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翻译的镜中世界

“Whatever may be their use in civilized societies, mirrors are essential to all violent and heroic action.”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自古以来，镜子是一件蕴意丰富的物品。英语“mirror”一词源自拉丁语的“mirare”，原为观看（to look at）和被迷惑（be amazed）之意。镜子古称“鉴”，字从金，其象形取自一人弯腰，倒影映照于一盆水中，意为自照自反，其后引申为观察和令人警惕之意。从镜子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真实的探寻、认识自我的努力，对美与身份的追求，也会观察到与我们的心灵、虚荣、欲望等产生微妙关联的细节。

希腊神话中，河神刻菲索斯（Cephissus）与仙女莱里奥普（Liriope）之子那喀索斯（Narcissus）临水自照，凝视着湖水中那个翩翩美少年陷入爱恋，最终郁郁而亡，其身化为孤芳自赏的水仙花，永远低头凝视水中自己的倒影。这个故事里，水面发挥了镜子的映照功能，那喀索斯之死则留下了恒久的训谕：镜像可能会成为我们沉溺虚幻而走向自我疏离的迷途。

镜子是人类认识世界、识别自我的重要工具，也是经常被用来说明文学艺术本质的隐喻。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艺术反映生活看作镜中的影像，认为艺术家模仿着影子的影子，不论艺术家如何努力，希望经由作品逼真再现世界的各种面貌，作品终究只是如幻似真的虚构，而非实在的世界本身：“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旋转，你会马上造出太阳、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1]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模仿，只能描摹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写出事物的真实，恰如镜中的映象一样虚幻。

中国的诗学传统也有镜之喻，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一方面强调其‘静’，一方面强调其‘虚’”[2]。老子曾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德经》第十章）认为人心深邃灵妙，要去除各种错乱繁杂的信息，就如同拂去四面八方的灰尘，方能保持清明公正、明澈如镜的本心。庄子有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这说的是镜子客观如实映照事物而不留物象的特质，并进而联想到心灵的开放性与涵摄性，指出人心应该和镜子一样不偏不隐，充分地反映自然，逼真地显现真朴。在佛家的观点中，“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僧肇语），镜子可以映照出大千世界，恰因其本身空无一物。同样地，人的神思若要游于万初，首先也需放空心灵，如苏轼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同样是以镜为譬，西方的诗学传统重在突出作品对外物逼真灵动的描摹，并强调虚幻与真实的差别，中国的诗学传统则用来观照创作者的内心，将明静虚空的诗人之心看作审美创作的前提条件。对应翻译研究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镜子”也是用以理解翻译的一个重要隐喻。一方面，我们期待译作如同一面平整明亮的镜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完全忠实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风格和手法；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译者自身的退场或隐没，“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毕竟读者对译本的解读与欣赏，最希望获得的是对原作的理解，而并非译者借翻译之名而进行的自我创作。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引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话来表明这种传统的翻译观：“译文应力求透明，以使其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让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3]

现实中，译者即使甘于努力让自己变得透明，仍不免受到各种责难；他们念兹在兹的“等值”，期望对原作逼真而忠实的再现，始终也只是一种至美的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当我们凝视他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里既有他者的影像，同时也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我们对他者的理解，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所左右和夸大的部分，有想象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的盲点。因此，跨越语言的壁垒和视角局限而产生的译本，如果真是一面镜子，也难免在文化的摩擦与语境的挤压中发生变形，甚至有可能支离破碎。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若在意外中打破了镜子，我们只能收拾碎片，但结果却会是更意外的发现：镜子之碎片一样可以反映影像，而且更加具有多元性。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以非凡的独创性和洞察力，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定义了翻译。斯坦纳将翻译描述为一种“阐释运动”（hermeneutic motion），是一种具有认知力的、有意义的解释行为。翻译并非原作的镜像与转写，而是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理解和认识的再现。翻译这一阐释运动分为四个阶段：首先，译者对文本的意义产生直觉的信任，这种信任源自他对世界一致性的信任；其次，译者不动声色由信任转为进攻，“冒险一跳”（ventures a leap）对原作发动攻击将其据为己有；再次，译者通过“归化”（domestication/ naturalization），将异域之知加以提取和引进，并“打乱或重新定位整个本土结构”；最后是恢复阶段，译者“满载而归”（come home laden），并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来弥补他在直面文本的过程中造成的失衡。最终，斯坦纳给出了饶有深意的总结：“翻译就像一面镜子，它不仅反射光，并且产生光。”[4]

这或许是我们理解翻译之镜的另一种方式。如果翻译是一面镜子，那么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反射原作的光，也会产生自己的光。我们与其追问翻译对原作之光的扭曲，不如将其看作文本的另一种客观存在，冒险纵身一跳，进入译作本身，观察其本身独特的透镜构造，寻找文本之光的不同来源。这不仅帮助我们逼近原作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文本旅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丰饶世界，将在这奇妙的镜中之旅当中，向我们缓缓打开。

王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