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与君分袂，各自东西不回首

葛亮

重读《朗读者》。

这本书的意义，总觉得，在于重温。不同的年龄阅读，会有相异的认知与结论。这意义或许和坚执相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它亦会提示，用一己的价值评判体系去估价他人的行为，是愚不可及的事。

初读时，很容易将之总结为两个失败者的故事。汉娜和米夏埃尔，在各自的人生中逸出轨道，进而改变对方。历史的颠覆中，难以全身。一个罪孽深重，一个肩负阴霾。这场角力，以少年的情欲开始。“假若这种贪欲的目光和那种欲望的满足一样很恶劣，假若这种主动的幻想和这种富有幻想的行动一样很恶劣——那为什么不去满足它，不去采取行动呢？我日复一日地明白自己无法放弃邪恶的念头。我也想采取邪恶的行动。”但最后败下阵来的，也是他。他投入了爱，不仅因迷恋这个女人丰熟的肉体，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延宕与迁就，同时间，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一生输给了一个秘密。汉娜的失踪与藏匿，突如其来。他们仪式一样的幽会，已千篇一律。洗澡、朗读、做爱。他为这个女人朗读，以他们的母语。《奥德赛》《战争与和平》《一个窝囊废的生涯》。比起性事，她似乎对此甘之若饴。

在她不告而别之后，重逢已是在法庭上。米夏埃尔以法律系实习生的身份，列席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而被告之一，正是汉娜。汉娜在二战时期做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因对三百多名犹太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而受审。米夏埃尔心中的煎熬随审判的进行日益加深，而汉娜往日的秘密也初现端倪——她是个文盲。她一直保守着不可言说的秘密。而她的一生，也为这个秘密而左右。“正因为如此，她才回避在有轨电车公司晋升的机会；她在做售票员时可以隐藏的弱点，一旦参加司机培训，就会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她才回避在西门子公司晋升的机会，而成了女看守。正因为如此，她为了逃脱和笔迹专家的对质，才承认是她写了那份报告。”汉娜揽下了所有的罪名，最终被判终身监禁。米夏埃尔为自己明知汉娜的秘密，但却没有勇气替她澄清罪责而负疚，私人罪感与公共罪感——为纳粹期间“德国罪过”所负有的罪感——之间形成了冲突，也为“二代记忆”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记忆伦理难题。

这构成了在八年以后，米夏埃尔再次成为朗读者的起点。其间，他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乃至受挫的性爱。他寻找过的每个女人，都有汉娜的轮廓。他重读《奥德赛》，发觉这个故事，说的不是回归，而是重新的出发。于是，他又开始朗读，并录音，将它们寄给了服刑的汉娜。施林兹勒、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海涅与默里克的诗歌。第四年时，他收到了汉娜的回信。“小伙子，最后一个故事特别棒。谢谢。”汉娜依照他寄来的磁带，与书籍的阅读，学会了写字。

是的，看到了这里，我怦然心动。类似于某种逻辑的打通。不是文学的逻辑，而是汉娜人生的逻辑。她终于可以真正通顺地梳理自己，而非一味无原则地羞愧。她一生的罪感，起初来自掩饰。掩饰的是自己与文明之间的鸿沟。不惜卑微地退缩、企图泯然于众人。但当她学会了读写，却清晰地发现，自己更为深切的罪。在狱中，她找来阅读的是犹太人幸存者的文学作品——普里莫·莱维、埃利·威塞尔、让·埃默里（JeanAméry）等人写集中营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处绞刑的报告。

书中并未以任何叙述视角透露，这些作品给予汉娜的影响。但她在自尽之前，十分妥帖地安排了将自己一生的积蓄，留给了指向她罪行的那场大火中唯一的幸存者，一位犹太裔的女作家。

这其间有清晰的隐喻意义。她作为战犯，向德国“二代记忆”的记录者所表示的忏悔与救赎。而这一切，以“无知”开始，以“文明”结束。小说未写其觉醒，但却在法庭上借汉娜之口，质问了法官，“如果是您，您究竟会怎么做？”

