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罗斯玛丽趁说话的间隔，挪开目光，朝尼科尔那边看了一眼，见她坐在汤米·巴尔邦和阿贝·诺思之间，她的黑头发在烛光里一闪一闪地发亮。罗斯玛丽侧耳倾听，猛然听到了她那短促而浑厚的声音。

“可怜的人，”尼科尔叹道，“你为什么想把他锯成两截儿？”

“当然喽，我想看看一个招待心里装着什么东西。你不想知道他心里装着什么吗？”

“老菜谱，”尼科尔短短笑了一声，“打碎的瓷器和铅笔头。”

“没错——关键是要科学地证明这一点。用锯琴对付他，就能把肮脏的东西清除干净。”

“那么你在这场手术里，是亲自操锯主刀吗？”汤米问道。

“我们倒没有走到那一步。听见那惊叫声就够吓人的了。我们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听起来真怪，”尼科尔说，“居然有乐师会用另一位乐师的锯琴去——”

晚餐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候，一个谁都能觉察出来的变化发生了——人人都丢开了某种东西，某种戒备、担心或疑虑，大家此时都表露出了真正的自我，都实实在在成了戴弗家的客人。不友好或心不在焉的态度，对戴弗夫妇都是一种不礼貌。此时大家都十分和睦，见此情景，罗斯玛丽也觉得每一位客人都不错——除了麦基斯科，此人老想显得与众不同。这倒也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几杯葡萄酒下肚后，他一心要显示此行非常愉快。他靠在椅背上坐在厄尔·布雷迪和艾布拉姆斯太太之间，对前者讲了几句关于电影的话，和后者什么也没说，只管盯着迪克·戴弗，一脸尖酸讥讽的表情，时而试图和坐在斜对面的迪克说点儿什么。

“你和范·布伦·登比是朋友吗？”他说。

“我不认识他。”

“我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尖刻地说。

关于登比先生的话题自然没能谈下去，于是他又打算引起别的同样不相干的话题，但是每次迪克都很有礼貌地注意他说的话，似乎弄得他没话可说，而每当谈话被他打断而出现短暂的僵局之后，谈话就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他老想加入别人的谈话，但总像是和人握手握住的却是一只手套，里面的手早抽走了——所以到后来，他显出一种不屑于对牛弹琴的神气，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香槟酒上。

在谈话的间歇里，罗斯玛丽就向桌子周围看几眼，很想看到大家都高兴，仿佛她将来要当他们的继母似的。桌上优雅的烛灯从别致的粉红色灯盘中散出光芒，照在艾布拉姆斯太太的脸上，脸庞被维伏克利克牌香槟酒染成了红色，显得精神饱满、仁慈宽厚，饱含孩童般的善意。坐在她旁边的是罗亚尔·邓弗利，他那张女人般清秀的面孔，在夜晚的欢乐气氛里，显得不那么令人吃惊了。瓦奥莱特·麦基斯科打扮得很美，所以她没有努力显示自己那仿佛是个未到场的暴发户的妻子并不显著的身份。

再说迪克，他一直忙着和大家闲谈，深深沉浸在自己举办的聚会中。

然后是她的母亲，她永远都是那么完美无瑕。

这时巴尔邦和罗斯玛丽的母亲说起话来，态度言谈是那么优雅自如，她禁不住又喜欢起他来了。接下来是尼科尔，罗斯玛丽忽然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她，发现她是自己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有一张圣徒的面孔，宛如圣母雕像，烛光的白晕给她脸上蒙了一层朦胧的光彩，松树上那些红吊灯映得她脸上容光焕发。她是那样地宁静安详。

阿贝·诺思和她谈起了他的道德准则。“我当然有，”他一口咬定，“人不能没有道德准则。我的准则是反对烧死巫师。我只要听说什么地方烧死了巫师，就气得肺都要炸了。”罗斯玛丽听布雷迪说过，他是个早熟的音乐家，刚开始曾经辉煌过一阵子，后来连续七年什么乐曲也没写。

接下来和她说话的是坎皮恩，他尽量克制住了自己，不显得过于女人气，甚至偶尔也对身边的人说几句话，口气温和而慈祥。玛丽·诺思脸上喜气洋洋，老是微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人无法不对她报以微笑——她那张开的嘴唇周围洋溢着喜悦，样子十分可爱。

最后是布雷迪，他渐渐显露出了诚恳的交往态度，而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粗暴主张和决定，也不是那种不顾别人的脆弱情感，我行我素的作风。

