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山东登州的百姓韦大正在家中熟睡，突然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剧烈的疼痛。他惊醒之后，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床前站着一个黑影，正举着一把刀向自己砍来。韦大吓得连忙一边往后缩，一边下意识地用手去护住自己的头部。那个黑影挥舞着刀，连砍了十几下；韦大疼得四处躲闪，嗷嗷大叫。不知道是担心韦大的叫声招来其他人，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黑影主动中止了行凶，夺门而逃……一起未遂凶杀案就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当地的县尉前来勘察案发现场。首先检查了韦大的伤情。韦大身中十多刀，但是大多是轻伤，唯一一处重伤是韦大用手挡刀时，被砍掉了一根手指头。接着，县尉询问了韦大和左邻右舍，得知韦大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外貌非常丑陋，性格老实本分，从来不招惹是非，没听说有什么仇人。于是排除了“仇杀”。那么，会不会是“劫财”呢？县尉看看韦大家，除了门窗和一张床，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邻居们做证，大家都知道韦大是穷光蛋。劫财杀人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那么，到底是谁要杀一个老实的穷光蛋呢？

左邻右舍七嘴八舌地透露出了一条重要信息：韦大刚刚定了一门亲事，他以几担粮食为聘礼，和一个叫阿云的姑娘订了婚，那个阿云才十三岁。县尉立刻联想到，凶手连砍韦大十几刀，都没有把人砍死，可见力气很小。十三岁的阿云符合凶手的特征，而且和韦大有密切联系，作案的嫌疑很大。他下令传唤阿云。

阿云传到后，县尉恐吓她说：“阿云，你砍伤丈夫，还不如实招来！”

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哪里经得住吓，一五一十地招供了作案的经过。原来，阿云从小没有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困苦。不久前，母亲也不幸逝世了。阿云正在悲痛之中，她的叔叔贪图小利，竟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老光棍韦大。阿云见韦大又老又丑，极不情愿婚配。她就把一系列的悲痛和不幸，都埋怨到了韦大的身上。昨夜，阿云鼓起勇气，拿刀摸进韦大家行凶。没想到人小力气弱，没有能力杀死韦大。阿云害怕了，最后夺门而逃。

一桩未遂凶杀案，就这么侦破了。应该说，案情简单清楚，犯人供认不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定罪。

案发地县衙门的初审，给阿云定的罪名是“谋杀亲夫”。

谋杀，是非常恶劣的刑事犯罪。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社会和谐稳定，对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处置非常严厉，一般按照“杀人偿命”的原则处置。而“谋杀亲夫”则是罪上加罪。因为谋杀的对象是在纲常伦理上居于尊位的丈夫，所以谋杀亲夫是传统司法中的“恶逆罪”。恶逆，是十恶之一，也就是俗称“十恶不赦”的重罪。谋杀亲夫是要立即斩首的，在一些朝代甚至是要凌迟的。案发地县衙门的官吏们，可能也同情阿云，但小姑娘毕竟向未婚夫举起了屠刀，只能公事公办了。

县衙门按照程序，把案卷呈送了登州衙门，到了知州许遵的手里。

知州许遵对阿云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为什么对阿云案有浓厚兴趣呢？原来许遵是一个进士出身的读书人，仕途初期是在大理寺当官，有深厚的司法功底。他外放地方，当过多个州的知州，朝野普遍认为他“懂司法”“会判案”。当时政坛上有小道消息在传，说许遵马上就要“高升”了。所以，许遵很可能想在这个时候，在阿云案上表现一下。当然，许遵也可能纯粹是非常同情阿云的遭遇，本着中国古代司法的“哀矜之心”和“慎刑传统”，有心对阿云网开一面。

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许遵改判了初审的结论。许遵认为，阿云在为母亲守丧期间，由叔叔做主嫁给了韦大。按照法律规定，守丧期内不许婚嫁。所以，阿云和韦大的婚约是违法的，也就是无效的。阿云和韦大并不是夫妻关系，而是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关系。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阿云“谋杀亲夫”的罪名。阿云接受县尉传唤的时候，主动供认了行凶经过，和一般的嫌犯有异，属于自首的范畴，可以从轻发落。许遵这么改判，有很明显的倾向，他就是想救阿云一命。普通人行凶未遂，然后向官府自首，只要流放几千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保住一命。

在这里，我们应该给许遵“点赞”。作为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许遵没有耀武扬威，也没有搁置权力不用，而是用来拯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姑娘。

