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贞观初年，河内人李好德装神弄鬼，大肆宣讲妖妄之言，非议朝政，下狱待罪。唐太宗下令朝廷官员集会商讨处置之法。大理寺丞张蕴古研析案件，认为李好德神智不太正常，“癫病不当坐治”，即精神病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唐律规定，凡口出妖幻之言妄议朝政君王的，处以绞刑。同时规定，对于身体笃疾之人，应由大臣上请皇帝予以减免处罚。疯癫病属于笃疾的范畴，所以张蕴古奏称李好德为疯癫之人，不应像常人一样处罚。唐太宗采纳建议，决定宽宥李好德。

张蕴古事后竟然去牢中将皇帝许可宽宥的情报提前告诉了李好德，据说两人还在监牢中下棋解闷，这便有泄露消息通风报信的嫌疑了。很快，监察御史就弹劾张蕴古与李好德有利益关系，故意纵放犯人。唐太宗大怒，不由分说命令将张蕴古推出去斩首，堂堂的大理寺丞很快就在长安城的东市身首异处了。这是贞观五年（631年）的事。

据《旧唐书》记载可知，张蕴古是一位有能力、有抱负的官员。他“性聪敏，博涉书传，善缀文”，记忆力超群，看过的碑文过目不忘，棋局被打乱后能一子不差地复盘，“背碑覆局”这个成语的典故就出自张蕴古。他还通晓时务，是经世济民之才，为官府所称许。入仕后自幽州总管府记室上调中书省，于唐太宗即位后上呈《大宝箴》，劝谏新皇上以天下苍生为念，公正勤勉。唐太宗也很赞赏张蕴古，赐予束帛，提拔为大理寺丞。

在张蕴古之死上，当事人并没有丝毫辩解的机会，真相到底如何，旁人始终不知情。唐太宗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颇为后悔，他联想起了三年前的另一桩案子。贞观二年（628年）十月，唐太宗调时任瀛洲刺史的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起初答应了，可不久又反悔了。唐朝的交州是今岭南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一带，开发落后，属于乌烟瘴地，生活艰难。卢祖尚便借口旧病复发，拒绝赴任。唐太宗先派杜如晦传旨，卢祖尚坚决推辞；又派遣卢祖尚的大舅子去规劝：“普通人尚且言而有信，你身为朝廷大臣，当面许诺，怎能事后反悔呢？你最好抓紧上路，朝廷三年之后一定召还你。”卢祖尚说：“岭南瘴气很重，需整日喝酒抵御，我不喝酒，此行怕有去无回。”唐太宗得报，大怒：“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当即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卢祖尚是唐朝建政过程中的有功之臣，横遭杀戮，唐太宗事后也感后悔。

如今再次痛杀大臣，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张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博戏，泄露朕言，这是重罪。如果按照律法判处，罪不至死。朕当时在盛怒之下将他处死，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劝阻，有关部门也不复奏，就把朝廷大臣斩首了，有这道理吗？”指责完旁人不照章办事后，唐太宗又从张蕴古案联想到了所有的死刑案，其中有没有仓促执行、不公不当的呢？于是，他下令：“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复奏乃行刑。”自此，唐朝司法部门判定死刑后，要奏请皇帝批准执行。皇帝在死刑犯人的名字上“勾决”后才能执行。这个过程要反复三次，故得名“三复奏”。

唐太宗强调三复奏制度之后，起初司法部门并不重视。相比司法公正，各衙门更在意行政效率，往往连续行文、请示三次，迅速走完司法流程，根本达不到保障司法公正的效果。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唐太宗察觉到三复奏制度的漏洞，做出修补：“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复奏。”京师地区的死刑判决要五复奏，地方州县死囚行刑前要三次复奏。不能为了复奏而复奏，至少得隔天进行，比如五复奏要行刑前一天奏请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要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只有犯下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长辈的大逆之人行刑，才只需复奏一次。为了保证复奏制度能真正落实，唐律规定官员不待复奏批准就用刑的，流放二千里；即使复奏批准了，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果提前行刑判处徒刑一年。处决人犯当天，宫廷尚食不能向皇帝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奏乐不演出，皇帝寡淡禁欲，以示悲天悯人之心。

唐太宗建立复奏制度，体现了“慎杀恤刑”的思想。中国政治是道德色彩浓厚的政治，对于伤人躯体、夺人性命的重刑在主观上就是排斥的。先秦时代就有“明德慎罚”“明刑弼德”等思想，主张司法量刑一定要慎重，能不用重刑就尽量减免。人死不可复活，死刑案要慎之又慎，必须程序周密、严格执法，而且留出足够的思索时间和调整空间。为此，历朝历代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创建了死刑复核和死刑复奏（核奏）制度。两者相互配合，落实了慎杀恤刑的思想观念，也保障了司法正义。死刑复核是判定死刑，是死刑复奏的前提，没有死刑复核，就根本不需要复奏；死刑复奏是皇帝批准执行，没有死刑复奏，死刑复核就难以落到实处。那么，死刑核奏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唐太宗发明的五复奏制度又在其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