罗斯玛丽就像那位伯内特夫人[3]所写的一本糟糕的小书里描写的一个孩子似的，怀着纯洁直率的信念，似乎刚在边疆做了荒唐可笑的即兴表演，一心就想着回家。黑暗的夜空里飞着一些萤火虫，远处崖底传来几声狗叫。餐桌好像慢慢升了起来，就像可升降的舞台似的，使桌子周围的人恍如遗世独立，飘浮于茫茫宇宙之中，只靠桌上的食物维生，仅凭桌上的灯光取暖。这时，麦基斯科太太轻轻笑了一声，笑得很怪，仿佛这笑声是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经与世隔绝。戴弗夫妇一听，忽然显得热情洋溢、和蔼可亲，虽说客人们这时已经受到了细致入微的礼遇，也得到了彬彬有礼的赞扬，但夫妇二人好像还要尽量化解客人们因远离家园而可能产生的眷念之情。这时，他们俩对客人们讲了几句话，表达了他们的友谊和感情，话似乎是对各位分别说的，又像是对全体一块儿说的。一时间，大家的脸都转向他们俩，就像围着一棵圣诞树的孩子们那一张张可怜巴巴的面孔一样。然后，晚餐便突然中止了——客人们撇开欢宴敞开心扉进入难得的情感氛围的那个时刻，在它尚未受到不敬的搅扰之时，在客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之际，就蓦地停了下来。

但是，南方火热而温柔的灼人魅力——温柔的夜色，远处崖下地中海的幽幽絮语——已经全都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与他们浑然一体。罗斯玛丽的妈妈曾夸过尼科尔的一个手袋不错，这时，她看见尼科尔把这个黄色手袋递到她妈妈手里，一边说：“我觉得东西应该属于喜欢它们的人。”接着又把她能找到的所有黄色的小东西一股脑儿放了进去，包括一根铅笔、一管口红、一个小笔记本：“因为这些是一块儿的。”

尼科尔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罗斯玛丽发现迪克也不在那儿了。客人们各自在花园里漫步，有的向露台走过去。

“你想不想，”瓦奥莱特·麦基斯科问罗斯玛丽，“去盥洗室？”

罗斯玛丽那时不想去。

“我想，”麦基斯科太太说，“去盥洗室。”她是个直率的女人，这等私事也要对人说说。罗斯玛丽看着她向房子走去，不禁有点儿反感。厄尔·布雷迪建议去海堤上走走，可是罗斯玛丽觉得该和迪克·戴弗待上一会儿了，要是他再出现的话。于是她磨蹭着没去，听着麦基斯科和巴尔邦争论。

“你为什么想和苏联人打仗？”麦基斯科说，“难道那不是人类最伟大的一次试验吗？为什么要和摩洛哥的里弗人打仗？我觉得为正义而战才更光荣。”

“你怎么能搞清楚哪一方是正义的？”巴尔邦冷淡地问。

“哟，有头脑的人都知道。”

“你是个共产主义者吧？”

“我是个社会主义者，”麦基斯科说，“我同情俄国。”

“哦，我是个战士，”巴尔邦乐了，“我只管杀人。我跟里弗人打仗是因为我是个欧洲人，跟共产主义者打仗是因为他们想瓜分我的财产。”

“完全是狭隘的借口！”麦基斯科环顾周围，想找个伴儿一块儿嘲笑巴尔邦，可是没找到。他弄不清自己反对巴尔邦的什么，既不是他简单的头脑，也不是他曾受到过的复杂教育。麦基斯科懂得什么是“主义”，随着思想日渐成熟，他能够认识并区分出这些主义中有优势的一个——但是，面对一个他认为是“笨蛋”的人，而这人和哪种主义都对不上号，他却并不觉得自己比这人高明，于是他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巴尔邦是古代世界的最后产物，其本身并无价值。麦基斯科常与美国上流阶层打交道，深知他们是一群反复无常、患得患失的势利鬼，他们不学无术，却为此津津乐道，他们故作傲慢，蛮横无理，所有这些都是从英国人那里继承来的，而把英国人的市侩习气和蛮横态度发展成了一种故意的行为，用在了这样一片国土上，那里一知半解的知识和一丁点儿礼貌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值钱——1900年左右的“哈佛作风”把这种态度推向了极致。他觉得这个巴尔邦就是这路货色，再说他多喝了几杯，竟然忘了自己本来是敬畏巴尔邦的——这才给自己招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罗斯玛丽替麦基斯科感到有点儿难受。这会儿她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一团火，一心等待着迪克回来。桌子周围已经没几个人了，她和巴尔邦、麦基斯科、阿贝几个还坐在这里。她坐在椅子里，眼睛却看着通向石头露台的小径，小径两边长着影影绰绰的桃金娘和羊齿丛，看到她母亲的侧影映在一扇灯光照亮的门上，觉得挺有意思，正要起身到那儿去，却见麦基斯科太太匆匆走出房门。

她显得很兴奋，过来没吭气，随手拉出一把椅子坐下，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抽动了几下，大家都知道这位是消息灵通人士，目光全转向她，她丈夫也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怎么啦，瓦？”

“我亲爱的——”她口气有点儿不对劲儿，然后对罗斯玛丽说：“我亲爱的——没什么。我简直没法儿说。”

“大家都是朋友。”阿贝说。

“啊，我在二楼碰见一个场面，我亲爱的——”

她神神秘秘地摇了摇头，把话及时打住了，因为汤米站起来很有礼貌但口气尖锐地对她说：

“评论屋里发生的事儿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