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延三年侯国数目

明确《汉志》的时代断限为元延三年九月，我们可以对《汉表》中的侯国进行统计，从而确定元延三年的侯国名目。迄今为止，钱大昕、王恢、周振鹤都曾利用《汉表》对《汉志》侯国进行对勘，^[1]这为本书统计元延三年的侯国名目提供了便利。笔者充分吸收三位前辈学者的对勘成果，对《汉表》见存于元延三年的侯国进行统计，并编制《元延三年侯国名目综表》（见表1-1）。该表在编排方式上，以《汉志》所录郡名为纲，将各侯国分别排列于所属郡目之下，并在各侯国名后标明该侯国在附表中的编号。《汉志》共标注侯国194个，对于《汉志》失注的侯国，本表通过在侯国名目标识符号“*”来予以区别。

在《元延三年侯国名目综表》中，有两个侯国的编排方式需要进行说明：

乐昌侯国（592）：《外戚恩泽侯表》载有乐昌侯，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封，至新莽败绝。《汉志》东郡有乐昌，失注“侯国”。钱大昕未予检出，故依据《外戚恩泽侯表》乐昌侯条下注“汝南”，以为《汉志》汝南郡脱漏乐昌侯国。周振鹤先生承袭此说，并举《后汉书·张酺传》为证，以为汝南郡别有乐昌侯国，与东郡乐昌无涉。^[3]而日本学者仲山茂指出，《外戚恩泽侯表》乐昌侯条下的“汝南”，其实是后一栏“阳城缪侯刘德”下注“汝南”的衍抄。^[4]故乐昌侯国当据《汉志》归类于东郡。

临朐侯国（291）：《王子侯表》载元朔二年武帝分封淄川懿王子刘奴为临朐侯，至新莽败绝。《汉志》齐郡、东莱郡皆有临朐，两临朐都不注“侯国”。清儒普遍认为东莱郡临朐失注“侯国”，周振鹤先生则倾向于齐郡临朐。其实，齐郡临朐为刘奴初封所在，东莱郡临朐为武帝元狩六年临朐侯国迁徙后的方位，^[5]故元延三年临朐侯国在东莱郡。《汉志》东莱郡临朐当补注“侯国”。

通过对《汉表》的梳理，可得元延三年的侯国数目为225个。其中利昌（336）、怀昌（281）、卑梁（717）三侯国不见于《汉志》，钱大昕、王恢、周振鹤以为三侯国为《汉志》脱漏。^[6]另《汉志》博山、阴山、良乡、敬丘、瓡五侯国无法与《汉表》对应，对这四个侯国还需作具体分析。

《汉志》南阳郡有博山侯国。《外戚恩泽侯表》载博山侯绥和二年封，已在《汉志》断限之后。钱大昕曰“博山一侯，或后人增加也”，周振鹤先生从之。王恢因断《汉志》于绥和二年三月，故谓《汉志》博山侯国所记无误。今已知《汉志》断于元延三年，则当以钱、周二人所言为是，今本《汉志》博山所注“侯国”当为衍文。

《汉志》桂阳郡有阴山侯国。《汉表》无阴山侯。周振鹤先生认为《志》阴山侯国即《表》阳山侯国，《志》阳山之“侯国”为衍注。^[7]今按周先生看法有误，详见本书附篇《西汉桂阳郡阳山侯国、阴山侯国考辨》。据笔者考证结论，《志》阳山注“侯国”无误，阴山之“侯国”可能是衍文。

《汉志》涿郡有良乡侯国。《王子侯表》载有赵王子梁乡侯刘交，绥和元年封，钱大昕以为即《汉志》良乡侯国，王恢从之。周振鹤先生举两点予以驳斥：“一则赵王子所封一般不当至涿，二则梁乡侯封于绥和元年六月亦不当入《志》。《汉志》良乡下注侯国乃衍文。”周先生所论至确，《汉志》良乡与《王子侯表》梁乡无关，但良乡下注侯国是否衍文，笔者以为尚不能确指，此处姑且存疑。

《汉志》沛郡有敬丘侯国。钱大昕以为即《王子侯表》之瑕丘侯国，王恢从之。但《汉志》山阳郡已见瑕丘之名，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志》瑕丘失注“侯国”，敬丘所注“侯国”为衍文。^[8]今按，山阳郡之瑕丘与鲁国相近，为鲁王子瑕丘侯国所在应无疑义。但周先生“敬丘非侯国”的看法却受到出土文献的冲击。尹湾汉墓木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曰：“盐官别治郁州丞沛郡敬丘淳于赏故侯门大夫以功迁。”廖伯源指出，侯家之门大夫为侯国相属吏，例由侯国相于本国人中辟置。^[9]结合《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见其他侯国相属吏之籍贯，与廖先生所论相合，则元延年间确有敬丘侯国。但廖先生以为敬丘侯为《汉表》所佚，则需商榷。

