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走向胜利（一）

早晨七点钟，一列火车慢吞吞地驶进了哈尔滨车站。汽笛尖叫了一声，二十来节车厢抖动一下，往前靠了靠，停在冷落的站台旁边。从四五十个门里，同时涌出一群群旅客和一股股热气，站台上顿时暖和多了。嘴里呵出的白气汇成云朵，在人丛中飞升起来。

一节关得紧紧的闷罐车厢拖在火车末尾。待客车里的人都走空了，那节车厢的铁门才哗啦打开，呼啦啦跳下一群青年军人，你推我挤地拥到站台上，站成个歪斜的二路横队。他们穿着崭新的棉军装，戴着各色的皮帽子，穿着靰鞡[1]，斜挎着一式的新挂包，只是肩上缺少一件要紧的东西——枪。

最后下车的是个高个子，唯独他的肩上背着一支三八步枪。那人高颧骨，高鼻梁，戴一顶蓬蓬松松的白兔皮帽，没有放下帽耳，因此身材显得更高。宽大的脸上围了半圈乱蓬蓬的络腮胡，差一点跟帽檐上的兔毛连接起来。他稳步走到队列跟前，用宽亮的嗓门喊了声“立正”，船一样的靰鞡先后收了进去，并在一起。高个子迅速扫了一眼，发现多数人过分紧张，不是胸脯过挺，就是头抬得太高，队列变成一条曲线。他锁起浓眉喊了声“报数”，却省了个“向右看齐”的口令。他认为这个口令是多余的。

尖细、洪亮、低沉、粗哑的声音接二连三地爆响，一顶黑狗皮帽子往左甩了甩，抛出个数字，下手的淡黄脸汉子没有张口，声音中断了，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急了，尖声重复了一遍，同时抬起胳膊撞了撞紧邻，淡黄脸汉子才用受惊的声音叫出：“十七！”在继续报数声中，后排一径发出吃吃笑声。

最后一伍报完数，后排末尾有个沙喉咙叫：

“老洪！后排少一名。”

有人咕噜了两句：

“还叫老洪哩！你没有穿上军装？”

高个子好像什么都没听到。拉住枪皮带走前一步说：

“同志们！不累吧？”

“累倒不累。坐了三天火车，两条腿都快坐断了。”这话又引起一阵吃吃笑声。

“不累咱们就赶路。走一走，腿就活了。”

淡黄脸汉子听说要走，急忙往前跨了一步，搓着骨节粗大的手说：

“老洪，我有个亲戚在街上，想去看看……”

“算啦算啦，谁都有一亲半故，咱们不是看亲戚来的。”后排有人嚷起来，打断他的话。

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一伸手，把他拉回原位：

“到了部队捎信吧。”

高个子走到淡黄脸汉子跟前，拍一拍他的肩膀：

“方世兴，到了部队我给你写信。说你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叫你的老丈人写慰劳信来，好不好？”见方世兴垂下眼眉不答话，便放大声音：“还是赶路要紧，对不对，同志们？”

“对！对！”

“走！赶路要紧！”

“早到早扛枪！”

队列里哄哄一片喊叫声。虽是零乱，却蛮有精神。高个子笑了笑说：

“可得走整齐呵，别让城里人笑话。”说罢抵住枪皮带，甩开一只空着的长胳膊，带头走了。

这列穿着新军装的队伍走出火车站，穿过结了薄冰的柏油马路，向南走去。本来他们还可以换车，再坐几站火车。可是近来军运繁忙，火车不准什么时候有，说不定还不如走路快。再则高个子老洪有个打算：该让同志们练练腿劲，增加一笔当革命军人的资本。

哈尔滨的早晨不但冷，而且冷清清，离火车站越远人越稀，走好久才能遇见一辆敞篷马车，或是一两个行人。这也难怪，杜聿明天天吹嘘要进攻哈尔滨，特务乘机捣乱，经常在清早黑夜打黑枪，市民们没事很少出门。刚一开头，这群青年军人还记得老洪在临出车站前吩咐过的话，规规矩矩地成两行行走，不敢乱了队形，让城里人笑话。现在见道上人稀，队伍里就起了悄声低语。方世兴抢前两步，半仰起头，打问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

“志坚，到前方得走多少天？”

“听洪同志说，慢则十天，快则八天。我只盼明天就到，”方志坚边走边说，“人长双飞毛腿多好！”

方世兴叹口气说：

“火车能直通前方就好了。往后回家也方便。”

方志坚飞快地用尖利的眼光瞟了瞟他的淡黄脸：

“呣，没到前方就想开回家的事了。瞅人家洪同志，从关里打到关外，打了日本打‘遭殃’[2]，一口气也不歇。为咱们闹翻身，一个人背着杆大枪，翻沟越岭，这屯转那屯，熬夜熬得眼红脸青，忙了三个多月，哪天听他讲过挂家的话？”

方世兴又叹了口气说：

“老洪是千锤百炼一炉钢，咱怎能和他相比。”

“你不会学他？”方志坚有点不耐烦，说话时解开下巴下面的帽耳结子，卷起帽耳，露出年轻的五官均匀的全脸。

方世兴没答话，低下眼睛。

他俩是远房的叔伯兄弟。方志坚今年整二十，原先是屯里自卫队分队长，喜欢唱乐笑闹，屯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乐意跟他玩。方世兴就不然。自卫队员们常跟方志坚开玩笑说：“往后别叫他二哥，干脆叫他二叔得啦！”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方世兴的性情来了。不过方世兴也有一般年轻人没有的长处，比方他的衣兜里不但装着足够的卷烟纸，还装着足够一天吃的干粮。他的背包也比别人大，光靰鞡草就装了四五斤。

