更为高尚的行为。以荣耀、荣誉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很容易影响到群体中的个人，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个体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类似于十字军和1793年的志愿者。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极大的无私和奉献精神。多少群体为他们一知半解的信仰、想法和口号而英勇赴死！罢工的群体更多地是为了服从命令，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他们微薄的工资。个人利益很少能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却几乎是孤立个体的唯一动机。在许多战争中，引导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群体的智商很难理解战争的意义，但他们却甘愿被屠杀，就像猎人眼中被催眠的百灵鸟一样。
即使是纯粹的流氓，身在群体中，也会被赋予严格遵守道德的力量。泰纳指出，9月大屠杀的罪犯，将他们在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放在委员会的桌子上，他们原本可以轻易地将这些东西带走。1848年革命期间，衣衫褴褛的群众呼喊着闯入杜伊勒利宫，并没有带走任何令他们震惊的物件，而对他们来说，每一个物价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会一成不变，但这是一种经常被观察到的现象，甚至在情况并不严重的环境下，也能看到。我曾经说过，观众希望在戏剧中看到美德被夸大的英雄。我们常常发现，一场集会，即使参与者都是道德低劣之人，这些人也会表现出很守规矩的样子。浪子、老鸨和小无赖，遇到有点危险的争吵或言语时，会变得轻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性的说话方式相比，这种场合并不会造成多少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有时候，他们也会成为崇高道德行为的榜样。如果无私、顺从、绝对忠诚于或虚或实的理想属于美德，那么，群体常常拥有这些美德，其水平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很少达到。毫无疑问，群体是在无意识地实践这种美德，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对群体责备求全，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的支配，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或许就没有文明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成长起来，人类也就没有历史了。
注释：
[1]布朗热将军，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掀起民族沙文主义运动。
[2]经历过围困巴黎的人可以看到很多群体轻信的例子。顶楼上的一线烛光，立即被视为给予围攻者发出的信号，但显而易见的是，几英里的距离之外，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烛光。
[3]对应一场战争，我们能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吗？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怀疑。我们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但这大概就是全部了。德哈库尔先生目睹并参与了索尔费里诺战役，哈库尔所说的一席话可能适用于所有战斗。“将军们（当然，数百名证人证实过）上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值班官员修改了这些文件并确定了终极版本；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重新整理了全部内容。文件被送到元帅那里时，他喝道：完全错误，此前版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原始报告几乎没有内容保留下来。”德哈库尔提到这个事实，即便给人印象最为深刻、观察最为充分的事件，也难以确认真伪。
[4]由于这个原因，有时候被所有戏剧经理拒绝的作品在搬到舞台上后，会取得惊人的成功。法国右翼作家科佩的作品《为了荣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部作品曾被频繁拒绝，尽管当时作者小有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