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曼君

鲁迅在1919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44页。）这段话既有超前预见性，又有现实普适性；既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的写照，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整体概括；既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文学。

从横向比较来看，自白话文革命至世纪末的后现代浪潮，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文学从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的语言革命到后现代用了七八百年时间走过的路程。西方文学在这期间先后出现的各种流派、思潮、观念、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几乎同时登场。从纵向发展来看，宋诗派的余绪，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和鸳蝴派小说、新武侠小说、洋场文学、革命文学乃至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流派并列而存，更是熔古今于一炉。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特点就是尝试，如神农氏尝百草，古今中外尝了个遍。这其间，固然充满了尝试中的活力、进取、开拓、反思，却也不免“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44页。）对这样一段极其复杂的文学史进行总结，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又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历史上凡是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人物、制度、观念、模式，乃至文学语言、形象、观念意蕴都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然而中国的情况太特殊，特殊之处就在于，在20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又是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工农兵运动、新中国的建立、两岸四地的隔离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化高潮等，每一次变革又是对前一次变革的扬弃，并深刻影响了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这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好像弯了无数道弯的黄河，它的中轴在哪儿呢？这中轴不是一般的所谓新传统，所谓现代性，而是新传统与现代性之源。这个“源”不随一时风向的转变而转变，而断裂；它始终作为“本体”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无穷无尽的养分。正是因为它，中国文学才得以实现现代转型，从此成为一个有别于古典文学的崭新世界，而且不论怎么“风云变幻”，始终保持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只有找到这个“源”，才能明白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高玉根据博士论文丰富、扩写的这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正是这样一部回到历史的原点的研究专著。它论述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确立的本体性意义，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整体特征。“五四”新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赖于“五四”引进的西方文化、文学和思潮。然而，使中国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的不是具体的哪一派哪一门，而是一种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既是多元的，又有区别于古典文学、文化、思想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就是现代汉语。“五四”之后，又有多次社会变革影响新文学的面貌，如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中国港、澳、台地区时而新潮文学时而乡土文学时而众声喧哗、交融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地区风行于前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等逐渐消隐，“反思”“寻根”各种先锋、新潮、现代后现代文学如潮汹涌。这样变化莫测，我们仍然说，这都是现代文学，都是中国新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或“西”或“古”的文学。那么这背后的共同性又是什么？同样是现代汉语。正如这部论著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汉语不仅仅意味着新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文化的问题本质是语言问题。古代汉语从根本上不能容纳新思想。高玉将鲁迅的文言著作或归入古典文化范畴，或归入新旧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观点非常独特。的确，即便是《摩罗诗力说》这样的观念翻新之作，如果始终被置于文言文的语境之中，迟早会被人拿去再做一篇《论“摩罗诗力”与“汉魏风骨”之比较》之类的文章，并最后得出“‘摩罗诗力’差‘汉魏风骨’多矣”之类的结论，从而最终在古典文化系统中将其精神实质渐渐吞噬殆尽。而倘若将“摩罗诗力”等文论术语转变为富有魅力的现代诗语，则不仅是表达工具的改变，更是整个思维的改变。在新的现代语境下。语言就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不同的符号系统发展出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又意味着权力，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往往是“话说人”而非“人说话”。要想做到真正的“人说话”，就必须突破旧的语言束缚，好像石破天惊一般，这样才有新的宝石出现。正是现代汉语这个“源”，这个仍然在源源不断喷射着水流的“源”，使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这条多支流、多曲折的纷繁水系具备了可以全方位把握和研究的整体性。同时还应看到，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升到语言本体的高度，与确立现代文学的多元传统和特性是内在统一的。现代文学的多元性统一于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作为多元背后的“存在的家园”为多元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许离新文学应有的巅峰还存有一段差距，即所谓总让不少人有“半熟”之感，但是它对现代汉语的形成与确立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足以使其具有古典文学“元典”形成期那样的崇高地位。

当前学术界有不少贬低甚至否定我们的新文学的观点。现代汉语、新文学所带来的“语言断裂”“文化断裂”是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之一。我们并不否认文言文凝练含蓄和充满言外之意的空灵。这一切都可以化为我们建设新的现代汉语的养分。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宏观上，从整个的语言符号系统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思想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一问题。这部论著对晚清白话文学运动和“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之间差异所做的分析、对古代汉语系统内的翻译文学由于缺乏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支撑所导致的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归化的分析，均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语言变革是一切文化、文学、思想变革背后所必需的更为根本性的变革。而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个案所做的语言学实证分析，更是从正面论证了新的语言体系的巨大生命力和对新思想的巨大表现力。

这部论著尽管可能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是它对于新文学的研究具有真正的，而非虚饰的价值。它填补了新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薄弱环节；它提供了我们看待新文学史书写的新的思路；它从学理上捍卫了中国新文学的伟大意义和价值。这部论著文风朴实、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在史料的挖掘上，在问题的分析上都有新发现、新见解。尤其是回到历史发生的原点去探源的治学方法更值得提倡。高玉从1997年开始的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期间，虽然经济条件很差，但他省吃俭用，买了很多书，用以刻苦治学。文如其人。他做人做文都是踏踏实实的。在充满浮躁浮华之气的今天，我们呼唤更多高玉这样的青年学者，也呼唤学术界能有更多这样学理基础和创造发现兼备的成果。

2003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