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想着他们的向死而生

刘庆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黑白男女》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德艺双馨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刘庆邦总能直面矿难这一残酷现实，他塑造的郑宝兰、卫君梅等女性形象，一方面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多重选择，爱情与责任，坚持与妥协，让人看到了一个群体的无奈与执着。看似家长里短的琐碎背后，诉说的都是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真实，而这正是文学的可贵之处。他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机械化、信息化，但人类精神也可能会越来越痛苦，最后成为机器的奴隶。

刘老师好，现在是早上5点半，我知道你有早起写作的习惯。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清晨，我们要开始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矿难。去年你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黑白男女》，以三个死难矿工家庭为主线，叙写底层百姓的悲喜人生，关注死者身后孤儿寡母面临的生活和情感的艰难重建。李敬泽先生称你这部书是“心安之作”。这样一部在你心中搁了十几年的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积累？

我写过大量煤矿工人的小说，长篇有三部，《断层》《红煤》和《黑白男女》。这三部长篇，也可以说是煤矿题材三部曲。《黑白男女》是我对煤矿生活不断思索、不断积累，从而写出的一部长篇。写出来后，煤矿题材的小说至少是告一个段落了。写这三部长篇的过程，是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提高的过程。《断层》是1986年写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从改革的角度写矿上生活比较多。到了《红煤》，开始写人，写人的感情，盯着人来写，尤其关注农民进城打工的心理。到了《黑白男女》，积累更丰富，情感更饱满，人物更多，人性更复杂，我诚心要把它写成带有总结性的煤矿生活小说，或者对自己来说是集大成的煤矿生活小说。《黑白男女》表现的是矿难后矿工家属的生活，我没有直接写灾难，没有直接写井下。咱们都知道，中国用煤很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煤炭有大量需求，煤矿从业人员很多，号称700万矿工，年产几十亿吨煤。但是因为安全技术薄弱，每年都会发生安全事故。大事故如瓦斯爆炸，有几年连续发生，死亡上百人。瓦斯爆炸造成大面积死亡之后，矿工家属怎样向死而生，怎样建立新的平衡，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是记者出身。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克·吐温、狄更斯等等。你曾在《中国煤炭报》工作多年，也曾是记者、编辑，这份职业是否也成就了你关注矿难的独特视角？

这份工作让我采访了不少矿难死亡者家属。印象最深的有1996年5月平顶山发生的瓦斯爆炸，炸死80多人。第二天我就采访去了，直接采访矿工家属，听他们的哭诉；跟着处理事故的人，听他们谈善后怎么处理，掌握了大量细节。后来写了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将近两万字，发在1997年的《中国煤矿文艺》杂志上。这篇纪实文学在全国煤矿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个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专门给我写信，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感谢我这么深入地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特别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写矿难；第二个，要求全国煤矿管安全生产的干部都读读这个作品，对矿工的生活负起责任。当时全国各地有五十多家矿工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广播站广播时，有的播音员都播不下去，矿工听着失声痛哭。《生命悲悯》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以致后来我到煤矿上去，矿工站成一大片，要敬我酒。我自己也很感动。如果你真是贴心贴肺为矿工着想，踏踏实实想他们所想，确实会引起他们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确有为人民服务的作用，煤矿题材的文学就是为工人服务。直到现在，《生命悲悯》还在发挥作用，被当成安全生产的教材使用。今年到河南焦作，我听说新工人进矿后，先是技术技能的培训，再有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还人手发一份《生命悲悯》让他们去读。精神教育和心灵教育，使他们真正对自己的生命重视起来，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

