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重点领域先行向协同推进、一体建设升级

我们的法治建设，在过去一段时期中，采取的是分领域、分步骤逐步推进的经验渐进路径。这种路径在法治建设初期有其必然性，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这一路径的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法治建设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有些领域推进较快，有些领域相对滞后；二是某些领域的滞后开始影响法治的整体推进，影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三是法治建设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困难，某些深层次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而这些问题单靠所在领域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执行难、司法公信度不高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适时从整体上统筹考虑法治建设，进行法治发展的顶层设计。

目前，我们已经就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达成了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这种顶层设计对法治建设同样重要。未来，法治中国建设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尤其要针对事关法治建设全局的重要领域、重要问题进行全盘统筹考虑。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法治发展，客观地讲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要相比，我们的法治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适时进行顶层设计，对法治发展进行整体而长远的战略规划。未来，我们要通过顶层设计，对法治发展做出整体上的长远规划，并提出亟需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加强法治建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法治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顶层设计，需要宏伟蓝图指引。没有蓝图的顶层设计，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我们需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花大力气研究、探索未来我国法治发展的大方向、大目标，进而勾画出我国法治发展的理想图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体现了对我国法治发展未来蓝图的思考，体现了法治发展的顶层设计。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沿着这一方向扎实推进。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再到“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我们国家的法治发展，主要走的是国家主导的路径。国家主导并不是说社会就不发生作用，而是说社会的作用相对于国家来说是小的、不具支配性的。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实行国家主导的法治发展模式，和以下几点紧密相关：一是我们的改革是国家主导型的，不只是法治事业，其他事业的转型发展都是由国家主导的。改革的发展路径决定了法治的发展路径。二是在改革启动之初，计划体制支配一切，社会力量还很弱小，无法承担起推动法治发展的重任。三是现代法治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社会对法治的熟悉、接受、依赖等本身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法治的发展，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结构开始从国家一元型，变成国家—社会二元型，国家—社会鼎足而立的局面开始形成。随着社会的发育、成长，社会力量对法治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力量对法治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结构性力量通过各社会系统传递，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法治发展。例如，随着教育事业发展，中国培养的法律毕业生越来越多，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工作，有力促进了法治建设。一种是社会力量凝合起来集体表达，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法治发展。社会力量的加入，意味着中国法治发展又多了一个主要推动力量，发展路径将从国家主导型向多元共推型过渡，“国家”唱独角戏的历史结束，“社会”开始登上舞台。

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重要支撑。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全民守法，“一民之轨，莫如法”。所谓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上访、信访，要靠找门路、托关系，甚至要采取聚众闹事等极端行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法治状态的形成，既有赖于执政党的倡导、政府的推进，也有赖于市民社会及民众的自觉与广泛参与。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重在“治官”，但也要求“治民”。