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天津教案 曾国藩的挫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广为传布。一座座尖尖的教堂在广袤的乡间拔地而起，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新宗教的传入，更是对中国人民族情感的深深刺痛。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官民屡次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史称“教案”。天主教堂为什么会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中国人又是如何处理教案的呢？

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

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原罪”就是它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侵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

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是侵略者的宗教，本身就是侵略的标志。这样的宗教，怎么能让中国人心平气和地对待呢？

更何况，晚清时期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从天朝上国、泱泱中华到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巨大变化。原来引以为豪的国家和文化，被蕞尔小国和野蛮文化打败。眼看着祖国滑向被人殖民的黑暗深渊，没有人能承受如此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国人迫切需要发泄苦闷与愤慨，最先深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势力首当其冲，“不幸”成为目标。一座座教堂在中国出现，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视为奇耻大辱。

早期来华西方人的优越感和粗暴跋扈无疑激化了中外矛盾。1861年，法国天主教贵州区主教胡缚理在贵阳街头乘坐紫呢大轿，带人游行“庆祝”《天津条约》签订，引起中国官民义愤，被群殴致死。之前，列强逼迫清政府赋予在华外国人“治外法权”。在华外国机构和洋人的特权过多过滥。一旦发生中外纠纷，外国人就倚仗特权逃脱中国法律追究，反过来压迫中国官府严厉惩处中方事主。更严重的是，一些外交官不问是非黑白，一味包庇不说，还习惯于将单纯的宗教问题、民间纠纷上升为政治问题。他们动辄就威胁清朝官员要“派兵来华保护”“自行缉凶”，强迫中方妥协。

基督教来华后并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相反，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中国百姓和教会组织的严重对立。中国人普遍无法理解陌生的西方信仰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一系列言行，进而排斥甚至仇视。比如，神父对婴儿的洗礼，在中国人看来就不人道；男女杂处和沉默的苦修也不为人理解；至于人体器官标本更是让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而教会不断吸收教民，破坏了由乡绅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威胁到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稳定和利益。不少地方上的无赖地痞混入教会，挟洋人威风欺负同胞，遭人鄙弃，被蔑称为“吃教者”。凡此种种，莫不给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火上浇油。

面对严重的仇视情绪，教会组织并没有积极做好解释和沟通，他们忽视了周围广大中国人的观感。比如，中国百姓怀疑教会挖人的“眼珠”泡在玻璃瓶里，其实那是神父和修女们在腌制大蒜。如果平日注意交流，类似的谣言根本就不会兴起。

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做法颇令人玩味。可能是在历次战争中被列强打怕了，凡是遇到教案，官府中人几乎都采取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做法。但不在位的士绅阶层，则“不谋其政”，一心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自身特权，或隐身幕后怂恿、或走到台前鼓动百姓反洋排教。他们喊起民族主义口号来，比基层民众更漂亮、更响亮。

于是，我们看到自从《北京条约》赋予列强“自由传教权”后，教案在大江南北层出不穷。从1860年至1899年的四十年间，仅控诸官府而有文献可寻的教案就有二百起以上。[4]其中最著名、对中外双方伤害最大、在中国被长期当作“爱国主义教材”的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天津城内发生了多起拐匪用迷药诱拐小孩的事件。

这原本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官府无暇侦破，事主和乡绅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捉拿人贩子。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很快就落网了。在愤怒民众的严刑拷问之下，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为法国天主教堂的王三所提供。[5]于是，群情愤怒，人们将怒火转移到了天主教堂身上。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法国天主教堂就是所有迷拐案件的幕后真凶。天主教堂办有育婴堂，收容了不少无家可归或者病重的中国孩子。可人们只看到了孩子进去，没看到过孩子出来，也很少看到教堂中孩子们欢蹦乱跳的情景。相反，有人在教堂里看到许多玻璃瓶子，里面装着各种器官，其中有的酷似人的眼睛。当年夏天，疫病伴随着酷暑侵入天津城，天主教育婴堂收留的儿童大多是遭遗弃的病孩，死亡者自然多于往常。人们看到教堂后面突然出现了不少新坟，自然心存怀疑。教堂因为和民众不睦，不敢在白天掩埋，选择在夜间草草下葬，埋得很浅，加上棺木短缺，又让两三具尸体挤在一口棺材里，野狗轻易就能刨开坟墓拖出小孩子的尸体，暴尸地上，舆论早就为之哗然了。所以，武兰珍的招供根本不用核实，义愤填膺的群众就认定天主教堂是罪恶的根源。

很快，天主教堂用药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消息在天津地区不胫而走，群情激愤。我们分析晚清的重大教案，会发现谣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传播作用。诸如“挖眼剖心”“迷拐幼童”“诱奸妇女”等始终是动员群众的最佳武器。