在你写《生命悲悯》时，面对矿难，有没有具体事件让你注意到人性的变化？

《生命悲悯》是去平顶山写的作品。2000年时，徐州发生了一次透水事故，事故第二天我就赶到了，在大雪中和矿工一起等救援。最终救出了20多人，死了十几个。那一次对我震撼很大，连夜写了三个整版的报道。写完后，觉得有些细节还没写，有些情感还没表达。比如采访中，有一个年轻人父亲在井下还没有救出来，他就问我：“这次我爸爸要是不能出来了，我能不能顶替我爸爸参加工作？”我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正赶上下岗，这个年轻人技校毕业，还没工作。我说：“希望你父亲能救出来。”他要参加工作，以父亲不能出来为代价，我觉得他的想法挺悲哀的。后来我就写了短篇小说《雪花那个飘》，发在《上海文艺》，这是新闻报道之后写的文学作品。

多次矿难报道，是否也让你的使命感越来越强？

我多次采访矿难，一直想写一部长篇。有了这个想法后就做了一些积累，对全国的安全事故非常留心，一看哪儿出事故，就看报道，去做进一步采访。2004年至2005年之间，中国煤矿先后发生三起重大事故。先是2004年10月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瓦斯爆炸，死了148人。接着是11月份陕西的陈家山煤矿发生矿难，死了166人。转过年2月，辽宁阜新孙家湾矿难，死亡200多人。不到四个月时间，500多工人死于矿难，而且都是青壮年，上有老下有小，多悲哀啊！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要尽快把小说写出来。我选择了去阜新孙家湾矿区深入生活采访。去了以后，那里也有朋友，对我招待很好，领我看这看那，但就不让到矿上去。说时间过去，别再提了，不让再揭伤疤，把这当成了负面的东西。这个事情让我体会到深入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你想深入人家就让你去的。

我决定往近处走不往远处走，往地下走不往表面走，往熟悉的地方走不往陌生的地方走。去之前，还对自己约法几章：少应酬，少喝酒，少打手机；多走，多看，多听，多记，多思索。真正做到扎扎实实深入生活。刚去的几天，水土不服拉肚子，拉到眼冒金星，夜里直出虚汗，但我还是坚持，一边吃药，一边走访。中秋节那天，我自己买了月饼、水果，去矿工家里访问。和亡故工人的妻子、女儿谈了一上午，还到工人墓前默哀。此时正好《人民日报》约我写短篇，我就写了一篇《清汤面》，选取采访中的一点。《清汤面》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红旗》杂志的《红旗文摘》《中国煤炭报》都转了这个小说。

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来源。你的小说《神木》《卧底》也被拍成了电影，有成功的，也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很多好的影视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但是，有的小说适合改编，有的不太适合。《神木》改编成《盲井》，改得比较成功，忠实于原著，忠实于作家的想法与故事情节。《卧底》不成功，把作者原意弄拧了。但改编有时候也不是导演能左右的。我自己写小说，不大改影视，会把改编权交给别人。我认为，影视是集体创作，参与进来就要妥协，很多要听人家的。写小说完全自己做主，按自己的思路来写。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文本，黄健中让我改《走窑汉》，准备参加国际电影比赛，我给改了，在春节期间，我自己还比较满意，但没有拍成。从那以后我就没再做过改编。听说改编起来很不容易。影视和小说思维方式也很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深入的、心灵化的过程，影视表现心灵很难。所以还是踏踏实实写自己的小说。

在去煤矿工作之前，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自己的经历比较丰富，中国大的事件差不多都参与过了。一个人的创作和经历关系密切，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写了《平原上的歌谣》，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写三年困难时期的长篇。一个作家，我认为他的写作是回忆的状态，要有可回忆的东西。

这些经历有记录吗？

全靠记忆。现在写日记，以前没有。那些记忆深深地存在你的脑子里。不写作时，记忆可能是沉睡的状态，唤不起来；但是一旦想写一部长篇，你找一个方向，一个线索，记忆会被唤醒。一旦进入写作状态，那些细节会纷至沓来，有时候让你觉得惊喜。如果不写作，这些可能都浪费掉了。人写作，其实都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人际关系很丰富。村里几百口人，互有宗亲关系，都认识，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兄弟姊妹六个，这也是重要的人际关系。这种创作资源只在我们那时候有。现在的孩子亲情关系很少。

