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引言

与秦帝国全面郡县制的一元统治体制不同，汉帝国建立后施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二元统治体制。汉代封国势力在政治领域的影响虽呈逐渐削弱的趋势，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体制，封国贯穿西汉历史始终。因此以封国为中心的西汉封建制度史研究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1]五十年来，学界以诸侯王国为中心对西汉封建制度展开诸多讨论。时至今日，有关王国制度以及王国疆域变迁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我们对西汉封建制度形成、发展的认识。^[2]但与王国问题的“热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学者对汉代封国的另一种形态——侯国予以关注，有关侯国制度及历史地理的许多问题迄今仍缺乏清晰的阐述。^[3]学界在对西汉封建制度进行探讨时，侯国往往被排除在外，或是鲜被提及。侯国“缺席”状态下所进行的封国研究，在许多领域难以得出更为深入、准确的认识，从而制约了汉代封建制度史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就西汉侯国地理问题而言，便存在上述不足。西汉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虽然侯国时有置废，但不同时期汉帝国疆域内的侯国数量仍十分庞大。如此众多的侯国在地理分布上是否存在规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迄今学界对西汉侯国地理相关问题的认识仍十分模糊。鲜有学者关注侯国地理研究，可能是受前人记述的影响。根据郦道元、司马贞、张守节等北朝隋唐士人的描述，西汉侯国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北至辽东、^[4]朔方，^[5]西至河陇、^[6]巴蜀，^[7]南至岭南都有侯国分布。^[8]似乎汉帝国疆域之内皆可分封侯国，侯国在空间分布上并无规律可循。受此影响，今天的学者可能认为，西汉侯国的地理分布并不存在特征，自然也就没有研究和阐释的必要。

其实，北朝隋唐士人对西汉侯国地理方位的认识，并不比今人具备更多的优势。在经历魏晋十六国的动乱后，文献典籍大量丧失，能够记录诸如侯国这类底层行政区划信息的两汉政府籍册更不可能得以存留。郦道元、司马贞、张守节在进行侯国定位时所利用的资料与我们并无两异。而百年来大量战国秦汉原始文献的出土，反倒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北朝隋唐时代所不具备的珍贵史料。所以，只要我们破除对《水经注》、《史记索隐》等典籍文献的迷信，以《史记》、《汉书》等两汉史籍为基础，再辅之以出土文献，对西汉侯国地理方位进行全面清理，一定会得出较前人更为深入的认识。当我们了解到西汉侯国的空间分布特征后，不仅能为西汉政区地理研究带来新的视野，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汉代封建制度和地域观念发展、变革的历程。

在进入主题前，有必要系统回顾一下西汉侯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侯国地理问题在研究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而前人研究的不足及缺陷，则是本书进行相关研究时所要避免和注意的。

[1] 本书所涉及之“封建”，是指封邦建国的分封体制，并非指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封建社会。有关中国史学“封建”一词的由来及内涵，请参看周振鹤：《封建与分封的异同》，载《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58页。

[2] 限于篇幅，本书对五十年来的西汉封建制度研究成果不再一一列举。1980—2000年学界对秦汉封建制度的研究情况，可参见罗先文：《近20年来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讨论综述》，《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需要说明的是，罗文对学界研究成果的收集并不全面，如周振鹤先生对西汉封建制度曾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却为罗文所遗漏。

[3] 迄今为止，所见有关侯国制度较为详尽的阐述为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第四章《列侯之国、家》，载《新亚学报》第十卷，香港：香港新亚图书馆，1973年。有关侯国地理问题阐述较为详尽的是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

[4] 《水经·大辽水注》：“（大辽水）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汉高帝八年，封纪通为侯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一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67页。

[5] 《史记》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临河侯条”《索隐》曰：“《志》属朔方。”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1页。

[6] 《史记》卷一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白石侯条”《索隐》曰：“县名，属金城。”第1001页。

[7] 《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注》曰：“洛水迳什邡县，汉高帝六年封雍齿为侯国。”第2779页。

[8] 《史记》卷一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海阳侯条”《索隐》曰：“海阳，亦南越县。”第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