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宇文融在世时事功煊赫一时，身故后名声遗臭万年。搁置道德争执暂且不论，我们会发现宇文融身负的众多职务——括户使、括田使、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劝农使等，它们不是正式官职，却是宇文融建立事功的权力保障；它们没有品级，却赋予宇文融难以估量的实权。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职务有三大共性特征：

首先，职务都来自皇帝的信任。宇文融与唐玄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唐玄宗将他视为自己人，高度信任，不断赋权；宇文融依附于唐玄宗，言听计从，才能持续争取权力解决新问题。

其次，职务设置的目的是解决棘手难题或者监管死角。正式衙门层级分明、制度严明，用文山会海来处理政务，他们的变化完全跟不上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特征就是保守性，制度设置相对稳定，而变化的现实呼吁创建新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机构。而创建新机构面临设官置职、配套官员、协调与体制关系等问题，困难重重，设置新机构本身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皇帝迫切要解决问题，指派官员临时处理，更简单直接，也更有成功的可能。

最后，担任临时职务的人，最为关键。临时任务的难度显而易见，临时职务的职权是不固定的，注定将要不断调整，这就对担任临时职务的人提出了高要求。士大夫虽然抨击宇文融，但也承认他“明辩有吏干”。在括户运动中，宇文融表现出了知人善任、敢想敢干、精明强悍等优点。唐玄宗也深谙此理，授予了诸多特权，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不断破格提拔宇文融等人。简单说，宇文融的这些职务都是因事找人，选贤任能，事毕则罢。有学者将类似的职务定义为：“举凡常以他官去充任，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

唐朝不是使职的创始期。早先时候，君王就开始派遣亲信临时解决问题，比如诸多的差使、钦差等，都是短暂行事，且没在历史车轮上镌刻下痕迹。真正将使职固定化、普遍化，开始于宇文融。宇文融括户是唐代政治体制演变的“关键点”，虽然个人没有善终，但他开启的使职化行政倾向为之后的帝王所继承。

使职可以让皇帝随意绕开既有体制，甩开官僚集团，选拔看中的人才，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它极大地扩张了皇权，提高了政治体制的弹性和灵活度，能够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实。宇文融以总领国家财政的方式，打通各个环节，灵活机动地处事。唐朝中后期干脆设置了度支使、盐铁使、户部使，分掌财政，就是在宇文融思路的启发下，按照财政收入来源对国家财政进行划分。北宋在这三使之上设置“三司使”，统领三使，完全架空了宰相，人称“计相”。同样，知府、知州、知县乃至总督、巡抚等宋朝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官职，其实都是使职。朝廷下放官员临时负责地方事务，得名上述官名，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等。本职官位只是确定他们的品级，明确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实权和前途都来自使职。

官制的使职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特征。唐朝之后，历朝历代频繁任命使职。当使职制度化后，就变成了正式官职，成了自己当初的“革命对象”。帝王就开发新的使职，来覆盖已经僵化的旧使职，最典型的就是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明朝皇帝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提拔一些亲信才俊作为内阁大学士来协助处理政务。几百年后，内阁大学士俨然成了新的宰相，暮气深重。清朝皇帝于是成立军机处，提拔亲信担任军机大臣，又架空了内阁大学士。终清朝一代，军机大臣始终是一个使职，是一份临时的差使。

使职浪潮，名目各异，永恒不变的是皇权的自由洒脱。皇帝对使职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能解决现实问题。当唐朝官僚集团将宇文融贬死天涯海角多年之后，唐玄宗还对他念念不忘，对宰相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那么现在国家缺钱，你们能像他那样给我筹来钱吗？）

权力的需求，导致使职制“临时”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