我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亲人的生死离别，感情上受到很强的冲击。我父亲1960年去世，那时我刚9岁，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我披麻戴孝，为父亲摔盆，印象很深。两年后爷爷去世。从小爷爷把我带大的，带着我求人念书、听戏。紧接着，小弟弟也去世了。小弟弟生在困难时期，营养严重不良，得了佝偻病，好几岁不会走路。死了后我非常伤心，哭得昏了过去。从父辈到爷爷辈到同胞弟弟，相继去世，从小就经历生死离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少年情感比较脆弱的时候，但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打击，一生都难以忘怀。我的感情很脆弱，意志很坚强。这些都是生活中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首先是生活造就了我。

父亲去世后，家里肯定很艰难，母亲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写作要找一个老师。除了生活，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这样说并不在于她教我写作，而是在做人上，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把我们养大，吃了很多苦，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她要我们到什么时候都要争气、要强。我母亲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母亲的奖章》。母亲身材并不高，但长得特别精神。父亲去世后，大姐、二姐都不能上学，母亲跟男劳力一起劳动。特别是春天，天那么冷，河那么凉，下河捞水草，男的都不愿干，母亲天天下河捞水草，非常艰辛。我跟母亲学会了怎么做人，怎样勤劳，怎样保持坚强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不垮下来。

生活之外，阅读在你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或者说，你小时候在农村能不能看到书？过去河南乡间非常流行的戏曲、曲艺是否也影响了你的成长？

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和阅读密切联系，也可以说精神史就是个人的阅读史。阅读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小是被动的阅读。一般农民家没有书，但爷爷有书。他听说谁有书就跟人家借来，借了就不还了，把书藏到了我们家的三屉桌里。很多书名我已经记不起。爷爷临死时母亲问他：“你有啥要求啊？”他说，把书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到另一个世界，还要让书来陪伴他。我母亲就答应他了。那些藏书大部分都放爷爷棺材当枕头用了。后来，读了中学以后，开始有书看。在中学有图书馆，可以看到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部长篇是《青春之歌》，很痴迷。看了林道静，形象那么美，只身一人跑北戴河去，一个少女那么有勇气，对自己也是一个激励。

当时读书还没想到写东西。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念书，只能回家当农民去了。那时候在家，除了自己看书，还给家里念书。印象最深的是我给家人念《迎春花》。在煤油灯下，晚上睡觉前，大姐二姐母亲都在，我都躺床上了，正在看《迎春花》，母亲就让我念念。一个长篇，差不多念完了，念到感人的地方，全家人都感动。

在农村觉得很苦闷，初中毕业后没有出路，自己心也有点野，“文革”期间大串联，自己跑了很多地方。先是跑到北京，回到家又带了行李，走武汉，下长沙、韶山，到江西，又跑到杭州、上海、南京，把中国最大的城市都看了。15岁的一个少年，出于对鲁迅的崇拜和敬仰，到杭州后，一天步行120里地到绍兴鲁迅故居去看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那时候内心文学的种子已经在萌动了。知道了外面还有如此大的世界，在家里就待不住，苦闷，一直想重新走出去。觉得只要能离开老家，只要能不当农民，干什么都行。但是出不来。那时候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是当兵。体检过两次，政审就被刷下去了。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冯玉祥部队的下级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抗战胜利70周年，我写了一篇谈父亲的文章，他参加过台儿庄大战。走不出去，我觉得很绝望。有一段时间很忧郁，饭也不想吃。母亲很可怜我，替我忧虑，早上给我煮一个鸡蛋，大姐二姐都让着我，弟弟妹妹也不让吃，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当时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忏悔这件事情。其实母亲是为了安慰我。