许遵改判后，阿云案的案卷按照程序，呈报中央的审刑院和大理寺。北宋的审刑院是宋太宗时期创设的新机构，把刑部的司法审查权独立出来，成立了新的审刑院。它和传统的大理寺一起组成了北宋时期的中央司法终审环节。

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官员接触到阿云案后，部分接受了许遵的意见，也认为阿云和韦大的婚姻关系是无效的，阿云没有谋杀亲夫。但是，他们认为阿云虽然不是韦大的未婚妻，但是阿云谋杀未遂，已经造成伤害他人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宋刑统》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审刑院和大理寺根据这一条法律，推翻了许遵的意见，改判阿云是“谋杀已伤”罪，按律处以绞刑。这样的处罚在县衙门的初审和许遵的复审之间，在客观上取了一个折中。接着，他们把这个判决上奏给宋神宗确认。

宋神宗赵顼阅读了阿云案后，也很同情这个小姑娘。好在皇帝的权力可以超越任何司法机构、任何程序，所以宋神宗可以利用皇权又一次对阿云案进行改判。只见他大笔一挥，“敕贷其死”，也就是允许阿云出钱赎免死刑。古代法律存在允许罪犯花钱赎罪的制度，宋神宗此举就给阿云留了一条活路。应该说，阿云案发展至此，走完了所有的司法程序，阿云的命运似乎也很清楚了。然而，现实的发展永远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登州知州许遵得知终审判决后，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首先，他觉得朝廷的衮衮诸公，一点都没有宽容和慈悲之心；其次，他知道阿云家境贫寒，肯定不能在规定时间交纳赎金。所谓的“敕贷其死”并没有实际意义，阿云最终难免性命之虞。

许遵决定为阿云争取生命。他埋头翻阅法律条文，发现就在阿云案案发后不久，宋神宗于熙宁元年七月曾发布一道敕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也就是说，谋杀未遂、致人伤害的，如果向官府自首，则可以减轻二等处罚。这条敕令简直就是为阿云量身定制的！许遵大喜过望，连忙抓住这条敕令，重新上诉阿云案。这回，他把案件上诉到刑部，刑部是北宋最高的司法机构。刑部的官员接到上诉后，认为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判决是正确的，他们同意维持原判，不支持许遵的上诉。

上诉失败，许遵争取改判的正常渠道已经全部堵死了。可戏剧性的一幕，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许遵升迁了。许遵升迁到哪里去了呢？恰恰是负责阿云案终审的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大理寺卿。这样，许遵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推翻阿云案进行重审。而且，许遵也确实想这么做。

还没等许遵启动申诉程序，御史台的御史老爷们坐不住了。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监督行政，而北宋又是一个儒学繁荣昌盛的时代，读书人踊跃思考，参政议政活跃，常常有慷慨激昂之举。许遵在阿云案上纠缠不下，御史老爷们就抓住许遵不放。他们纷纷弹劾许遵，说许遵借职务之便行枉法之实。还有人直接揣测许遵的心思，说许遵借翻案之机沽名钓誉，弹劾许遵自我表现，徇私枉法。

许遵一方面是申诉翻案面临重重阻碍，一方面即将被弹劾的唾沫星子所淹没。他在左右为难之中，倔强地到朝堂上直接向宋神宗陈诉了此案。正是许遵的这个不寻常举动，让阿云案上升为了更加不寻常的历史事件。

我们来看看许遵是怎么说的：许遵先陈诉了阿云案的来龙去脉，然后直接批评刑部的观点不对，认为阿云附和敕令规定的从轻处理的范畴，刑部“弃敕不用”是“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不符合宽容仁义的价值观。最后，许遵请求将案件发给“两制”讨论。所谓的“两制”，指的是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从唐朝开始，中书省负责替皇帝制定政策，具体执笔的官员就是中书舍人；从唐高宗开始又招揽一些饱学之士，伺候皇帝草拟诏书、出谋划策，到唐朝中期正式成立翰林院安置这些学士，称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其实是皇帝的政策咨询和决策班子。他们当中加“知制诰”头衔的人，掌握着书写诏书、制定政策的巨大实权，往往是皇帝的心腹。北宋继承了唐朝的制度，两制官员辅助皇帝决策。现在，许遵请求把阿云案提交给“两制”讨论，就是请求在最高政策制定层面分析、论证阿云案，得出一个权威定论来，而宋神宗赵顼接受了许遵的请求。他们两个人一起，把一件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

大家没想到的是，阿云案此后犹如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引发了官员阶层的激烈争论，触动了北宋政坛的变革。许遵也好，阿云也罢，都成了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