天津乡绅在孔庙集会声讨，学子在书院罢课声援，天主教堂外很快聚集了超过一万名愤怒的百姓。百姓和教民发生了口角，进而推搡。出离愤怒的人们开始向教堂抛掷石块。

危急之下，教堂内的修女计划邀请百姓派代表进入教堂，实地验证传言的真伪。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被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阻止（法国领事署在教堂的隔壁）。丰大业非但不想和平解决，还穿上礼服，挂上配枪，带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三口通商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调兵镇压群众。崇厚事后这样描述丰大业：“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我）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惹不起，暂且退避。丰大业便“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已”。崇厚“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

在衙门开枪逞威风后，丰大业又在返回的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双方没说几句话，丰大业又是拔枪向刘杰射击，当场打死刘杰的家人刘七。

“法国领事开枪杀人了！”围观的百姓蜂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群殴致死。消息传来，百姓呼喊着冲入天主教堂，扯烂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多人，并焚烧了教堂、育婴堂、法国领事署。英、美两国教堂受到池鱼之殃，也被愤怒的百姓烧毁。此外，骚乱波及外国商行，演变成全面的排外事件。外国外交官、神职人员、商人及其妻儿等，共计二十人被杀，还有数十位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百姓遇害。遇害的外国人都被肢解，投入河中。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至此酿成。

曾国藩的忍耐与务实

当时天津属于直隶省管辖。教案发生后，省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就收到朝廷的急令，要求总督曾国藩速速前往天津查办刚爆发的大骚乱。

天津教案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就要登场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农家子弟。他原本极可能老死乡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主要得益于两点个人品行：一个是严格自律，另一个是积极务实。

曾国藩思想的底子是程朱理学，他“日三省吾身”，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要求。后人纷纷叹服曾国藩的极端自律：如果恋床贪睡，不能黎明即起，曾国藩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有时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没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就骂自己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点，就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提笔重写一封语气平淡的回信；有时和人清谈，争口头便宜，曾国藩则认为自己妄语，如果再犯“明神殛之”；听到黄色段子，“闻色而心艳羡”，曾国藩痛骂自己是“真禽兽”；如果看到女子在座心里激动，难免说笑了几句，曾国藩就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即便如此自律，即便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认真的人了，曾国藩依然始终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深知勤能补拙，于是手不释卷，“不敢片刻疏懈”；处理政务极为小心认真，“寸心兢兢，且愧且慎”。

正是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曾国藩从小官下僚一步步升到了封疆大吏。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清朝给许多人下达了办理团练的旨意。但只有曾国藩凭着“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忍耐，历经外人无从窥探的艰辛与挫折，硬是从无到有编练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前，太平天国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还派出北伐军直捣北京城，急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抛出重赏，撂下狠话：不管是谁，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可以封！如今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天国，按说要封他一个“世袭罔替”的王爷了，结果，咸丰的遗孀、掌权的慈禧太后反悔了，只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而且老是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掌权的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湘军裁得怎么样了？”曾国藩见自己功高震主、遍布天下的湘军势力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他马上自我谦损，主动裁撤湘军，又顺从地离开南方老巢，出任直隶总督。他由此得到了朝野的一致称赞，到达了声誉的巅峰。

曾国藩把他的忍耐和务实，移植到了对外交涉中。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看着西方列强裹挟着坚船利炮和现代外交体制汹涌而来，曾国藩常常“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

残酷的事实让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没有实力与西方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实力去废除侵略者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既然如此，曾国藩就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保持和局。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信）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弱者不要轻易挑战强者，不然挑战不成反而再取其辱。我们与其盲动，招惹更大的打击和屈辱，不如遵守现行外交制度，利用新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信奉的“信”。

但是，曾国藩的思想超前了，沉浸在强烈民族情绪中的同胞们理解不了。

“信”，在时人看来是妥协、是退让，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即便是主流知识界也不认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绝大多数人把对现实的排斥表现为对外国的仇恨，认为一切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一切西方外交制度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盲目排外。对列强愤怒的声讨、对外交不切实际的构想常常赢得一片喝彩，而大讲“诚信”“恪守和局”的曾国藩自然就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但是，曾国藩不是投降派，他所说的“信”不是一味地退让，不是永远遵守强者的逻辑，而更像是韬光养晦。他说：“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的确，一国的国际地位不在于装模作样，不在于华丽的口号或强硬的声明，而在于自立自强。曾国藩希望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发展，卧薪尝胆，以待来日。他之前低调地兴办洋务、引进火器、派遣留学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可惜，在朝野大多数人眼中，曾国藩的唯一缺点恰恰就是他的“恪守和局”“媚事外夷”。

