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文不是学问

《作文的基本态度》

郭莽西

“国文不是学问”这一命题的提出，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惊异吧？或者又会有人骂：“又在发狂论啦！”不错，过去是没有这句话的。恰恰相反，过去的老学究们，只认读过“四书五经”，会做“祭文”“挽联”“寿序”，或者会掉几句“古文”调子，哼几句旧“诗”调的人才配称有学问。所以一个国文教师，只要他能娓娓动听地讲解字句，能改得通“作文”，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于学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则不能称为有学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一切新兴的专门学问，都只如物件，可以“用”而已。可以“用”，就不是学问，而是“俗物”了。“学问”是高贵的东西，不，说“东西”就侮辱了“学问”了。“学问”是只可以藏在那名山里，或“藏经楼”里的。而我现在竟敢一反其道，说国文不是学问了。这还了得！如此离经叛道，不是又要惹得老学究们眼出血了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真理是属于这一边的。我既发现这真理了，又何能违背真理说话！

现在，我们先问吧：“什么是学问呢？”过去似乎都只是信口说着：青年们必须求学问哪！却没有人为“学问”二字下过定义。外国不知有没有可以恰恰译成“学问”的字或词。求之于中国，“学问”二字，最早是《易经》上，“有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之句。但“学问”二字还没有成为一个词。成为一个词，则是孟子以后的事情。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究其意义，与《易经》上所说，初无二致，就是说“学”与“问”之道而已。“学”与“问”都是动词。那么，“学问”二字成为一个独立名词，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一时，还无从考得。

不过，就现时所流行的这二字来研究，再溯其源，亦不难给它下出一个定义来。清代的学者里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段玉裁，以至于章太炎、胡适之，无疑的，大家都称为他们有学问的。但是从哪里表现出他们是有学问的呢？无疑的大家就会想到《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读通鉴论》《说文解字注》，还有《章氏丛书》《胡适文存》和《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么我们再问，这些著作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易经》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程序来，那些著作，是以“求其放心”的态度（恕我断章取义地说一回），“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得来的，换句话说，那些著作就是他们一生的“学”与“问”的结晶！“学问”二字成为一个名词，我想一定是从《易经》上那两句蜕化而来的。

不过，要是为“学问”二字下一定义却仍须用那最早的两句话来分析。第一，是“学以聚之”；第二，是“问以辨之”；第三，是“求其放心”。所谓“学以聚之”者，在乎求其“博”；所谓“问以辨之”者，在乎“求其精与真”；“求其放心”者，则在乎求其“无蔽”。这三点，并有其连环性在。

“唯其博”，方能有所“辨”；有所“辨”，方能“精”；“精了，方能真”。但是，如果有所“蔽”，则“辨”亦不能“真”也。所以学问之道，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多方面地学，学博了，并须不断地问驳，以求其精与真。学与问所得出的结果真，方是自己研究的心得，而这“心得”又一定是有系统的智识。这样我们就可下出一个定义了：凡是用客观的态度，学博了，问辨真了的有系统的心得与智识，便是学问。

这就很明白了。所谓学问便是有系统的智识。反之，便不是学问！换句话说，平时所知道的零星的智识，只是零星的智识而已，不能称为学问！至如仅能背诵《古文观止》，能背诵《唐诗三百首》，或能背诵“四书五经”，或从而能人云亦云地哼几句旧调子的“古文”“八股”与“旧诗”，那更不能称为学问！故黄梨洲在其《明儒学案·发凡》里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不过，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明白的，就是“学”与“问”的对象。过去所谓“学问”，都只是书本子里的东西。但《易经》时代还没有什么书，他亦没指出“学”与“问”的对象仅仅是书。要学要问的是宇宙间森罗万象的一切事物，换句话说，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若能求得了解就无一不是知识，这些宇宙间一切森罗万象的智识，只要有一“象”系统化了，便是学问。也就是说，宇宙间森罗万象，要研究起来，就无一不是学问。