“刚才亏你好意思在大伙面前提出来去看亲戚。人家说起来咱俩总是叔伯兄弟，把我的脸也丢了。”

方世兴没有答话，掏出一叠裁得很整齐的卷烟纸，拣了一张，从油腻腻的烟荷包里倒了些烟末子，往地上一蹲，卷起烟来。方志坚没有停步，在队伍最前面晃动的黑枪管吸引着他。屯里成立自卫队以前，他就摆弄过老洪的步枪。

他盯住那管熟悉的黑枪口，走着走着，两旁的洋楼消失了，出现密排的树行，城市给丢在后面。在光秃秃的树行后面，摊开收割过的田地，一股土地的气息钻进鼻孔，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起个活蹦鲜跳的场景：刚分到活阎王白增福家两垧好地的晚上，娘和弟弟盖着满是樟脑味的新被子睡下了。爹坐在炕上一股劲抽旱烟，两眼死盯着窗户，一会点头，一会微笑，一会又抽口气说：“三十年，啊，三十年，汗珠子积起来能装满一塘子呵！”坐到灯油快尽，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说：“走！咱们再去看看！”爹的手火烫滚热。走到自己的地头上，沿着地边绕了个圈，爹掏起一把土闻了闻，送到他的鼻子跟前：“多香啊！”他真的闻到一股浓烈烈的香味。

这股香味现在又冲进他的鼻子。他望着展平的田地，好像遇见了一个知心好友。待他把眼光重新转到黑枪管上，它变得晶亮耀眼，更加喜人了。喔，原来太阳已经爬过树顶，把阳光射在枪管上了。

后边，有个愉快的声音唱开了歌子：

骑上大马挎起枪，

青年好汉上战场，

唱到这里，有几个声音加进来。原先那个沙喉咙把声音提得更高，听起来使人担心它会破裂。

父老的话儿记心上，

打垮反动派保家乡。

这个歌子是洪同志教的。屯里的青年和儿童们都会唱。方志坚喜欢这支歌，不过讲不出道理，兴许是因为它很实在。反动派仗着美国的势力，总在吵叫着要打过松花江。你不去消灭它，它就会打过来。那时家保不住，身也翻不稳，自己就是抱着这份心思参军的。临离家时，爹对他说：“孩子，别丢方家的脸，早日打垮反动派，早日享太平。”这支歌不是很实在吗！

这群青年军人一唱开头就很难收尾。他们唱了一个又一个，把肚子里的新歌子都倒完了，才用一阵咳嗽来结束。歌一唱完，劲也松下来了，有的卷烟抽，有的扯谈，队伍分成了好几截子。

一个金顶子屯的小伙子，在火车上跟方志坚搞熟的，此刻正走在他的旁边，悄声地问他：

“真跟敌人打起来，你怕不怕？”

方志坚把嘴努成个圆形，指着那顶摇晃的白兔皮帽说：

“他能，咱也能。反动派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头顶上没多长一只手，怕什么！”

“你猜猜我看？”

“怕！”

“怕？”那个小伙子把眼睛睁得溜圆，“我怕打不上敌人呢！在后方打‘中央胡子’[3]真不过瘾。”

“喔哟！你比老洪还厉害。”方志坚大笑起来。

走在最前面的洪永奎排长跨着大步，脑子里片刻也安静不下，不管是想到过去或是将来，他觉得责任越来越重地压在自己的头上。

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地发动内战以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决定派两万五千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他也在被调之列。他虽然本心不愿意离开部队，迨一听说这是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二话不说，带上大枪，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一下乡，就跟农民们一块下地锄庄稼，跟贫雇农打成火热一片。经过工作队的宣传教育，锁住庄稼人脑门的铁锁，一把一把地给打开了。金顶子，银顶子，方家窝棚……的贫雇农烧起了千丈火焰，一个个挺起腰板，联合起中农，斗争了世世代代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地主恶霸，搬回一袋袋快发霉的粮食，要回了自己长年流过血汗的土地。他看到农民的胜利，满心欢喜，好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正当他的感情跟农民们的感情熔在一炉，差不多忘记部队的时候，县的党委会转来了调他回部队的命令。他回到县上，县党委书记要他把一批新参军的战士带到前方。他们都是翻身农民，有一部分原来就认识。他们穿上军衣，成了部队的有生力量，跟自己的关系更亲了一层。可是他们过得惯军队生活吗？瞧他们眼前的模样，站队站不好，随便嬉笑哈哈，游击习气！不对，谈不上游击习气，干脆都是农民习气！应该提高他们，在路上先打个底子。

他回望了一眼，人们三三两两地纠在一起，摩肩擦背，笑谈打闹。方世兴掉在后面两丈远，正在往嘴里塞东西，看起来简直不像个队伍。不行，得让他们锻炼锻炼，他扬起长胳膊，喊出口令：

“一，二，一！一，二，三——四！”

方世兴把吃剩的馍馍塞进口袋，跑步赶上队伍。原来是成单行走、三四个人成一行走的，有的退后，有的向前，成了双行。在应和口令的齐声高喊中脚步整齐起来了。

洪永奎听着整齐的脚步声，满心舒服。他转过身来，举起长胳膊使劲往下一劈：

“骑上大马挎起枪，——唱！”

骑上大马挎起枪，

青年好汉上战场……

雄壮的歌声合着脚步在田野上震荡开了。洪永奎被心爱的旋律所激动，愉快地加入了由自己开始的合唱。

注释

[1]靰鞡：一种东北人冬天穿的鞋子，内部填充靰鞡草。

[2]“遭殃军”：东北人民对蒋军的称呼。

[3]“中央胡子”：东北人民对接受蒋军委任的土匪的称呼，有时也用来称呼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