“文盲”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解释罪行的理由。而深谙文明内核的社会精英，曾如汉娜一样地做出自我的选择。这是战后的德国，在不断强化对道德机制的开启，重新反思过去的绵长过程中，积极致力面对的问题。“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历史的吊诡，也道出了每一个平庸的恶者内心的狡猾与麻木。汉娜或是幸运的，因其“文盲”的身份、支离破碎的知识体系。“识字”的过程，造就其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在蒙昧中拨云见日。而精英者，代表着这世界上的拥有朗读权力却甘于“默读”的人。他们和文明之间，存在着自欺欺人的断裂。他们如此笃定于自己的行为，做一片尽忠职守的“雪花”。勇敢者，可倾覆自己，面对荒凉过后的泥泞；懦弱者，抱残守缺，了此一生。

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乃至艺术，扮演了什么角色。德国戏剧家彼得·史耐德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奥斯威辛审判时他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形。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在家庭结构中面对父辈的感情，与将之放在历史节点评判时所带来的道德困惑。他的父亲是一位作曲家和乐队指挥，他说道：“就在我们反叛的时候，我们也尽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父亲这个显然该问的问题：当犹太人音乐演奏者一个个被清除出乐队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可叹的是，这个问题，恰与一部电影构成了微妙的互文。这部电影叫作《钢琴家》（ThePianist），取材自波兰犹太裔作曲家和钢琴家华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回忆录。其恰从受害者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应。史匹曼在迫害中流离，偶遇德国军官威尔姆·欧森菲德，被认出是犹太人。问及职业时史匹曼说自己是一个钢琴家，于是被要求演奏一曲。史匹曼演奏了肖邦的第一号叙事曲，琴技折服了欧森菲德。他因此决定协助史匹曼躲藏，并定时提供生活所需。不言而喻，这给史匹曼最终逃出生天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军官的设定，亦符合《夜间守门人》式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由于艺术的共情性，造就欧森菲德施以“小善”，从而保留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究其底里，史匹曼得以幸存，并非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甚至是“人”，而是因为他是杰出的艺术载体、他精湛的技艺。得以全身，恰在于其本人被充分地“物化”。艺术家超越国族立场的个人经历，并不鲜见。在巴黎寻求政治避难的前苏联芭蕾舞者雷里耶夫，也是一例。我曾在《北鸢》中写到京剧名伶言秋凰，为票友和田中佐所赏识，纳为知音禁脔。但成败一萧何，亦因痴迷于京剧，和田终为前者所刺杀。完成了民族大义的言老板，说到底，身体力行了从艺术的替代物，最终觉醒为“人”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朗读者”米夏埃尔，也是一个载体。他承载了“过去”的文明的总和，也代表着过去向现在的发言。面对“无知”的打破，“朗读”的意义，并非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绵长、温和、润物无声的。它的漫长，提供了一个个可供思考、反刍与咀嚼的空间，并与少年的成长，同奏共跫。事实上，少年成长或许是认识历史最为直接的镜像。或许残酷写实，如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其中以《铁皮鼓》和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1968）；或许如哈哈镜，是喜剧外衣下的阴翳，笑中有泪，如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但总有着某种清晰而切肤的铭刻。何况，《朗读者》的因由，是一名成熟女性对少年情感与肉体的喂养，在这面目严正的民族文学谱系中，莫名地有了象喻的禁色之美。

在一次缠绵的旅途之后，米夏埃尔写了一首诗，模仿自他彼时正热烈阅读的诗人里尔克和贝恩。这首诗如此贴切地表达了他对汉娜的感情，或许亦可视为一首唱给历史的挽歌：

与君同心，两心相互来占有/与君同衾，两情相互来占有/与君同死，人生相互来占有/与君分袂，各自东西不回首。

庚子冬，于苏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