《汉志》北海郡有瓡侯国。《王子侯表》载瓡侯（453）武帝元鼎元年封，宣帝五凤二年绝，则《汉志》北海郡之瓡不当注“侯国”。王恢以为《汉表》记瓡侯国除年有误，此侯国延续到绥和二年。周振鹤先生则言“《志》注侯国，不知何故，录以存疑”。因王恢、周振鹤两位先生在进行侯国统计时，皆计入瓡侯国，故所得元延末年侯国数为226。而笔者以为《汉表》所载瓡侯国除年无误，《志》瓡下注侯国当另有原因，故未予计入，所得元延末侯国数为225。

经过分析，《汉志》博山、阴山之“侯国”为衍注，而敬丘确为侯国，至于良乡、瓡是否为侯国则不能确指。既然不能排除《汉志》敬丘、良乡、瓡为侯国的可能性，那么是否意味着《汉表》确有缺漏，而元延三年的侯国总数也要修正为228个呢？笔者认为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侯国更封的因素。西汉时期，列侯封地时有变更，而变更信息常不见于《汉表》。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高帝十二年封高梁侯（137），武帝元狩元年除。如果只看《汉表》，似乎高梁侯国从未发生变动。而《汉书·郦食其传》曰：“食其子疥数将兵，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阳，卒，子遂嗣。”根据本传记载，郦疥后更封为武阳侯，故其封国当由高梁变更为武阳。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周昌于高帝六年受封为汾阴侯（20）。但《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叙传》却记作“建平侯周昌”，可见汾阴侯周昌后更封为建平侯，但更封之事不载于《汉表》。以上两例说明，《汉表》往往会缺漏侯国更封信息，因此在没有《纪》、《传》的辅证下，仅凭《汉表》我们很难获知某侯国发生过更封。结合这一情况，笔者以为《汉志》良乡、敬丘、瓡三侯国也许正与《汉表》中不见于《汉志》记载的利昌、怀昌、卑梁三侯国有关。^[10]笔者倾向于今本《汉表》有关元延三年的侯国信息并无缺漏，《汉表》中的利昌、怀昌、卑梁三侯在分封后可能封地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封地正为良乡、敬丘和瓡，如此则《汉志》、《汉表》侯国信息可相互对应，我们也不必非要以文献脱漏来解释《汉志》、《汉表》之间的分歧了。

[1] 分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第172—182页；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78—387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40—243页。以下引述三位学者观点俱见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2] 《汉表》所载侯国名称明确有误者，本表已作修正。如柔（651），《表》作枣；干乡（679），《志》、《表》皆作于乡，据尹湾汉牍可知两侯国名为柔、干乡。另邛成（604）、兰旗（535），《志》作郜成、兰祺，尹湾汉牍亦作邛成、兰旗，知《志》误。阳乐（713），《表》作乐阳；平旳（286），《志》、《表》皆作平的，传世汉官印有“阳乐侯相”、“平旳国丞”，知阳乐、平旳为是。

[3] 《后汉书·张酺传》载：“张酺，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敖之后也。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据《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张敖子张受高后八年受封为乐昌侯。周先生以为此为乐昌侯国地处汝南郡之确证（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39页）。今按，《张酺传》有关张寿受封于汝南郡的记载并不可信。陈苏镇已有考辨。（《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 ［日］仲山茂：《〈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

[5] 参看下编第七章第一节考述。

[6] 全祖望以为怀昌即《汉志》千乘郡之博昌（《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五，第2571页）。王恢承袭此说，以为只有利昌、卑梁为《汉志》脱漏。今按怀昌为淄川王子侯国，千乘郡不与淄川国相接。全氏之说不足取信。

[7]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25—126页。

[8]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57—58页。

[9] 廖伯源：《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收入氏著《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171页。

[10] 居延汉简EPT53·63简载有“元康二年五月……东郡遣利昌侯国相力白马司空佐梁将戍卒”的记载（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此记载可证利昌侯国元康二年地处东郡，但笔者以为不能排除利昌侯国元康二年以后发生更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