接到朝廷的急令时，声望正隆、有“天下第一督”美誉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健康情况极为糟糕。他右眼失明，肝病加重，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他的日记则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这位叱咤政坛几十年的股肱之臣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亲友、幕僚和下属纷纷劝曾国藩不要赴津。“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僚史念祖提醒曾国藩天津骚乱异常复杂，“略一失足，千古无底”，去是下策，拖才是上策。曾国藩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天津。当时，曾国藩正在“病休”之中。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感的直觉已让曾国藩预感到天津险恶，查办骚乱毫无把握，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甚至拼却一生的功名。

但是，曾国藩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不顾身染沉疴，怀着深深的隐忧，开始了悲壮的天津之行。在出发的前两天，曾国藩写信给两个儿子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不可能的任务

教案发生后，慈禧太后给曾国藩下达了两项任务：“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既不能得罪洋人，又不能委屈百姓，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要求，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遗憾的是，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远在北京城里的衙门老爷们，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周到”，只要能推卸自身责任和压力，他们根本不考虑底下的实情和经办人的苦衷。他们虽然让曾国藩去第一线主事，却并不授予他全权。曾国藩没有直接的外交权力，每件事情都要“请旨办理”。朝廷为了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平均三四天就给曾国藩颁布谕旨，指手画脚。事实上，谕旨已经给曾国藩规定了具体善后措施：查办焚烧教堂、杀害洋人的凶手；查办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

法国方面也提出了非常明确且异常强硬的要求。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要求惩治凶手，而且明说此案是天津地方官员主使行凶的，要求曾国藩交出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及天津总兵陈国瑞三人给丰大业抵命。如果不交人，罗淑亚扬言法国政府要派遣舰队远征中国，“便宜行事”。罗淑亚再三照会曾国藩要求上述三名中方官员抵命，并派翻译官德微里亚前来交涉。曾国藩置之不理，反问：“法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微里亚口塞不能回答。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教案虽然已过去二十天，但天津百姓依然激奋不已，满城嚣嚣。官民上下都强烈呼吁对外强硬，拒绝退让妥协。曾国藩的轿子在街头压根就走不动，拦轿递禀的官绅百姓填街溢市。曾国藩“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潮水般涌来的人们不知道，在朝廷和法国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并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

曾国藩好不容易到衙门坐下来，天津地方官员又集体进谒。他们无一不主张排外，请求不惜一战，“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曾国藩深切感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这是第三股压在曾国藩肩头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天津官民，全国舆论都要求对外强硬。天津教案成了同胞们发泄积怨，倾吐对中外现状不满，表达对强盛的渴望的窗口。很多达官显贵看到民心激昂，还主张利用民心，干脆撕毁之前的一切合约，与列强再决雌雄。比如，皇叔、醇亲王奕就信心十足地认为，可以借教案激起的民间激情，将国土上的所有洋人都赶下海去。曾国藩先前镇压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在人们看来是可以复制到对外战争中去的。他们对曾国藩的“驱洋”“灭鬼”寄予了厚望。天津街头巷尾就到处传言，说皇上调曾国藩前来是为了驱赶洋人的。为此，曾国藩不得不贴出告示，表白自己此行只是“奉命查办”，绝对“不开兵端”。他希望能够“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舆论对曾国藩现在的期望有多高，日后的失望就有多深。

清廷似乎对全民舆论一无不知，屈从法国公使的要求，决心牺牲天津知府、知县。曾国藩只好遵命，“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暗地里，他吩咐善待两位官员，又让幕僚给二人家里送去三千两银子，作为一时之需。

当时天津百姓团结一心，气势如虹。不少涉案百姓被捕入狱，城内外都视之为英雄，人人为之串供；没有被捕的涉案之犯，家家为之藏匿。曾国藩抓捕凶手一事，万分棘手。民间却已经将天津教案作英雄史诗般理解，画图刻版，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有人还将之编成戏曲演出，虽然很快被曾国藩查禁，但人心的向背可见一斑。

曾国藩设立发审局，日夜悬赏线索、缉捕犯人、审犯求供。即便如此，案件审讯进展缓慢，就连被审之人的口供都不能敲定。审案官员千方百计、严刑峻法，都不能让犯人供认一语，即便供认了犯人也时供时翻。涉案百姓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担当，纷纷说：“只要杀我便能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又说，“官办此案是国家的事，我等虽死亦说不得，但不能令洋人来辱我。”曾国藩为百姓们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所折服，可又苦于百姓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他感觉此案“节节棘手，越办越窘”。

北京衙门对曾国藩的劳累、苦楚视而不见，只看到案件迟迟不能了结，于是一日一函，语气越来越重，催促结案。“又要速，又要实，又要多，又要机密”，曾国藩的幕僚都认为朝廷“信笔豪言”，“何异痴人说梦”！

被抛弃、被唾弃的曾国藩

曾国藩已经决定牺牲百姓，来满足列强的要求了。他的内心经过了一番纠结和斗争：“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祸联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他没有被狂热情绪所左右，依然冷静地做出务实的选择。