你后来怎么去了煤矿？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

当时村子里安有小喇叭，播的都是一些批判稿。我听了几次后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为啥都是别的公社、大队的稿子，我们公社怎么没有一个人写？我能不能也写一篇批判稿？我就在煤油灯下写了一篇。投稿后没想到几天后就广播了。母亲听了也很高兴。我成了公社第一个写广播稿的人。因为这个，我参加了公社宣传队，后来陆续写了几篇稿子。那时候没稿费，但会写信通知。我收藏了好几封广播稿采用通知。

命运发生转折是1970年。新密矿务局到我们村上招工，我因为在宣传队，最早得到这个消息。招工的说：“去了是挖煤，可苦了。”我说：“挖煤我也愿意去，只要有走出去的机会。”不过到了矿上还是参加矿上的宣传队，写广播稿。开始写作是1972年宣传队解散后，我在矿上谈了女朋友，不甘心，觉得除了干体力劳动还应该干点别的，就选择了写小说。第一篇是写老矿工如何节约的。写完没地方发表，给女朋友看看，得到赞赏就放下了。现在一共写了三百多篇短篇。我回忆了一下，我三百多篇短篇，没有一篇废稿。很多作家成麻袋装退稿，我幸运的是，短篇没有一篇废稿。

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从我很年轻时（1972年我21岁），就选择了写作的道路，而且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自我怀疑，从来没有放弃。有人说“看不出你有什么文学才华”，但是我自己没有疑问，我坚信自己。后来当编辑，担任副刊部主任期间，有些领导说我不务正业，我说副刊主任可以不当，但不让写作不可能。那时白天编稿，忙一天，晚上早早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写作，一个短篇要写一个月，一年能发三五个短篇。我的写作，有人质疑，但我从不放弃。我认定我适合写作，内心深处喜欢写作。

你和年轻的写作者接触多吗？对他们的创作有何建议？

跟青年作家有不少接触，每年鲁迅文学院办班我都去讲课，和中学生也有过一些交流。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对网络文学的看法。我说网络文学我看得很少，有时间还得写作。有时不得不看一些，比如给网络文学大赛当过评委。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失望，大部分品质很差，大部分是垃圾，真正的精品很少。原因就是文学的商业化、娱乐化、碎片化、表面化造成的。网络写手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上班族看了一乐，根本不打算留下来，能赚到点击率就行了。从网络写手的这种态度就知道写作的品质是不靠谱的。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受众读网络文学，口味被败坏了，好作品看不出来。长期以来粉丝文化拉低了国民的阅读趣味。这是很大的问题。还是要多读经典，这样审美趣味才能提高。继承传统文化，不是继承传统的写作方式，不是继承原有的情节，而是继承更高级的审美趣味。低级趣味是迎合的。受众很愿意接受低级趣味的东西，因为接受起来方便，不用动脑子，更重要的是，低级趣味中有很多动物性的东西，使人越来越懒。高级审美趣味需要调动智慧。

网络与自媒体使创作的生产力大大解放，但也造成了泥沙俱下，糟粕泛滥。网络中没有挑选，没有把关，大量信息是无用的。人变得更封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了，嘈杂声音很多。人不倾听内心的声音，造成了自我迷失。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对环境的破坏、对道德底线的突破等等。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年轻人该如何看待？

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从文学角度讲，人走到哪一步都是一个困境。人类来到世界不是享福的，是受罪的。更多时候人不是幸福的，不是快乐的，是痛苦的。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老的困境解决了，新的困境又会出现。比如过去我们没吃的没喝的没穿的，整天忍饥受饿。但现在吃的多了，很多疾病随之而来。过去我们烧煤、烧柴都很困难，现在煤炭又产能过剩，大量烧煤产生空气的污染。又比如交通问题，机动车泛滥。比如最近北京老年代步车泛滥。世界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机械化、信息化，但人类精神也可能会越来越痛苦，最后成为机器的奴隶。我认为人类的精神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物质发达解决不了人的精神痛苦。林黛玉、贾宝玉物质很丰富了，但他们的痛苦比刘姥姥要多。

设问人：金涛 《中国艺术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