从这观点去看一切学科，化学也好，物理也好，生理学也好，动植矿物也好；要细分，电学也好，研究也好，仅是一种病原菌的毕生研究也好，无一不是学问！历史也好，地理也好，那更不必说；就是一地的物产的研究，它也不失为学问。因为它都必须是有条理有系统的智识。是有条理、有系统的智识，都是学问。

再明白些举例吧：一本历史，就纵的说，它一定从太古说到上古，从上古说到中古，又从中古说到近代，从近代说到现代；就横的说，它一定讲到政治，也讲到经济，讲到社会，更讲到学术文化。一本地理，它一定先来个总论，然后分说。都是有条理有系统的智识，所以也都是学问。

但是，我们反观“国文”这一课呢？其错乱纷杂的程度简直是令人不可信的。一本“国文”里，就文字说，忽而一篇文言文，忽而一篇白话文；就文体言，忽而一篇记事文，忽而一篇论说文，又忽而一首诗、一个戏剧；就内容论，忽而一篇讲天文，忽而一篇讲地理，又忽而一篇论到国家大事，又忽而一篇是梦里依稀的情绪的抒写，诸如此类，纷然杂陈，简直令人莫名其妙。近十余年来，教育部的课程标准修正以后，国文的编辑方法也似乎进步了许多，加进了文法、修辞、文章作法之类附加教材了，但有的国文教师对这些附加教材却不曾加以注意，更毋庸说“教”了。所选的文章，未必可为某一人或某一体的代表作姑不必说，而文言、白话依然杂选如故，记叙、论说照样交错而出，内容呢，大都是三五十岁以上的人所有的生活经验或见解与感想，一个十五六岁以下的少年如何能够了解与领受！所以在学校里，除非遇到国文教师有如簧之舌，有其特种才具的，学子们对国文一课，尤其是作文，一闻铃声，就如上刑场的命令发下一样，真是一件苦恼的事。一个题目出来，大家简直不知如何方能涂上几行！按诸实际，实在也是难怪的。一个十余岁的少年，生活经验既然谈不上，学识与思想方法，自然不会有，再加上根本不懂得表达情意的方法，要他们凭空挤出一篇“文章”来，如何可能？常言“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而他们的则不但无米，就是“巧”也不曾有呀！

一本国文，所选的都是短文，体制之杂又如此；论内容，那自更谈不上系统与条理！则国文不是学问，其理不是一百二十万分的明白了吗？

不过，大家一定要问：我们到学校里为的正是求“学问”，国文既然不是学问，而学校里的国文课程，却自小学直到大学都那么重视，其理何在呢？我们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读“国文”呢？

问题就在这里！

学习国文，其目标不是希冀从国文本身去求得学问的，因为国文本身并不是什么某种有系统的专门学问！原来学习国文，目的只在养成运用语文的能力而已。譬如，你今天有什么事要告诉远在千里外的朋友，而暂时又还没有人可以为你驰往报告，也还没有无线电或长途电话让你使用，于是你必须用书牍，而用书牍就必须有运用文字的能力！同样，你若有什么经国大计要贡献，希望当世采纳施行，而暂时又还没有无线电广播之类可以供你使用，则你必须草成长篇大文公布之于杂志报端方可，而草成长篇大文呢，就更需要有运用文字的能力！此外，当你喜怒哀乐的情绪涌来之际，不能发之于美术音乐，而荡气回肠之下，需要发之于抒情的诗文，则你运用文字的能力，就必须超人一等了！论学问，前面所说的有系统有条理的整个“经国大计”便是你的学问。而这“学问”若欲公之于世，你便需要先发表一篇研究的论文，并须附有一个缜密的计划方案的草案，前者用的是“论辩文”，而后者便须用“说明文”的体式！所谓论辩文，所谓说明文，都是文章的体式，此外如记事文、叙事文、抒情文……都是。我们要学习运用文字的能力，便须特别注意这些体式的运用！我们过去读国文，都只是摇头摆身瞎读一番，从不注意所为何事，因之先生一个题目出来，便不知从何下笔！中学毕业了也往往很少人写得通一封像样的信，大学毕业了也很少人能写成几篇合式的文章；明明读了十年以上的国文，而一般不是读国文系或中国文学系的竟认为能写文章根本不是他们分内的事！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往往一封白话书信亦别字连篇！如此，试问当你对某种学问有什么心得要发表的时候，将如何办法呢？这都是根本不明白学习国文的目标之故。