1870年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

在奏折中，曾国藩虽然将板子打在了天津百姓身上，但同时提出了五个“质疑点”，详细解释了谣言越传越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原因。他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为天津官民辩护。比如，曾国藩指出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和中国人的地窖并无区别，但因为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最后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比如，曾国藩提到天主教的施洗仪式。教民死后，神父“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习惯用哭丧来表达悲伤的中国人对此无法理解，并且觉得洋人诡异、鬼祟。

应该说《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大致是公允、客观的，然而，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下令将奏折公开发布。发布之时，慈禧故意删除了曾国藩为天津官民辩护的五点意见，导致整个奏章都在将责任推给天津百姓。奏折一公布，原本对曾国藩寄予厚望的舆论迅速转向，“卖国”“投降”“卑躬屈膝”等骂声劈头盖脸地向曾国藩扑去。

可见，慈禧并非“不得主意”，而是极富心机。她急令曾国藩去天津查办，将曾国藩推到台前，既为了解决棘手难题，又可让他替自己和朝廷承担所有的压力和指责，借此打击声望正隆的曾国藩和异军突起的湘军势力，可谓一箭双雕。慈禧轻轻地删除几段话，就把曾国藩钉在了“卖国”的耻辱柱上，洗刷了自己卖国的嫌疑，反衬出自己的“公正”与“爱国”来。至于之前催逼曾国藩查办天津官民的朝廷衮衮诸公，如今都三缄其口，任由曾国藩一个人陷入旋涡之中。曾国藩被身后的朝廷抛弃了！

曾国藩有口难言，无法自辩。他又不能说朝廷公布的奏折篡改了自己的意思，只好再一次“打碎牙齿和血吞”。亲友和幕僚则纷纷劝告曾国藩转换态度，讨好舆论。毕竟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没有敲定，曾国藩还有奋力逃出旋涡自救的机会。曾国藩沉默了。

九月，曾国藩还是奏报清廷，定首批“要犯”三十二人，其中十五人正法，十七人流徙；十月又将九名“要犯”上奏，其中正法五人，四人充军。曾国藩根据“一命抵一命”的原则法则，拿二十条中国人命给被杀的二十名法国人一个“交代”。朝野直斥此举荒谬。行刑之时，百姓万人围观，为就义之人壮行。市民高呼就义者“好汉”，“好汉”们也引吭高歌。屠刀一落下，举国哗然，可同时也堵塞了法国人的嘴。暗地里，曾国藩又派人一一抚恤死者家属[6]。地方官员张光藻、刘杰二人被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军，曾国藩就写信给盛京将军、吉林将军，请求沿途予以照料；又写信给黑龙江将军，托付加意优待。此外，曾国藩还筹银一万余两，作为二人赎罪之费。

曾国藩自然料到自己忤逆民意大开杀戒，必将得罪舆论。但是他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但是他没有料到，自己从此由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虎坊桥长郡会馆中悬挂的曾国藩“官爵匾额”被人击毁。湘籍士大夫集会，一致决定将曾国藩名籍削去，不承认他是湖南同乡。一个举子撰写了对联，刻薄挖苦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湘军出身的王闿运对曾国藩也不理解，写信给曾国藩说：“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在王闿运看来，曾国藩辜负皇恩与百姓，简直就是个士林败类、朝堂奸臣。

可是，激怒的同胞们似乎忘记了所有的措施都是经过朝廷“恩准”的。除了曾国藩这些无奈又严酷的措施，旁人身处他的位置又会如何作为呢？

曾国藩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唾弃，顷刻间从政治巅峰迅速滑落。他的身体状况也更加糟糕，晕眩加重，每日有精力的时间越来越短。可是他还不能休息。天津教案尚未完全料清，朝廷又急令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原来，前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这被普遍认为是一起政治谋杀，两江地区出现动乱征兆。慈禧太后又要曾国藩去当救火队员，把他推入满布荆棘的前台……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极少对外交涉，也极少发表见解，每天除了养病，就是翻阅经书和史书。两年后（1872年），曾国藩死在了任上。

时间往往是消除误解最好的工具。三十多年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慢慢学会了如何理性相处。新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和观念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付出一次次昂贵的“学费”后了解了“弱国更要讲外交”；而西方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简单粗暴地行事只能激化中外矛盾，有百害而无一利。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列强政府明令禁止本国传教士在中国“包揽词讼”，要求在华侨民自律。法国政府则宣布放弃对在华天主教堂的保护权。在华教会势力深入中国村社，注意缓和与中国人的矛盾，教案在中国也越来越少。

扩展思考：近代教案

1.教案是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近代教案频繁发生，有的说是列强侵略造成的，有的说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有的则指斥教会组织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你如何理解教案频发的原因？

2.如果你是曾国藩，请问该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让朝廷、列强和激愤的老百姓三方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