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之前，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县中一排6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上有瓦片，下铺木地板和地面隔出半尺的距离，天花板高得似乎可以在室内放风筝。但光线是暗的，如同一个沉思者的内心。我在1986年秋天的一个黄昏住进这里，除了出去读大学和在乡下教书的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它青灰的屋顶下徘徊和睡眠，性格也像受了环境色的烘托一路低沉下去，从长着绒毛般胡须的少年变成了在家里一言不发的青年。
我的房间靠窗，墙上歪斜着我画的油画风景。临窗笨重的书桌上长年堆满《诗歌报月刊》和《青年文学》。由于屋前有走廊，阳光永远投射不到桌面。天气好的话，能看到槐柳绿意蓬勃的影子晃动着把窗玻璃擦得黑亮闪光。我的藤椅上总垫着厚厚的毯子，这使我的无聊和孤独都具有了舒适的韧性。
我慢慢习惯了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和写作，有时也像画家那样摆开架势作画，把绷好了画布的框子倚靠在窗台上，临摹一些写实主义的名画，冬天画盛夏的海滩，夏天画被陈雪和暮色掩埋的欧洲小镇，镇口的大道上瑟缩着两个路过的异乡人。我用画作对季节做些更正和平衡，它们比我的文字作品更直接地宣示了房间的性格。可是能见识我的油画的人太少了，我的藤椅在一年内接纳的臀部不会超过两个，它们的主人大多比我还顾忌我严肃过度的父母，环顾着四壁压低嗓子说着话，遗下几颗烟蒂就匆匆地走了。
1994年春天，我的窗台一度成了爱情平台。我早晨起床，会发现一封昨晚才写好的信卧在那里等我。它的主人在凌晨跑步到我家门前充当自己的邮差。那是一些和我的房间性格差异很大的信，沾着户外跳跃的阳光的气息。它们改善了室内的光线，我每天慌乱地展开信笺时，不管信纸上的天气如何，都像是在迎接晨光的降临。
没有爱情的春天更多，槐柳繁密的叶片及苍蝇般的果实在阳光下的色泽和腥香会刺伤我的眼睛和鼻膜。我从瓦片的阴凉下出来，蹲在槐柳下的草丛边，能注意到两只蚂蚁的决斗和一块光斑在树干上的移动规律。如果是在夏天，我还能看见玻璃碎片、金属片在泥地上闪光。我经常在这种光点发散出的迷惘中打发掉一个又一个睡过了头的午后。南风起时，屋前操场边的公共厕所的气味若有若无，令我想起菜园在烈日下蒸发出的气息，继而想到郊外的泥坝和草帽。我的心跳节律显然受到了瓦房的影响，我爱上了发呆，无法忍受快节奏和过分充实。我甚至认为，发呆和愉悦的无所事事对于一个习惯于把自己定位成艺术家的年轻人来讲，是一种必须和高尚的生活方式。
由于住在瓦片下，我的耳朵记住了雨夜的各种音乐—雨在屋顶上时缓时疾的跑动，以及它悬挂在屋檐上的无休无止的叹息，而地板把雨天的湿气和普通人对潮湿的厌烦挡在半尺之外。我常在暴雨之夜坐在沙发里看电视至深夜，不清楚是在欣赏电视还是欣赏雨所制造的在室内的暖意。有几年的冬夜，我还蜷在被窝里听到了雪粒在瓦片上的蹦跳，如同音乐盒在午夜发出的声音那般微妙动人。
在冬暖夏凉的瓦片和木地板之间，我们一家五口一起过了十个又羞涩又温暖的年。在和客厅隔着小院子的同样覆盖着瓦片的厨房，热腾腾的空气里浮动着妹妹、弟弟和我努力控制着笑意的脸，它们最初像苹果那样圆润，随后被时间一点一点拉长了。后来，我和弟弟离开了家乡，妹妹从瓦片下嫁到了城东的高楼上。父母也在1999年底搬进了新买的楼房。采光极好的新房子改变了我们家阴沉的家庭性格。而妹妹和我们的距离、我和父母过去的紧张关系、弟弟的健康……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
2002年秋天，我回县城时发现我们的老房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包括门前的槐柳、杂草，还有公共厕所，取代它的是一幢新教学楼。那一刻，我忽然有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好像我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时光也被推土机隆隆地铲去了。我想象不出来，在时间面前，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我同样想象不出的是，要过多少年，我才能淡忘在瓦片和木地板之间默默长大的感觉。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