我曾在一次国文讲演里分析过文章内容的本质，认为不外乎知、情、意三种心理现象的反映，发之于文，则“知”的文章，大体上属于“说明文”的范围；“情”的文章，大体上属于“文学创作”的范围；而“意”的文章，大体上是属于“论辩文”的范围的。我又曾在一次演讲里分析文章的效用，认为不出哲学上的所谓“真”“美”“善”。这些都另有专文论列，兹不具赘。我不过是说当我们读一篇国文时，如果要加以学习、研究、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用这尺度衡量。学习写作时，也应该思维一下，要写的题材是属于哪一种心理现象，同时你想获得哪一种效果。这样，当你下笔以前，你就不难选取一种体式、句式和词式了。

总而言之，学习国文的目标，是叫我们学习体式的运用，以及句式、词式的运用的。换句话说，学习国文的目的是在于养成利用文字来表达知、情、意的能力的。

不过，目下的国文教科书，还不能完全担负这种任务，不，在过去也是如此的。所以过去学习国文的人，又往往另外再捧一部《古文辞类纂》或《经史百家杂钞》来作为课外补充读物。但现在是连这也不够了，不但不够，而且也不适用了。谁都知道，时至今日，无论哪一种事象，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以至于一切的科学哲学也好，都已复杂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那种“义法”很严、篇幅短到可怜的所谓“古文”，实在无法表达这样错综复杂的事象与思想了。例如韩愈的古文，你说是说理的文字吗？通观韩愈一生所作，在学术思想史上可有他的地位？在这方面说，谁也知道，他还不及李翱。你说他的古文是文学作品吗？有几篇够得上这标准？充其极亦只能当得“杂文学”这名词罢了。所以韩愈在当时虽是文坛祭酒，而用现在的眼光去批判他的古文，可以在文坛上不必有他的地位。现在是一个动力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快速度，因此一切事都分工愈细则愈好。

运用文字亦复如此。时至现代，需要我们知道的事太多了，不是专门研究国故的人不应把一些可贵的精力消耗在训诂注疏和咬文嚼字的工作上，我们应该绝对屏弃那种古老的文言文的运用，而致力于新的白话文字的创作。谁也知道，白话文学虽已流行了二十余年，大家却还无法写出一张简明堂皇的白话布告或通告。就是一篇短篇的评论文字，写得简洁明净而堂皇的，蔡元培先生以后，除了《大公报》的社评，也几乎很少见到。今后我们学习“国文”，根本不应只捧住一本“国文教科书”。须知学习运用文字能力的机会，随处都是。一本数学教科书，其定义便是最标准的说明文，一个简章的条例亦是如此。一本书的编辑大意或凡例，也是最标准的应用说明文。一部或一篇划时代的小说或诗歌，便是最标准的抒情文。一部研究性质的大著作，便是极有组织极有系统的论说文。现时代表达一种意思或事象，用的都是这些体式，这些方法。所以我们应该随处去学，而且较之国文教科书里可学的要多得不知多少。

学问与生活经验是需要的。若没有学问或没有生活经验，作文便没有了内容，换句话说，根本就用不着作文了。不过，今天所讲的不是求学问的方法，而是讲学习运用文字的方法问题而已。

大家也许问：先生所讲的文章作法，不也是有系统的知识——学问吗？不错，有系统的研究文章作法，也是一种学问。不过，我们学习“国文”，目的却只在养成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并不在希望成为一个“文章学”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